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不能忘却的纪念

电影《唐山大地震》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而围绕着影片内外所形成的话题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34年前的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7.8级地震颠覆了这个华北重工业城市唐山，23秒之间，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65万间房屋崩塌，15886个家庭彻底消失……借助于影片中一对母女32年的情感变迁，这一组组冰冷的数字再次拥有了内涵与情感。发端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这场全社会性的心灵余震，纷繁、多元而又持久，而这背后，为的是那每个人都不能忘却的纪念。

疼痛与温暖发生在影片台前幕后的余震

在《唐山大地震》编剧苏小卫的印象中，这个故事是温暖的；在原著作者张翎的眼里，这个故事是疼痛的。而不论对这场震撼人心的心灵地震做何解读，都是因为34年前那场撕裂人心的震颤。

“亲人永远是亲人”，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最经常出现的话语，这也是冯小刚借由影片一再想要传达的主题，至今，电影已经上映数日有余，那些伴随着电影上映前后的种种非议、质疑以及赞誉，在每一滴晶莹剔透的泪水面前，都可以彻底冲刷和荡涤。如若你曾为剧情所感动，只要你借此更加珍视亲情，这场发生在你心底的余震便是举世无双的纯净惟一。

1亿元植入广告，电影票价全面上涨，消费灾难，主旋律宣传工具，感动人心的亲情剧……电影《唐山大地震》自开拍、进入公映日程以来，伴随着影片的争议就一直未曾间断。导演冯小刚说，《唐山大地震》，震的是人心。那么，相伴《唐山大地震》而形成的种种社会话题，震出的便是这个时代的人心百态。

有人无法接受商业包装后的亲情贩卖，有人质疑温情脉脉背后主旋律宣传的强力灌输，只是，望向海报中那无尽的废墟中，一抹倔强站起的娇小而略带孤独的灵魂，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就影片是否完美以及冯小刚的种种目的提出非议?“《唐山大地震》已经超出了一部电影，它成为今天的一个事件，通过这个事件，整个社会都开始思考关于亲情、生命、理解的话题，这比谈论票房更重要。”影片编剧苏小卫更愿意用“回家”来概括这部电影，“每次地震都让很多家庭家破人亡，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想说的是，家其实还在，在每个活着的人心里，不管离开多远，我们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回家。只是，是否，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所以忘记了为何出发?

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观念变革、名利变幻，上世纪80年代的冯小刚也曾四处推销自己，苦干抱负无门；90年代，他第一次让国人知道了新名词――贺岁片，借此人们了解到了“市场”的含义，“票房”最真切实际的魅力；进入新千年，他开始寻找《天下无贼》、《集结号》，依然幽默的背后，是已逾不惑的冯小刚，越来越迫切的情感追寻。如果说冯小刚是三十多年来标示着社会意识变化的探测仪，那么2000年后，冯小刚再次先于众人，开始了一代人，在经过30年的打拼终于可以安享富足生活后，重新对信任、忠诚、母性这些纯粹情感的认知、珍视与守望。

那么，就让我们一同回到纯粹的最初，回到电影里1976年7月28日那个也曾静谧的夜晚，回到母亲怀抱着一双儿女吹着电风扇的那一刻，回到“亲人永远是亲人”这份传统的信仰之间。

编剧苏小卫：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在编剧苏小卫看来，电影描写的是回家的故事――“这群经过大灾难幸存下来的普通人，从他们幸存下来的那刻起，内心深处就与我们不同。他们跟我们一样参加高考，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生活。但当我们走到一个看不见的拐角，你就会知道这场灾难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苏小卫创作过《那山，那人，那狗》、《暖》和《沂蒙六姐妹》等剧本，并曾获得了包括“金鸡奖”、“华表奖”在内的多项大奖。这次受邀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编剧创作，从开始到完成，她断断续续改了五六稿。如此巨大的工程，无论是从历史跨度上还是人物情感的铺陈转折上，都考验着这位资深编剧的叙事能力。

