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颜色论》及其文化背景

在纪念不朽的伟人歌德逝世250周年之际，人们纷纷写文章来赞扬他的伟大。偶尔翻开以前收留的一份德文文档，发现了一篇对诗人大不敬的文章的摘要。比如，他终身对酒的嗜好，他不间断的对自己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梅毒的怀疑，像一把高悬在头上的剑一样，让他食不甘味，不得安宁。他总是疑心自己得了各种疾病，不断地寻找良药。他在为人方面极其自私，连最亲密的人去世之后也不送葬等等。文章发表于1993或1994年（或更早）的某期的《明镜》（der spiegel）周刊上。当时我是在收留邻居的废期刊时发现的。曾不远万里寄回国，可惜在几次搬家的过程中，把这些当时作为宝贝的资料弄丢了。文章的名字倒是还在：《枢密大臣歌德的疾病》（die leiden des geheimrats goethe），虽不免有商业上的考虑，但作为一个严肃的读物，我相信《明镜》还不至于太离谱。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直接向明镜周刊查询全文，把这篇文章介绍给中国读者。

我今天在这里提这件事，并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我对歌德的崇拜，由于现实生活的无力，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能试图理解歌德成为我精神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想法。如果能弄清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或许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歌德。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因而看待同一问题，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个民主的学术氛围，是让各种声音都能有表现的机会，让学术界来自我净化。伟人遭到截然不同的对待，是伟人享有的一大特权。历史总是大浪淘沙，历经250之后，歌德仍是我们的榜样，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只不过我们对他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

歌德反对牛顿（派）的光和颜色理论，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取而代之。首先，他认为牛顿（派）解释自然的方式是内在封闭及贵族精英式的，他们的方法论是人工的而非自然的；其次，牛顿（派）靠社会力量而非学术因素建立了自己在光学领域里的权威地位，他们采取专横的方式对待不同意见；第三，按照歌德，牛顿著名的光谱实验，只是他的颜色游戏当中的一个变种，因而不具有普遍真理。与他所认为的牛顿（派）的贵族专横做法相反，歌德试图在光学领域里发动一场路德式的“革命”，牛顿（派）独揽光学解释大权的局面，建立颜色研究领域的“共和国”。本文最后对这桩公案做了简短的评论。

歌德反对牛顿（派）的光和颜色理论，这是科学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围绕着这一事件，历来就有不少评说，近年来国外为歌德翻案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1] 这不只是基于名人效应，更牵涉到自然观、方法论、政治态度及民族情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背景因素。一般认为，科学史应该正本清源，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歌德本人否认自己在数学方面下过功夫，甚至可以说十分讨厌数学及其方法，可有的研究者却硬是通过“过硬的”史料“挖掘”出相反的结论。[2] 目前女性主义研究泛滥得连歌德研究专家也难耐寂寞。科纳尔前不久就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把歌德的科学研究活动重新梳妆打扮了一番。[3] 有鉴于在浩瀚的文献史料中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事时有发生，本文不想就某个议题单独地做出评价，因为这样做很容易陷入断章取义的困境。

与对歌德的理论按照当代的科学水平而直接做出贬褒的做法不同，本文力图从整体的观点出发，结合歌德的《颜色论》（zur farbenlehre）［4］一书出版前后的文化背景，试图分析歌德不遗余力数十年研究颜色理论而且对之自视甚高的原因。

1

歌德对牛顿（派）的光和颜色学说的攻击是“臭名昭著”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在谈到这段历史时，通常把歌德的论证解释为浪漫主义的诗歌反对物理学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段插曲。不幸地是，这类解释常常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为特设目标而辩护。在我看来它们都缺少说服力。

歌德是从1790年开始研究光学和颜色理论的。1791—1795年写作《光学论文》（beiträge zur optik）,1795—1801年准备和出版《颜色论》。一直到他1832年去世为止都还在为它的被承认而争斗。这时德国的社会情形却让人十分失望。自1786年秘密前往意大利旅行，三年之后他才又回到德国，他感到非常失望。家乡被法国军队占领着,魏玛宫廷的琐事让他感到无力与苍白。在政治上，他是以保守著称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他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攻陷巴士底狱的那种几近疯狂的激情感到万分惊恐。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变革都应和自然界一样，通过进化来完成。当德国的其他知识精英如席勒、维兰德及赫尔德尔对雅各宾派表示欢迎时，歌德却缄默不语。他对那种想把法国发生的情形直接照搬到当时德国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让自己沉迷于自然研究(naturforschungen)之中，以减轻对现实的失望心情。

