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如何做到趋利避害

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关于全球化的利弊讨论又热了起来。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国家之间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不平衡的原因并非起自全球化本身，而是缘于对全球化管理上的欠缺。经济全球化使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如果我们对外资并购、外资垄断市场、外资收买贿赂官员等行为仅仅从经济层面权衡得失，而没有看到其背后对技术竞争、粮食安全、政治稳定等深层次的影响，那我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调整以往对经济政治安全的传统认识和战略，在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以符合现实发展的眼光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引进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在世界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既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也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国。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约翰・罗布森说过：美国鼓励外国投资，既不是出于理论，也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于自身的需要。3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举措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功不可没，但对外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应吸取教训。

让“后发优势”真正成为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充分吸取前人的经验，避免前人的错误，利用已有的技术和经验，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很多发达国家在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方面历史较长，但我们却没能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没能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没能享受到“后发优势”的好处。

上世纪70年代，外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从“欧洲入侵美国”开始，发展到“阿拉伯产油国投资美国”，最终出现“日本购买美国”的恐惧。由于美国一些重要企业被收购，美国社会才逐渐重视外国投资问题，开始把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政治安全联系到一起。1975年福特总统签署命令，成立了由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部门官员组成的联合机构“外国在美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1989年，布什政府又通过了《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授权总统可以阻止任何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外国兼并收购或接管美国公司案。该委员会审查了大量的外国收购案，其中包括中国航空航天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曼可航空公司案、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案、迪拜公司收购美六大港口案等，上述收购案均未得到批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各州政府为吸引外资也曾出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在德国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公司投资案中，有六个州展开竞争，最后亚拉巴马州以20年内免缴财产税的优惠获得投资。但美国社会一致认为这是一种不顾巨大代价争夺投资的行为。全国州长协会很快通过了一项原则，同意减少代价高昂的投资争夺战，把重点放在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上。遗憾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外资的教训未能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其实，我国政府相关机构可以将涉及外资的课题向社会公开招标，吸收民间的科研资源补充政府智囊，不同的机构可以对同一个课题展开研究，这样才能对研究结论加以比较，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开发行业协会的潜能

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中介组织，是政府和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其主要功能是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保护某行业的整体利益。

世贸组织的法律对各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有严格的限制，不过，许多政府想干又不能干的事情，由行业协会承担已成为市场经济的通例，各国的行业协会因而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例如，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案，几乎都是由各个行业协会提起申诉的。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企业往往各自为战，甚至通过“价格大战”自相残杀，其结果不仅使企业没挣钱，而且还给了外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的把柄。如果行业协会能事先出面协调并遏制这种无序的竞争，各企业就能互利共赢。在现有制度下，除了行业协会，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合法合理地协调各企业之间的关系。我国虽然有600多家全国性的各类行业协会，但这些行业协会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不仅没有真正发挥功能，甚至出现“功能异化”的现象。

我国工业领域行业协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转变职能”，而农业领域当务之急是创建行业协会，应该学习日本、韩国的模式，组织综合性的农民合作协会。农协对农户从农资供应到产品销售，从生产到消费提供物资流、资金流等全方位服务，农户只负责生产环节。有了农协，农民就能够在生产经营服务中形成联合优势，抵御跨国公司对市场的垄断。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企业之间必须强强联合，集中资本，整合技术，才有实力与跨国公司竞争。而企业的整合，只有依靠行业协会来组织协调。政府应该把培育行业协会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让行业协会承担市场职能，关键是以会员的会费作为协会的主要经济支撑，只有这样，它的立场才会发生根本转变，才能成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通过行业协会将分散的企业组织起来，与跨国公司竞争，保护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才是维护我国经济政治安全的长远策略。

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维护市场秩序

1977年，美国出台了《海外反贿赂法》，如果美国母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在海外行贿，司法机关要对本土母公司连带处罚。根据该法，在海外行贿的美国朗讯公司被处罚250万美元；美国CCI公司签署刑事认罪协议后，被处以1820万美元的刑事罚金。在这类行贿案中，美方公司实际上是受益者，而受害最大的是东道国。但为保持其本土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秩序，司法机构对在海外行贿的美国公司仍然进行了处罚，这是基于其市场经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2005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该公约把行贿受贿、贪污、等规定为各国共同打击的犯罪行为。各国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创建世界性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一国不能保证公平的市场环境，受害最大的恰恰是该国自身。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这为我国查办涉外反腐败案件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法律途径。但是，中国司法机关对外方已经披露的很多线索保持沉默，对在境内行贿的朗讯公司、CCI公司等外商投资企业按兵不动，对涉案的中方受贿者不及时调查。这不仅是司法不作为，更严重的是，民众会把对受贿企业和官员的愤怒转嫁给司法机关，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将遭受沦丧的危险。

目前，我国已经与49个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我国的驻外机构应注意搜集驻在国有关国际经济违法犯罪的线索和信息，及时反馈给国内的司法机关。我国司法机关应充分利用国际公约和司法合作协定，加大打击涉外经济犯罪的力度，以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