实际上剧本里面的细节很多都反映着编剧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对电影里面的母亲，编剧苏小卫投射了许多自己同为母亲的情感体验。虽然不用经历像《唐山大地震》里面那样必须“二选一”的残酷抉择，但日常生活中那种身为母亲的自责仍然为苏小卫的剧本创作提供了不少共鸣感受。曾经，苏小卫有过因为在生产时延迟使用剖腹产而导致儿子出生时窒息过几秒的经历，这使得她一直很内疚，“在儿子读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尽所有的力量帮他，甚至有时候帮他复习功课，我很少批评他，我觉得这全都是我的错，我要不怕疼，早开刀，他就不会缺氧，不会记忆力不好。可我这种宽容就导致了他更不努力，这样的局面肯定是跟我的自责有关的。”

同样的，剧本创作的过程也会留有遗憾。受限于篇幅，一些苏小卫很喜欢的情节也不得不舍弃，精简之后的电影在情节上就会显得有些跳跃，但关于亲情，关于人内心的重建，这些温暖的人性化叙事，仍然感染着观众。对此，苏小卫说，“所有的创作都是你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部剧里我想表达的是对亲情回归的渴望。”

《淑媛》：原著是从女儿的角度来切入的，但电影改编为多条线索，那改编之后的电影试图表现的主题更倾向于什么?

苏小卫：电影主题可以概括为一种亲情的回归。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离家”和“回家”的故事，一个人因为一些原因，从情感上、心灵上离开了家，她不愿意再回来了。但这32年里，人在成长，社会在变化，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她慢慢地又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回家路。其实这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

《淑媛》：改编过程中，作为编剧，你觉得比较能打动内心的情节是哪些?

苏小卫我觉得就是亲情吧。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建立家园的过程。这个过程特别凝聚我们的心血，一点一滴的。长大、结婚、生孩子、经营家庭，而地震往往在一瞬间将所有都归零。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讲，这是最大的打击，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还多了一层打击。房子倒了同时心也碎了。女儿觉得妈妈怎么能做这样一件事情，而妈妈也在想我怎么能做这样的选择，其实这两个女人，在房子震垮的那一刹那，心也都碎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比较打动我的点。

《淑媛》：你怎么看待母亲和被放弃的女儿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苏小卫地震之后这两个女人都是在阴影下继续生活，母亲一直不能释怀，虽然没有人责备她，甚至可以说没人记得这件事，但她自己记得，她知道自己当时是放弃了。她觉得根本就不能这样选，但她选了；而作为女儿，则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这朵乌云一直笼罩着这两个人的生活。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房子是可以重建的，但人内心的重建很艰难。妈妈依旧很年轻很漂亮，但她不愿意再婚，就像她自己说的，“我要过太好了，我就更歉疚，因为是我亲口终止了我女儿7岁的人生”。同时，作为女儿，也一直不能释怀这件事，她不释怀是因为她太介意亲情了。如

果她不介意，放弃就放弃了，养父养母对她也挺好。但她太在乎，这其实就是中国人传统价值观里对亲情的看重。我们这个故事写分开以后两人的不释怀，其实还是在写亲情之重。

《淑媛》：有无没用上但又喜欢的情节?

苏小卫：之前张静初接受采访的时候，曾提过这个情节，就是电影里面养父和弟弟在杭州遇见。其实原先安排了一个情节是弟弟给养父留了一张名片，你在杭州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养父去大学里看望方登时就把名片给了她，我们就让姐姐看到了这个名片上写着弟弟的名字，姐姐看了一眼就把名片撕碎从窗户扔出去了。我们当时是想用这个细节来写出姐姐对家的那种决绝。后来可能是导演觉得太强烈或者篇幅所限，就剪掉了。毕竟，这个电影是一个温暖主题，她可能每天都走在回家的路上，可她就是回不去，而我们希望她回家。