虽然歌德多年来一直对色彩现象十分着迷，他的颜色研究却是从很随意地使用棱镜开始的。耶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布特勒曾借给歌德一些棱镜，后来派一名助手讨还。慌忙之中，歌德随意拿着棱镜朝白墙上看去。与那时大多数实验自然哲学家（物理学家）的期望相反，他很惊谔地发现墙仍然是白色的。除非从黑-白边界（schwarz-weiss grenz）上看，否则没有任何颜色产生。从这个观察开始，歌德就展开了他对牛顿及其门徒的攻击。

歌德的颜色理论必然体现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魏玛文化之中。就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歌德最感头疼的是以下几个问题：（1）法国革命以及自然神学的秘密社团对暴动和暴力的支持，这影响了他对革命与进化的看法。（2）早期浪漫派的自然哲学及其对天主教的皈依,以及（3）牛顿主义的盛行，这导致他开始怀疑封闭的学圈与团体的知识的可靠性。在歌德眼中，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关联的。他曾指出:“为在世上创造一个时代，众所周知，两件事是必须的——一副好的头脑以及一件大的遗产。拿破仑继承了法国革命，……，路德继承了教皇的黑暗，而我则继承了牛顿理论的错误。现代这一代人固然看不出我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来人们会承认落到我手里的并不是一份可怜的遗产。[5]

歌德的学说不被承认以及他本身对之自视甚高的心态跃然纸上。

2

歌德的《颜色论》不能只看是对牛顿光学的公开的攻击。它是“大师”牛顿的学说受到“业余爱好者”歌德的挑战,从而进行的一场颠覆活动。尽管他厌恶法国大革命，他在发动反对牛顿的“暴政”时还是感到心安理得。他曾说过：“在我所有的计划当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一种新的关于光、阴影和颜色的理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有时甚至自然和艺术研究中也必须出现革命。”[6]歌德认为牛顿（派）的“专横统治”压制了不同观点，因而需要革它的命。歌德公开声称牛顿是一位“暴君”，牛顿奴役大自然，给予他的理论和假设以只有大自然及其现象才值得的“真理”的地位。在《颜色论》的序中歌德写道：

“我们可以把牛顿的颜色理论与一个旧的城堡相比，它是由一群朝气蓬勃的建造者修建的，它不断地按照时间和事态的需要扩大和装备。它能防止敌仇和世恨，提供安全，……如果需要的话，人们可以挖更深的壕沟，增加城墙的高度，加入更多的塔楼，窗户和枪眼。”[7]

很明显，在歌德看来，牛顿（派）为了维护其“霸权”统治，无所不用其极。

此外，歌德还认为，牛顿这位“大师”利用社会机构来支持其光学理论。他声称，牛顿是通过使用英国棱镜来把自己打扮成光学领域中的唯一权威的。因为英国棱镜太小，不足以产生出任何反对其假说的现象。在牛顿的威望并不足以支持他成为光学界的唯一权威时，他没有出版其光学著作。只是等到1704年，在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其声望大大提高之后，才出版了他的《光学》。

其实，歌德反对牛顿的大多数谩骂是针对德国的牛顿追随者的。让他气恼地是，牛顿学说在德国宫廷贵族统治阶层中的肆意传播。这些不学无术之士在科学上刻意模仿英国和法国，在文化上更是如此，尤其在哥丁根、卡塞尔和南德的宫廷之中亲英之风十分强烈。这让歌德食寝不安。在《颜色论》的历史部分中的“德国学界”一节中，歌德提供了一份由德国学者在18世纪所写的光学教科书的情况概要。其中很多书都声称已经先天地证明了光是按照牛顿所说的方式的非纯一性这一原理。完全照搬牛顿学说的德国科学家不下二十人，这些人大都是当时德国科学界的权威，他们渗透到了各个大学，权力很大。不允许反对牛顿的世界观成长。他们都是歌德的敌人。一开始，歌德试图争取哥丁根大学的物理学权威利希腾伯格的支持，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徒劳。尽管牛顿理论在解释阴影时存在困难，但这并不足以让利希滕伯格来否定牛顿，转而拥抱歌德。在18世纪下半叶，牛顿学说几乎弥漫了整个德国。

