方块壮字文献生存及传承状况调查分析

时间:2022-09-18 12:40:12

方块壮字文献生存及传承状况调查分析

[摘要]历代壮族先民运用方块壮字记录生活的诸多方面,经长期创作积累,形成了大量的手抄文本。这些手抄文本实质上就是保存于民间的壮族文献,是壮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根据在龙州、象州、忻城三县田野调查得知,目前方块壮字文献仍在宗教经书、山歌唱本、民间故事传说等特定领域流行。现存的方块壮字文本在民间的流传呈现出衰落趋势,但还将以艰难姿态传承下去。

[关键词]文献;方块壮字;生存;传承

[作者]黄南津,广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高魏,广西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4;陈华萍,广西大学文学院200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93-006

一千多年前壮族先民借鉴汉字造字方式,借用汉字或利用汉字部首,创造出用以记录壮语的民族文字――方块壮字,壮语称之为sawndip,意即生字,不成熟的字。

历代壮族先民运用方块壮字记录生活的诸多方面,经长期创作积累,形成了大量的手抄文本。这些手抄文本实质上就是保存于民间的壮族文献,是壮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梁庭望先生《方块壮字及其文献新探》一文中系统地把方块壮字文献分为了宗教经书、碑碣、讼牒、契约、谱碟、信函、记事、民歌、长诗、剧本、说唱等十一方面。方块壮字文献中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壮族麽经布洛陀》、《嘹歌》等,其中《壮族麽经布洛陀》列入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由于方块壮字从未得到历代官方的规范和认可,也没能发展成为壮族的通用文字。其文献只能在民间以手抄形式传承。随着拼音新壮文的出现、浩劫及汉语文在壮族地区的进一步普及,方块壮字趋向衰落,手抄文献也在逐渐失传,亟待抢救和保护。

为了解方块壮字文献的现存状况及传承情况,我们选取广西左江流域、柳江流域的龙州、象州、忻城三个壮族聚居县分别于2008年寒假和2009年暑假进行田野调查,本文根据调查所获分析当前方块壮字文献的生存、传承状况。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虽然方块壮字文献的传承显现出衰落趋势,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此次我们在龙州、象州、忻城三县共收集到了217部近100万行的方块壮字文献及发现不少线索,足以说明其仍然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一、方块壮字文献的现存形式

(一)宗教经书

宗教经书主要为壮族民间宗教的经书,是方块壮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相当的比重,也是目前方块壮字文献存在最为稳定的领域。

壮族麽教和壮族师公教都是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它们的神职人员被称为麽公或师公。壮族人依然保留麽(师公)教信仰,这是麽(师)公赖以存在的基础。丧葬仪式由麽(师)公来做法事超度死者灵魂;逢年过节也由麽(师)公禳除灾难祝平安,麽(师)公在壮族民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职业,从事红白法事。麽(师)公在各种宗教仪式上大多有经书诵读,这些经书一般都用方块壮字书写,经过代代相传,往往带上了某种传承的神圣性。同时,有一批精通方块壮字的麽(师)公,他们在传授麽(师)经内容的同时也传抄了方块壮字文献,因而此类文献在民间的流传最为稳固,仍有相当的生存空间。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方块壮字文献及线索大多来源于此类麽(师)经,约有25000多行。其中龙州县金龙镇美女村李彩明的《塘佛科。李官廖王兼绩辉官文武两叩》和《葬经》的价值较高,两部文献共有8000余行。《塘佛科’李官廖王兼绩辉官文武两叩》包含了吹香、小路塘落、塘票、马、亦宽回疥、祝卞、见卞、终燕科、塘汩仙、塘替大畜地道之路、送师科等19项宗教仪式上诵读的经文;《葬经》则包含了燃灯科、开经科、献洒科、引路灯科、召亡科、买车科、斗牛方书、度性奉血供饭科、上祭科、巫开路科等丧葬经文,详细记录了民间的葬礼仪式。其他的还有陆安福的《鲜击星科书》、陆业生的《新编陈子佳造葬日事宜应念藏书卷八・召亡书科》、农美星的《送虎书科》、《流年书科》等,都是非常典型的麽(师)经。这些经书大部分为五言或七言押腰脚韵的壮族诗体形式,也有部分散句,真实记录了壮族民间活动,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此外,方块壮字还流行于壮族民间道教和佛教的经书中。如忻城都乐村莫道士供奉的经文,龙州紫霞洞住持收藏的经书唱本,皆非道教或佛教经典的译文,而是取其部分内容,结合壮人生活重新用方块壮字编写,实际上是壮化了的佛教与道教经书。