原著作者张翎：面对伤痛，语言如此无力

“每一个经受地震灾难的心灵，都有其独特的创伤。所有的疼痛，都是独特的。”通过原著小说《余震》的书写，以及影片拍摄以来的经历，小说作者张翎最大的感触就是在真实的生活面前，语言是如此无力。

“她蜷缩着躲在沙发里，双手紧紧圈住膝盖，下巴尖尖地戳在膝盖上。听见门响，她抬起了头，尚无血色的脸上两个黑洞似的眼睛，洞孔大而干枯，深不见底。嘴唇动了一动，她向医生发出一个极为微弱的声音，‘救我’。”

在原著小说《余震》中，方登的人物原型王小灯即是如此出场的。她是知名华裔作家、留学加拿大的博士，却一直焦虑、失眠、头痛。这已经是她最近3年的时间里，第3次企图自杀了，面对心理医生，她喃喃自语：“靠不住啊，这世上没有一样狗东西是靠得住的。”“也许，爱情不能。可是，亲情呢?”“没有。一样也没有。包括亲情。”

张翎的小说即是在这样一种阴郁的氛围中开场的，与电影不同，《余震》细致入微而又极尽克制地刻画了小灯面对母亲当年的选择，32年来所遭遇的心灵困境。究竟什么是疼痛?针扎?锥钉?刀砍?在经历了亲人“背弃”、养父猥亵的小灯看来，这些都不是。她的疼更像有人用重磅的榔头在砸自己的脑壳，“不是直接砸下来，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这份双重的钝疼长年累月地吞噬着小灯，她的生活、事业，家庭、健康乃至生命，都因为那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而濒临崩溃。直到小说结尾，小灯终于回到老家找妈妈，隔着三十多年的时间，母亲站在阳台上，俯视女儿，却已经完金认不出来，只问“闺女你找谁?”两个以不同的形式互相惦念了32年的亲人，似乎见了，又似乎没见，那一刻是疼到极至的哀伤。

能够活下来，多好。而活着，只是开始。

《淑媛》：小说创作的源起是一次机场候机时阅读《唐山大地震亲历记》的经历，是否还记得当时书中打动你的情节?

张翎：书里一些孩子的回忆着实打动了我。其中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一点都没有。吃着苹果，神情麻木，有几位甚至微微的有一丝兴奋。然后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给大家汇报演出，载歌载舞，喊着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激烈口号，结果校长在底下看着受不了了，当场昏倒。

还有一对姐弟曾经手拉着手，翻检着一个个尸袋，去找妈妈被迁葬的地方。因为那时的防疫设施很差，初次处理时死尸埋葬得很浅，过一阵子只好把尸体挖出来重埋到更深的地方去。姐弟俩去寻找时已经隆冬，尸袋已经结了冰，踩在上面都是咔咔作响。卫兵不让他们下去，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妈妈。卫兵不忍心，就放他们下去了，他们在咔咔作响的冰袋上找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好回去了。这些孩子的故事让我对唐山地震的记忆不再只是倒塌房屋的画面，而是真真正正出现了人。

《淑媛》：那么小说中，这种挣扎的“钝疼”书写过程，有无现实依据的素材?

张翎：小说中许多细节，都是从案头和访谈中得到的，比如小灯被当作尸体放在路边，后来被雨水冲去鼻中泥沙清醒过来；又比如小达的截肢过程。还有，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看见一段回忆，是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就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这个情节是《余震》里双胞胎被压在水泥板之下，母亲当时只能选择救一个的情节雏型。

《淑媛》：通过小灯丈夫的名字“杨阳”，能感觉到你对这个角色的偏爱，他在小灯心理救赎之路上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张翎：我的确是想以他对人世间的阴暗面似乎十分懵懂无知的阳光个性来影响小灯的。他努力了很多年，最终未能完成救赎的工程，这个工程太巨大了，他不可能背负起整个时代压给小灯的全部重量。最后他放弃了，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阳光，外在阳光的能量是不够使他复苏的。

《淑媛》：你一直强调原著在讲疼痛，电影在讲温暖，那么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最让你感到温暖的情节是什么?同时，在原著小说的书写过程中，让你感到那种“钝疼”的情节是什么?