德国的牛顿派对任何不给予牛顿光学以真理地位的解释都坚决加以否认。他们有权决定谁进入研究自然现象的“宫廷”，他们通过忽视歌德的工作，而把他排除在自然研究者的精英行列之外。歌德对于这种学霸式的做法十分反感。他不想属于也不可能属于这个内部学圈的成员。

由于要向他认为的牛顿派的霸权地位挑战，他需要通过引入一个与学霸专横式相反的形象来使他的不同意见合法化。颜色理论需要不同的“政见者”，以便揭露牛顿派的“暴政”。歌德想建立一个颜色理论的“共和国”，这样一来，有学识的自然研究者就能够有场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歌德在《颜色论》中对人们如何能获得权威给出了一种历史的解释。他并不认为牛顿的权威是自明的。相反，他感兴趣的是分析牛顿在光学领域里建立权威的过程。《颜色论》的历史部分有一节标题就是《权威》（authortät）。有关权威的历史让歌德着迷。他把一般科学史尤其是颜色理论的历史看成是建立权威的过程。他认为，下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是通过对规范文本的质疑来解除权威。按照他的说法，16世纪上半叶在权威和“自我行动”（selbsttätigkeit）之间出现了一次冲突。16世纪末，人类开始让自己从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对权威的厌恶与反感越来越强烈。正如在宗教领域权威受到挑战一样，在科学领域它也受到抵制。由于路德的改革，宗教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德希望在自然研究中也带来一场变革。

他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是通过有意识地颠覆罗马天主教的规范文本而造成的。路德通过天主教神学对圣餐的霸权，削弱他们给圣经提供解释的特权，从而创造了一个更平等的宗教。由于印刷术的出现与普及，圣经被大量地用各地方言翻译并出版。听众的增加必然导致各种解释在数量上的增加，这恰恰是歌德在颜色理论方面瞄准的目标。他把牛顿的学说描绘成一个控制对自然的解释的“天主教牧师”的封闭圈。他自己则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自然研究中的路德。他想改革颜色理论。德国的牛顿派被他称之为德国领土上出现过的“最黑暗的僧侣王国”。他奚落这些信徒没长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只会简单地重述从老师那儿学来的教义。对牛顿的任何批评都被他们当作是对大师的“亵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最黑暗的教堂”相当于宗教法庭。在歌德看来，牛顿的“判决实验”是根本靠不住的。研究者把大自然放在“拷架”上“严加拷打”，以便得到他或她早已期望得到的“招供”。不过，自然却象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坚强不屈的人，在任何严刑酷打之下都能坚持真理。

歌德想通过对颜色理论进行改革，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光荣的解放者。在整个《颜色论》中，歌德使用了路德进行宗教改革所采用的相同的策略，他为反对“天主教僧侣”把世界覆盖在黑暗之中的迷信而争斗。

3

歌德希望打破牛顿派所拥有的对颜色解释的特权。他不光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他实践他的认识论所要求的，即让公众能理解他的思路，并且能亲自按照他的方法去操作。他组织了一些公开的讲座，请各类工匠（handwerker）参加，由一些支持他颜色理论的自然研究者主讲。 歌德很想把他的颜色理论带给那些与颜色打交道的人。因为这样一来，牛顿的判决实验的问题就可以由一般大众（das größere publikum）来裁决了。他声称，“现象必须全部走出黑暗的经验的—机械教条的逼供室（marterkammer），呈现在常识的陪审团面前。”[8]

歌德看到了工匠传统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他把包括工匠在内的技工引入高层社会的做法是引人注目的。他是18世纪早期倡导政府改革的知名人士之一.他帮助在德意志逐步建立一个能同时承认并协调工匠的熟练劳动的官僚政体。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就有一些工匠就被选入科学院，甚至被封爵位。约瑟夫·冯·弗劳恩霍芬（joseph von fraunhof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消色差透镜的完美制造者，尽管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并且从未接受正规教育，由于他的努力，他还是获得了马克西米连国王的资助，最后被封为爵士。这与同时期英法两国的科学院重视等级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歌德通过向染料工人及制革工等与颜色直接打交道的工匠展开其颜色理论的捷径，强调牛顿理论的黑暗面，就可以在大众心目中表明牛顿是如何“错的”，他的颜色理论的“共和国”就建成了。