经书常被赋予神圣性,一般不示外人。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壮族聚居的村屯,一般都还保留着一到几个宗教小团体,例如我们在龙州县水口镇桂洞村调研时,就刚好碰到两个麽公在做法事。因此民间宗教方块壮字文献的存在还较为稳固。

(二)山歌唱本

壮族素有“歌海”之称,著名的刘三姐被人们奉为“歌仙”。壮族人民把自己的情感、经验用山歌传唱并用唱本形式记录下来,用以传情、叙事、择偶、庆喜祝福、交朋结友。千百年来,山歌一直活跃在壮族人民中间。《岭表纪蛮》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壮乡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其人生观上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可见唱歌已成为壮族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习俗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歌王、歌师、歌手,他们既是壮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授者,同时又使得方块壮字文献得以流传。时至今日,壮乡的大街小巷、屯里村间依然可听到阵阵歌声,唱山歌仍是相当一部分人茶余饭后乐此不疲的活动,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还经常碰到热情的壮乡人为我们即兴对唱,可见民间山歌还有相当的生命力。民间艺人把这些原生态的山歌用方块壮字记录下来并整理成册,创作了大量的山歌唱本;山歌爱好者通过转抄这些文献,使得这些民歌唱本流传开来。民歌唱本的流传,是方块壮字文献得以存在的主要社会条件之一,也是方块壮字使用得最多、最经常、最得心应手的领域。在此次收集到的文献中,民歌唱本占了大部分,约有587000多行。这些民歌的内容和形式多姿多彩,风格也各具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题材:

一、历史歌,也称传扬歌,主要是评价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或讲述朝代更替。如忻城县兰炳玉的《历代帝王接替歌》、傅子现的《新中国朝么欢》、刘宝明的《执政歌》等,反映了壮族人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看法,对历史的评价及记载褒贬大致得当。二、生活歌,以反映婚恋、家庭、个人悲惨命运以及生活艰辛等为主要题材,如《思练里进妻子别婚》、《叻布干故父母苦情》、《矿工悲百情》等,多是叙述人生悲欢离合、抒写生活酸甜疾苦或叹其命运之苦的山歌。三、情歌,主要以对唱形式为主,也是民歌中占有相当比重的题材,如《传统情歌》、《青年爱情对唱书欢》、《青年恋爱欢》。四、地域山歌,主要是直接以地名命名在地方传唱的专集,如《来宾县三里书欢》、《龙州山歌》、《新圩乡板寓庄于米娱书宽》等。五、其他题材,如《拾劝》、《噗垂傍欢》、《比朝歌》

等。最有代表性的是《古老传统壮歌选集》,约9000行,包含了各种题材的山歌,唱本或劝勉立志充满哲理,或吟咏酬答反映民俗,或触景抒情妙喻横生,体现了壮族人民的非凡智慧。

目前,不少壮族歌手仍习惯用方块壮字编写、传抄山歌唱本。老一辈歌手保存的抄写年代较早的歌本,抄写和制作都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歌本样式,同时还能继续用方块壮字创作新的歌本。如忻城县城关镇白沙村的傅子现老先生,已是82岁高龄,不仅喜欢唱山歌,还热衷于创作山歌,他保留的歌本在当地有相当的流传度,另外还有忻城县果遂乡蓝炳玉和蓝光荣等的山歌本,制作沿袭传统方式,以牛皮纸作封面,内文用细砂纸,线装而成,抄写工整有序。而年轻一代歌手的歌本大都比较随意,传抄时往往都刻上了自己的烙印,如龙州县歌手陆业生和林宏英的《龙州山歌》,都是随便用笔记本或作业本即兴抄写,抄写以自己能看懂为主,内容也较为杂乱。

大量的山歌唱本还存在于民间艺人当中。忻城文化馆馆长樊圣林先生是资深的方块壮字文献研究者、收藏家,整理、翻译了众多的方块壮字文献,他收藏的方块壮字文献有200本之多,其中有大部分是山歌唱本,此次收集到的文献有大半得益于他的收藏。他介绍说,用方块壮字书写的山歌唱本,大都押符合壮音的韵律,像脚腰韵、头脚韵等,读起来很顺口,所以对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壮族人来说,方块壮字非常好理解,也很好记忆,是汉字诗歌无法比拟的。

