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7 08:24:24
[摘 要] “虚无主义”除了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外，更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对人而言往往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作为体验的虚无主义能否克服和如何克服就成为一个极端重要、也因此值得追问的问题，而诸多思想家与文学家的见解或许能为问题的回答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虚无主义；体验；海德格尔；鲁迅
自尼采于十九世纪末将虚无主义判定为西方现代精神的本质和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之后，经过海德格尔等人的深入阐发，虚无主义在二十世纪俨然已成为西方哲学界、尤其是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关注的一大焦点。与此同时，包括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文学在内的一大批二十世纪文学流派也纷纷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表现、刻画现代人生存中的虚无感和焦虑感。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已不再如他们的前辈们那样为虚无主义而焦虑，相反，他们为最高价值的贬黜、为崇高的消解、为虚无主义本身而激动、欢呼乃至鼓吹，将之视为一场狂欢的盛宴。凡此种种，无论是焦虑还是欢呼，似乎都使得虚无主义成了二十世纪的“标签”或“脸谱”。
不过，即使虚无主义真是二十世纪特有的“标签”，这也并不意味着虚无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独有的现象。二十世纪的独特性或许只在于，随着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除魅”和“合理化”在二十世纪达到了顶峰、虚无主义也由此达到了顶峰而已。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只要人类在生活过程中还未曾放弃对生活意义的追寻，那么一种作为体验的虚无主义就始终会或隐或显地追随着人类，并随时准备从其藏身之所跳出来、将被其俘获的人类个体打入“恐惧与颤栗”的深渊。与此同时，只要人类还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所期待或鼓吹的那样，将虚无主义视作一场狂欢的盛宴，那么人类就势难避免对克服虚无主义之途的追寻。这种追寻或许就如西西弗斯的推巨石一般，永无结果、永无终点，但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宿命所在。
一、意义的崩溃与虚无的体验
或许只有极少数的人类成员能像尼采、海德格尔、萨特、贝克特等哲学家和文学家那样，对虚无主义作一种思想上的清晰把握或文学上的鲜明刻画。与此同时，甚至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都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对“虚无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是否意味着虚无主义只是一种学院派的“行话”、是少数精神“贵族”的高级、与一般人都毫无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正如海德格尔等人所力图指出的，在试图定义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对它们有了某种领会，我们至少已经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了规定。或许这种规定只是片面的，或许这种领会只是非概念的，但概念式的规定最终不都是来源于前概念的领会吗？
虚无主义，如果不是将它作为一种纯粹学术或学术史的研究对象，不是试图以一种纯粹静观的方式来定义它，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前概念的生命体验，那么它往往会沉重到令人窒息；事实上，正是这种体验、而非某种对它的纯粹静观（这种纯粹静观乃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才能真正把握住有着生命“热度”的虚无主义本身[1]。如果我们将这种生命体验加以扩展，而不是片面追求一种丧失了生命“热度”的所谓“学术”的定义，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把虚无主义者，或者具有虚无主义倾向者的名单扩展到无法计数。
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就带来了一种典型的虚无主义的体验。上帝作为一个全知、全善、全能的最高存在，曾是所有价值的担保者，是世界秩序的证明者，是一种终极的、赋予所有存在者以意义的存在。但是，这个终极存在居然死了。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多么地荒诞与可悲。多数中国人的宗教情绪显然没有西方人那么深厚，因此也很难理解或者体验到“上帝死了”的全部意义。但是，如果不将“上帝”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民族的、地域的存在，而是将之视为一种终极性存在，视为所有意义的最终担保者，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体验到“上帝死了”的意义。