歌德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支持他的事业的行列，他需要使自己的方法论合法化。有两个概念对于歌德来说十分重要，即所谓的自然（natur）及人工性kunstlichkeit)。他声称英国人的理论是人工的（kunstlich）。这就是说，它们不是来自自然的规律，而是来自人类心智的规律。在他的《颜色论》的整个批判部分，歌德不断地表明他研究自然及其现象的方法论是如何基于自然及其规律与秩序的，而不是象牛顿情形那样，基于诸如公理或假说的人工构造，缺乏天才。歌德声称天才是自然赋予个人的用来解释光的规律并把它应用到艺术和文化中的能力。人工性却正好与此相反，它基于人类对自然的理解，扭造一个规律，并用之代替自然规律。牛顿并不是以一种自然秩序，而是以一种人工的秩序来得到他的实验结果的。

歌德不光是怀疑牛顿所主张的公理有助于揭示自然的说法，他还认为牛顿的人工性实际上阻碍了人们去观察自然，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假自然。牛顿的整个学说都是基于一种人工的案例，即判决实验。牛顿所有的对颜色现象的解释都是从光的折射理论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自然界本身得到的。牛顿（派）在把自己锁在黑暗的小屋子时，也就把自己与大自然隔绝开了。简而言之，牛顿对自然的研究不是基于自然，因而它等于对自然的暴政。它的统治是不合法的，需要一场革命取而代之。

他声称自己已发现了自然现象的秩序，并且保持了对其现象的真实描述。歌德用原型现象（urphanomene）来代替牛顿的假说。按照他的说法，原型现象止于个人的感知极限，它是大自然的基本构件，大自然的研究者不应试图对之理论化和超出其界限。尽管歌德相信人们从未在自然中看到原型现象，但他却认为它从未超出经验范围。因为它来自观察并受到观察检验。虽然对于他来说，知识是由个人主观经验得到的，但他仍然寻找客观知识，以便把大自然从黑暗的房间和微小的三棱镜中解脱出来。

这样一来，对歌德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从主观经验转变为对自然的客观知识。他在写于1792—93年间的论文《作为客观与主观之间的调解者的实验》(der versuch als vermittler von objekt and subjekt）讨论了这种转变。他相信，眼睛的主观经验（erfahrungen）与研究者的判断力（urteilkraft）的结合就产生了关于自然的“客观真理”。天才的研究者（当然，歌德认为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不可能是唯一的）通过实验，产生出受到感觉检验的现象，再以一种逻辑顺序安排这些现象。现象是按照它们与其它现象的关系而不是由研究者的主观感觉来排列的。那些希望复制和理解由天才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实验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人，可以按照天才的做法去做而无需成为天才。这样一来，歌德就把他发现自然规律的能力授予了特权。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合法的，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基于自然的，而且他还能向所有的人展示他的规律，这里也不存在任何秘密的内部的学圈问题。他在论文的结尾这样写道：“我希望用这篇论文能满意地回答朋友们有关我研究光学的真实目的的提问。我的目的是：收集该领域里的所有经验，建立我自己的实验，并且通过一种容易复制，并且与大多数迄今为止的学说那种超出视界（gesichtskreisen)的做法不同，以最大的多样性来进行这些实验。”[9]

我们知道,牛顿主张消色差透镜在理论上不可能的。歌德反驳了这一点。他高度强调了眼睛作为一个消色差的器官在颜色感觉中的作用。他还研究了生理学颜色、特定的色盲形式以及它们对颜色感觉的影响。他通过强调眼睛的主观经验来攻击牛顿的光学。

值得指出的是，歌德的所谓天才的判断力还能防止研究者把主观经验变成唯我论，判断力使感觉知识变成客观的。这在歌德看来，是一种属于天才也只有天才才具有的特征。

4

众所周知，牛顿光学论文的第三个实验是用来证明命题ⅱ的，即太阳光是由具有不同折射率的光线组成的。牛顿把他的小屋窗户盖严，在窗户扇上开一个小孔，以便让太阳光进入其黑暗的房间，在光的入口处放上三棱镜，使光可以折射到对面墙上，这样产生出的光谱是彩色的。折射率最小的呈红色，折射率最大的呈深紫色，一系列中间色如黄、绿和兰都属于具有各该中间程度的折射率的射线，颜色与折射率之间的类比是非常精确的。