与麽经相比,山歌唱本文献表现出相对较强的活力,流传的也较广泛,但传承的严谨性不够,而且现在壮族民间唱山歌的人已日见其少,唱者基本为中老年人,用方块壮字抄写的唱本也只在少数壮族歌师、歌手及山歌爱好者之间流传,断层现象较为严重。

(三)民间故事传说文本

民问故事传说文本是方块壮字文献又一重要的存在形式。流传于壮族民间的故事种类繁多,既有壮族自己的民间故事,如布洛陀创世故事、刘三姐等,又有融合了汉族古典文学作品及汉族民间传说的故事,如经过改编的富有壮族民族特色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故事、秦香莲、何文秀等。这些故事主要用方块壮字来记录,经过壮族民间艺人的加工整理以及爱好者的转抄,形成了大量的文献。且如前所述,壮族人民喜欢唱歌,因而这些民间故事往往被民间艺人编成五言或七言的歌体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唱起来更是娓娓动听。这些民间故事广为传唱,方块壮字文献也借以广泛流传。在壮族人民看来,“唱故事”和“讲故事”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所以大部分文献本身既是故事又是唱本,因而民间故事传说文本的流传有着与山歌唱本一样的优势。经过初步整理,这些故事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民族创世传说。主要是创世的故事,如《天地形成》、《唱》、《古老传统盘歌》、《葫芦兄妹》、《伏仪芝梅造人伦》、《水泡天门》等传说,与汉族传说里的开天辟地大相径庭,其核心内容为“洪荒中只有两兄妹(一说姑侄)躲藏在葫芦(‘勒勾’)里才幸免灭绝,无奈成婚,生下像磨刀石(‘咽盘’)一样的肉团,砸碎撤向四方,变成人类得以繁衍”。二、改编过的汉族传统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犯良故事》、《童永仙女》、《何文秀故事壮歌》、《唐僧取经》、《陈世美秦香莲》、《刘文龙》、《薛仁贵征东》、《梅良玉故事》等,价值较高的是忻城县莫恒运转抄的关于薛仁贵征东征西的故事,共计5824行。流传最广的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仅在忻城县就收集到了7个不同版本的文本,故事内容大同但有微殊,有的把梁山伯变成了刘山伯,有的是去广州、柳州等地读书,有的把化蝶改为了祝英台割脉自杀,或是梁祝二人死后结为连理树等等,充分展现了壮族人民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三、民间真实故事。这类也占到了相当的比重,它们多为真实的个人悲惨命运,或哀身世之苦难,或叹婚姻之不幸,与诸多反映艰辛生活的民歌唱本实为同类。这类文献主要在忻城县流传,形成比较独特的“壮欢”形式(壮族山歌的一种形式,“欢”是壮族最先出现、流行地区最广、名称最一致的五言民歌总称,在来宾地区一般把山歌统称壮欢)――忻城悲歌,以悲传情,多揭示社会的不公和弱势群体的悲惨命运,表现壮民族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追求。

民间故事传说文本尽管创作水平不一,流传度不够广,但据樊圣林统计,他收藏的文献中共有73万余行各种“悲歌”(包括民间故事传说文本和山歌唱本),可见民间故事传说方块壮字文献仍显现出较坚韧的生命力,还有相当的阵地。

(四)其他类别

师公戏剧本,此次收集到的有象州县文管所馆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欢》、《何师雨下灵纪事》、《陈师酋犬庙神唱本》。

自传体简历,收集到的是忻城傅子现的《简蛮与山歌》,以唱词形式逐年介绍了其个人的简历。

遗言,有忻城覃绍明的《严父遗言》。

谜语,如忻城傅子现的《男女问答山歌・谜语》,文中的唱词基本上已用汉字记录。只有极少一些字用方块壮字。

此外还有少量佚名与类别不详的文献尚待细分。

从上述分析可见,目前方块壮字文献虽然还有不少在固守阵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类别正在逐渐减少,梁庭望先生所分的宗教经书、碑碣、讼牒、契约、谱碟、信函、记事、民歌、长诗、剧本、说唱等十一类别,就此次收集的文献来看,以碑碣为例,在龙州的紫霞洞和小连城、忻城的土司衙署等碑刻较集中的地方,均未发现此类方块壮字文献,其类别的减少、社会功用的减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方块壮字文献的传承情况分析

(一)方块壮宇文本在民间的流传呈现衰落趋势。

其表现主要有:

1、装订粗糙低劣。不少民间流传的手抄文献的封面多为废旧的报纸杂志、水泥袋纸、牛皮黄纸,甚至无封面;歌手、民间艺人新编的文献较多用书写纸、作业本纸或废纸抄写,骑马装订而成,纸质低劣,订书针也容易腐蚀生锈,不利于保存,与以前多以民间土制细砂纸抄录,手工线装成册,或用浸泡过桐油的砂纸或麻布做封面封底相比,制作的质量在下降。在我们收集到的文献中,有近70%的文本或封面残破低劣,或纸张杂乱粗糙,或装订锈迹斑斑。

2、转抄残缺不全。文中书名与封面书名不一致,文献名或有或无;新唱本随意性很大,多为即兴而做,句式长短不一,誊写紊乱,作者、转抄、年月、版本等信息不全,不利于分类整理,亦难以了解其传承关系。

3、收藏状况令人担忧。文献目前主要收藏于麽(师)公、山歌爱好者、民间艺人、研究学者等手中。除研究学者外,其余基本为民间老者,而老者所藏文献身后或随之入土,或流散毁坏,损失巨大。也有些收藏者担心自己珍藏的文献被“征集”,或有的麽(师)公担心对神灵不敬,不愿将所藏文献示人。

4、自身的缺陷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压缩生存空间。方块壮字不规范,书写繁杂,难读、难懂、难记,使用范围狭小而难以发展完善,交际功能不强。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特别是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壮族与外部社会的交往,年轻一代的壮族居民更倾向于学习使用普通话和汉字。

壮族乡间已经出现文与言的断裂现象,也就是壮人以壮语为口头交际工具,书写的却是汉文。因此,方块壮字文献的社会需求也日益减退。

5、传承出现断层。现今的方块壮字文本,保存得较为完整的主要为老一辈的山歌爱好者或民间收藏家,有些还在继续用方块壮字创作文本。但年轻一代则大多不知道方块壮字为何物,有的还反对家里人收藏文献,虽说有极少年轻的“传承者”,但他们保存文本时大都比较随意,传抄时往往凭个人喜好随意增减,内容也较为杂乱。因而断层现象较为严重。

(二)方块壮字文献传承现状虽令人担忧,但还有一定存量,仍可艰难传承。

1、文献数量较为可观,形式相对完整。本次调查共收集到217部近100万行的文献文本及线索,说明方块壮字文献在壮族民间还有一定生存空间。文献书写与装订的质量虽较为粗糙,但多数文献的抄写格式还较整齐,有的文献还使用分段符标明第几段、共几段等信息,段落之间层次分明;歌体有五言、七言或散句等形式,一般七言每段4句,五言每段8句,散句为宗教经书用语。大多文献仍用壮族歌体形式创作和转抄。

2、特定领域仍在坚守,内容相对丰富。宗教经书、山歌唱本、民间故事传说等仍是方块壮字文献坚守的最后阵地,正如前所述,宗教经书的神圣性与传承性,山歌唱本和民间故事传说文本的广泛性与群众性,其他类型的多样性,内容丰富多样,使得文献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仍能得以流传。

3、文献分布较为广泛。调查发现,在各个壮族聚居的村屯,都还保留有一到几本文献。在这些分布地中,从所收集到的文献来看,方块壮字文献基本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壮族聚居地,尤以边远山村为主,越闭塞的村落保存的文献可能就越多,保留得也可能越完善。

4、壮汉文化交流推动方块壮字文献产生与传承。壮族民间艺人大量改编汉族故事,用方块壮字书写成符合壮族习惯的诗歌排律。壮汉文化交流,为方块壮字抄本文献提供了创作来源,也促进了壮民族文化的发展。

5、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的搜集与研究,为方块壮字文献传承提供了新机遇。近年来,各地文化部门加大了对方块壮字文献搜集保存力度,学者也在收集整理,倾注大量心血钻研方块壮字文献,为方块壮字文献的传承提供了有力保证。如忻城县樊圣林先生收集的文献达200部,并翻译了众多的文本,“忻城悲歌”还准备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象州文管所梁国广先生亦从事方块壮字文献翻译多年,收集并翻译有不少的有关文化的文献。

综上分析,尽管方块壮字在社会功用、传承状况上的衰落已成事实,但是方块壮字在当前仍是一种活文字,大量手抄文献仍在民间流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出发,对方块壮字及其文献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是下一步做好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希望我们的调查能够抛砖引玉,使更多的人关注、保护这一濒危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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