我们经常、或者说正常地生活于其间的，是一个已经由常识、传统或者习惯等赋予其意义的世界，基于这个意义世界，我们使我们的生活、事业、学习，甚至情绪得以展开。偶尔的怀疑或许会导向一种虚无的萌芽，但更多时候，既有的意义世界总会以其巨大的惯性来粉饰、掩盖或者忽略掉这个萌芽——我们仍然能保有这个既有的意义世界，于其中正常地生活下去。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不经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2]。这种依赖于既有意义世界的生活，就是苏格拉底所谓的“不经考查的生活”，它是先于我们的反思的，我们在依赖这种既有意义世界来展开自己的生活时，并没有事先（甚至从未）将之作为一种反思的对象来追问其所提供的“意义”的来源、限度、合法性等等。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并不会去怀疑、反思或考查既有的意义世界；或者用某些人的话来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是“清醒的苏格拉底”而是“无忧无虑的猪”。但是如果我们像苏格拉底所要求或建议的那样，对之进行一番考查，考查之后人们却发现这种“经考查的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更“不值得过的”，换句话说，如果考查却导向了一种作为体验的虚无主义，那么这种“经考查的生活”和“考查”本身的意义，恐怕就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不过，既有意义世界的崩溃，与其说是由苏格拉底式的“考查”或反思而来的，不如说更多地是由某种特殊境况所引发的“震惊”情调（情绪）所导致的。
正如加谬曾指出的，你埋头于一件正在进行的工作，从不进行怀疑，但是如果有一瞬间，你忽然回头看看你所做的事、从一种局外者或“宇宙”的视角[3]去看待你的人生及其意义，或许就会有一种虚无的情绪将你淹没。这是人们体验虚无主义的一种典型方式。虚无主义体验的最初发生，几乎总是带着一种“震惊”的情绪：一位正沉浸在热恋的幸福中的恋人，突然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一位为了子女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的父亲，子女却在其晚年意外丧生……在这种情境中，如果人们没有被怨恨所淹没，那他几乎总是可以体验到一种虚无的情绪。他们原本依赖于一个既有的意义世界、在这个意义世界之中展开自己的生活，因此甚至忘记或忽略了这个世界本身的存在。这种意外的情境所引发的“震惊”却将他们与这个意义世界的纽带斩断、将他们从这个世界之中抛离出去，迫使他们从一种“局外者”的角度去重新看待这个意义世界。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全部失去了意义，所有的价值都变得毫无价值，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全都变得索然无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虚无主义的体验。问题在于，面对这种虚无主义的体验，人们该做些什么呢？
二、替代的虚幻与认真的沉重
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尤其是那种所谓“具有人文学者而非科学家气质”的思想家，对于虚无主义的克服给出了自己的道路。例如庄子，在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时代，提供了一种“逍遥游”的自由境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4]。而要做到“逍遥游”，首先就要回归自然，摆脱社会加给人的欲望、需求等等。但是，很遗憾地，庄子提供的生活方式，尽管充满了美感与自由感，或者说充满了洒脱与超然的境界，却似乎更多地只是一种空想。从身体上或心理上离弃现实与社会，回归文明之前或之外的自然，这即使真能克服虚无主义，却也是已经社会化的人所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完全或真正做到的，即使庄子本人又何尝真的离弃了现实与社会。与庄子时代相近的古希腊的皮浪也曾经羡慕一头安然吃食的猪，但前提是：他是一个人。只有在他是一个人的前提下他才有可能去“羡慕”一只猪，而这样一个有着“羡慕”情感的人，又如何可能把自己变成一头无忧无虑的猪呢？即使我们真的抛弃“人为”，真诚地去实践庄子或皮浪的理想，却依然不可能真正地回归自然。因为“回归自然”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人为的产物，它本身就不是“自然”的，一只安然吃食的猪是绝对想不到自己要“回归自然”的。回归绝对的自然状态，对于人来说，永远只是一个梦想，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
我们当然还可以提供出无数的既有意义世界的替代品：像《飘》中的阿希礼那样，缅怀一种希腊式的宁静与完美，在这种宁静与完美中逃避动荡时代所导致的绝望与无助感；像普鲁斯特那样寻找逝去的时光、“追忆似水年华”，于时间中而不是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像罗马晚期的贵族那样玩世不恭耽于享乐，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尽情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如果我们的欣赏能力比较出众，我们甚至可以找到贝多芬的音乐或者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在审美式的人生中忘掉吞噬人的绝望与虚无；如果你有西方的传统，你甚至可以回到上帝的怀抱——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已经向我们展示过这一点。这样的替代品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已经找到了。也许对于其中某些人来说，它们已经从替代品上升为另一个意义世界，他们不是虚假地简单地以替代品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与虚无，而是真的找到了。当涅赫柳多夫回到上帝的怀抱时，他难道不是真心诚意的吗？他并非在逃避或者遗忘问题，而是真的解决了问题。