歌德不同意牛顿对白光通过三棱镜后产生颜色的解释。他坚持认为，光是当黑－白边界原型出现时才产生的，所以当歌德把一个白长方形色卡插在一个较大的黑长方形色卡之中，当他从放在白长方形边上的棱镜的下角观察时，他发现各种颜色以平行的方式产生。在白长方形色卡的上面产生了红和黄两种颜色，而在下面产生了兰色和紫色（见图1）。在牛顿折射理论所预测的产生绿色的地方，出现了一条大带白色。当增加棱镜与色卡之间的距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棱镜离色卡越远，兰带和黄带变得越宽，中间的白带变得越短。当继续增加棱镜与色卡之间的距离，直到卡上方的黄带与下方的兰带混在一起时，在原来白色的地方产生出了绿色（见图2）。这样一来，牛顿的光谱就被歌德通过颜色游戏重新复制出来，它只不过是歌德颜色游戏中的其中一种类型。另外，牛顿主张不同的光具有不同的折射率。绿光只以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它是同质的。歌德通过颜色卡游戏反驳了这种主张。他用实验表明，绿色不是同质的，它是兰和黄的混合。

歌德的这些颜色游戏远比牛顿的光学实验更能为当时大众所接受。时至今日，在西方仍有许多人按照歌德的颜色游戏的方法重复其实验，证明确实比牛顿的棱镜实验易为读者弄懂，有兴趣者可参阅有关文献[10] 。因而，歌德相信他了牛顿的光谱所享有的特权地位。

本文不想对歌德与牛顿的哲学思想做出评价。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精彩的论文（请参见[11],[12],[13])。事实上，两者关注的不是同样一回事，关于光的本质，迄今为止的科学史研究证明歌德是错的。歌德的自然观与艺术观是等同的。对于他来说，艺术和科学是来自一源泉。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在自然研究方面的贡献，那么很难真正理解他在文学领域里的突出成就。然而事实证明，用艺术观来处理自然现象，很容易陷入既定的窠臼之中。正如歌德所反对的德国的牛顿派的做法那样，人们一旦有了一个既定的观念，就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面对责难可以置反对而不顾，这在科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诚如歌德所说的，“世界历史必须不时加以改写，这在我们今天已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这样一种必要性的产生，不是因为后来发现了许多事件，而是因为有了一些新的观点，因为一个前进着的时代里的成员被引导到这样的立足点，从这里对过去用新的方法去观察去判断，在科学中同样如此。”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上被淘汰的理论和假说对人类心智发展的促进作用。作为本文的结尾，我想起歌德临终时所说的一句话：“mehr licht!(更多的光！）。效仿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所做的那样，改动一个字：希望那种简单地做出褒贬的做法再也不（mehr nicht）出现。

参考文献

[1] amrine, f. etc. (eds.), goethe and the science: an reappraisal, bsps. vol. 97, 1987; 195-218, 341-140, 373-388. fink, k. goethe's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choene, a. goethes farbentheologie, munich; c.h. beck,1987.

[2] supper, d.l. goethe contra newton: polemics and the project for a new science of col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7-174.

[3] koerner, l. goethe's botany lesson of a femine science, isis, sept. 1993, 470-95.

[4] goethe, j. w. v. die schriften zur naturwissenschaften: leopoldina ausgabe, weimar: hermann boehlaus, 1947ff. vol. 4, 5-315.

[5] eckermann, j. p.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trans. john oxenfor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3, 84.

[6] goethe, j. w. v. goethes werke: herausgegeben im auftrage der grossherzogin sophie von sachsen: weimarer ausgabe, part iv, vol.9, 264.

[7] 同[4], part i, vol.4, 5-6.

[8] 同[4], part viii, 361.

[9] 同[4], part viii, 314-315.

[10] watson, g. etc. (eds.), text in content: contributions to ethnomethodology, london: sage, 1992, 52-78.

[11] 关洪. 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 4. 6-13.

[12] 杨建邺、刘友文. 歌德《颜色论》初探,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4. 151-158.

[13] jackson, m. w. the politics of goethe's views on nature, in natur and na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vol.2, sept. 1992.143-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