张翎：小说中小灯几近疯狂的头疼和失眠，后来导致的多次自杀未遂，应该是“疼痛”的表现，而电影中方登三十多年之后重新踏上唐山的土地，母女重聚，一起分享家庭照片，应该是“暖”的一个极致例子。其实“疼痛”和“治愈”密不可分。直面心灵创伤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承认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是勇敢者的行为，过去那些“人定胜天”式的铁板口号是愚昧而有害的。一旦人敢于面对自身和他人的无奈，重建生活的漫长隧道里就已经现出光亮。

亲历者眼中的1976年：噩运来得太突然

作为同名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喜欢用“真实记录历史”来定义自己的这本书，他称他的《唐山大地震》为非虚构唐山大地震，用以区别冯小刚的同名电影。

“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这是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在书中写的一句话。时至今日，当他再次谈及唐山时仍会说，“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

有时记忆并不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衰减，无论钱刚身在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多年前的文字仍像一个符咒，时时萦绕在耳边：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他们带走了完整的活力，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了下来。

实际上，1976年初次去唐山时，钱钢是没有写作想法的。“因为当时我不是一个职业记者。我只是本能地记录。”钱钢本能地记下了那“政治的1976年”：8月12日，在唐山、丰南一带的断壁残

墙上，他看到很多用炭水刷的大标语，比如“它震它的，咱干咱的!”比如“活下来的拼命干，建设更美好的新唐山!”又比如“哪怕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钱钢的印象里，1976年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尽管有如此多的困难。可很快他又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天国，你的伊甸园就出现了，因为还有后痛。这是后遗症。

1985年春节前后，钱刚为写作《唐山大地震》又来到唐山住了一个月。他当时下决心要找到地震目击者，这样的人不多，但他还是寻找到了10位，有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电厂工人、火车站职工……他用单位刚发的SONY微型录音机录下他们的回忆。同时，他1976年在震区记下的故事、细节，在重新采访核查后逐一复活，并引出更多的大灾难实况。“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发生在一刹那间。惨淡的灰雾中，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被震断的桥梁上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他们是遇难者中反应最敏捷的一群：已经在酣梦中惊醒，已经跳下床，已经奔到阳台或窗口，可是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摇颤，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

在钱刚后来的采访中，有一对夫妇当年刚刚结婚，妻子从外地过来和丈夫度蜜月，结果被困在刚置办的婚房中。看着眼前大红色的鸳鸯绣枕和身上压着的巨大石块，在氧气稀薄的狭小空间里，妻子的精神几近崩溃，丈夫则靠着手边的一把菜刀，坚持不懈地在努力向外突围。但是丈夫只要稍微一动弹，妻子就紧张得一阵抽搐，她的手使劲地抓住丈夫的手，紧极了。“见天了吗?”她问，神志却仍在幻觉中。听着那一声声菜刀砍击硬物的“当当”声，尽管每一次声响都显得那么勉强、机械、单调、无力，可是她却实实在在地在倾听生的希望。“见天了吗?有希望吗?”丈夫看着虚弱的妻子，强忍着自己绝望的心情。他知道，失去希望，对于她，就是死。于是，他对她说：“快了，快了，快掏空了，快掏空了。”“能出去吗?”“能，一定能，我向你保证。”妻子安静了，她想活，想活着和丈夫一起出去。“蜜月”还没度完，好日子还在后头，她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孝顺父母、生儿育女。于是丈夫的菜刀又当当地响了，不再为寻找无望的生路，仅仅为了妻子，为了那一点点正在微弱下去的生的信念。被困3天后，他们终于等来了救援，顺利存活下来。1986年1月26日，当钱刚与这对幸存下来的夫妇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时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钱刚和她妈妈。长大后的她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差一点就不会有她，因为一场天灾险些夺去她父母亲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