但问题在于，这种替代或者解决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为还有一些人，他们找不到，或者他们不相信，他们不肯使用“替代品”。伍尔芙曾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发出感慨：他们活得多认真啊。“认真”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他们始终是清醒的，他们太清醒了，任何“替代品”对他们而言都是虚假的，他们不肯欺骗自己，如果克服不了虚无主义，他们宁愿背负这种虚无的重担。如果我们面对这些“认真”的人，我们能用什么东西来“敷衍”他们呢？如果不幸地，我们中的某人正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们肯使用“替代品”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认真的人，他们永远处于激烈的冲突中，他们不相信任何替代品。《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小韦尔霍文斯基，如果向他们提供上帝信仰，他们会接受吗？如果对他们说，上帝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恐怕他们宁愿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撒旦，宁愿在地狱中忍受绝望与痛苦的煎熬，也不愿拥抱虚幻的上帝。
虚无主义的体验实在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触及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没有意义的生活值得过吗？甚至不存在是否值得的问题。问题或许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如何过得下去？如果人生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只是像行尸走肉一样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们还能活下去吗？也许我们可以举出某些具有虚无主义倾向却依然生活得轻松的例子。最为典型的或许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否认一切最高价值的存在、消解崇高、甚至消解掉对意义的追问本身，面对虚无主义，他们所体验到的不是焦虑或绝望，而是平静甚至兴奋。但问题在于，人类似乎总有一种追寻意义的“形而上学冲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冲动的无法满足导致了虚无主义体验的出现；要使人类对于虚无主义体验感到平静甚至兴奋，后现代主义首先要消解的就不是这种那种现成的意义，而是这种冲动本身。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当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但如果这种冲动从根本上与人类密不可分，那么对这种冲动的消解又是否可能呢？
三、绝望的抗战与拯救的可能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除去能够找到替代品的人，还有一大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角色那样生活得那么认真的人。怀疑、否定、徘徊、绝望、矛盾、冲突，像挣不脱的噩梦，永远难以抹去。那他们如何克服虚无？克服得了吗？如果有人不幸是这样的人，到底如何安慰他？安慰有用吗？如果不能克服的话，又要如何承担虚无活下去呢？有人可以忍受着这种噬人的绝望活下去，有人不能——对他们而言，虚无主义必须克服。克服意味着直面本质性的东西，不去遗忘，不去逃避，而是经受本质性问题的拷问，从深渊中给出拯救，或者从深渊中发现不存在拯救的可能。
那么，究竟什么是克服之路，究竟有没有克服之路？对于终极性的意义担保者，我们无法去相信。那么，是否克服就存在于克服之路上、存在于寻找的过程之中呢，克服是否就是克服之“路”本身？——不知道。也许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但也许我们还尚未看到路的影子，我们只是完全在暗中摸索，却已经摸错了方向；甚至当我们说我们摸错了方向时，不是已经潜在地承认了，存在着一种正确的方向、一条正确的路、一个标准的答案吗？也许我们还全然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问题本身都还讳莫如深。——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无结论的追问。
参考文献：
[1]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那托普对胡塞尔反思现象学的著名批评及海德格尔对此的回应。参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2]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篇》，载《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页。
[3]欧文·亚隆：《存在心理治疗》，易之新译，台北：张老师文件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91页以下。
[4]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8页。
作者简介：赵志坚（1984—），男，湖北枣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