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摘 要]上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被引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影响经历了起步、发展与新世纪新发展三个阶段。中国介绍和翻译美国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又受制于本土经验的影响和制约，在整个文学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研究分布特征。应从本土经验的角度观照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探讨此类文学接受表象下的深层文化意义。

[关键词]美国文学；黑人女作家；中国；接受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号]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子项目“新中国60年美国文学研究”（09BZD071）；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美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时代演变”（1202094C）。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哈旭娴，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南京 210000）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初夏的下午，美国女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托妮・莫里森是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黑人女作家，第一次见到托妮・莫里森。在座谈的两个多小时里，我看着她，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无论如何搜索枯肠，我记得起的黑人作家只有兰斯顿・休斯、里查得・赖特、拉尔夫・艾利森等有数的几个，且竟然没有黑人女作家，没有听见过黑人女性的声音！”[1]（11-14）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者王家湘的这段话语，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黑人女性文学陌生度的真实记忆。如今，美国黑人女作家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了。

一

中国对于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接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3年的起步阶段，1994年至1999年的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的成熟阶段。

（一）起步阶段（1980-1993）

80年代初期国内对黑人女作家的反应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陌生。1983年6月，艾丽丝・沃克曾与美国西部一批妇女作家访问中国；80年代中期，托妮・莫里森来中国参加过中美文学家会谈；另一位黑人女作家波勒・马歇尔也曾于80年代访问过中国。然而对于她们的到访，国内学界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只是董鼎山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文章《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层桎梏》中提到：“1982年夏天爱丽丝・沃克曾与美国西部一批妇女作家访问中国。当时我在北京的一个文艺界宴会桌上，尚不能充分回答朋友们关于她的生平的询问……”[2]（136）。与王家湘的回忆一样折射出国内对美国黑人女性创作群体的陌生，因为毕竟莫里森和沃克是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中的杰出代表，80年代她们已在美国享有较高声誉。不过，在20年后，这种陌生感已经被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热给取代了。

起步阶段的成果分布显示，在1993年之前，国内学者对黑人女作家尚未显示出明显的研究偏好。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1981年至1993年间，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25篇左右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论文。排除3篇整体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论文，余下22篇的分布为：

数据分布显示，在1993年之前，艾丽丝・沃克是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首选对象，对她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略胜于对托妮・莫里森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也稍早于后者发表。此时的研究分布与1994年之后的国内莫里森研究热截然不同。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同时期国内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美国文学研究论文近400篇，那么有关黑人女作家的研究论文约占同期美国文学研究论文的6%。加之这一阶段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零散分布在各年份中，最多的一年也就只有4篇，都表明这一阶段关于黑人女作家的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尚处于边缘地带，直至90年代初期依然如此。此时只有极少数学者如王家湘、董鼎山、冯亦代等承担着黑人女性文学的传播和研究工作，其中王家湘先生撰写了5篇相关论文。

在这一阶段，各类外国文学研究刊物是刊登黑人女性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以《外国文学》和《读书》刊登的论文最多：

从研究内容上看，80年代初期到1993年莫里森获诺贝尔奖之前，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经历了群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的发展过程。即在早期的文章中，研究者倾向于将黑人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完整的创作群体加以介绍，更加关注其群体风貌。随后发展到作家作品论，选择单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评说她们的创作成就和风格。

整体考察80-90年代初期的成果，可知这一时期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处于整体水平较低的层面。其主要表现，首先，开放之初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长期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学者们在学科领域内的话语缺失，“补课”成为国内研究者的首要工作。对黑人女作家的接受同样是从简单的作家作品介绍开始。例如《读书》上发表的董鼎山先生的《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一文，将黑人女作家作为黑人创作群体的一部分加以介绍，指出黑人作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能够冲出黑人读者的小圈子，吸引广大的白人读者群，而成为美国文坛上一个主流作家”[3]（93）。这一观点在当下强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似乎落伍了，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美国学术界的“文化战争”之前，主流社会对文学的认可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文化为价值尺度的，黑人文学作为少数裔文学尚不能进入主流文学领域。其次，在本土文学经验介入下生成的文本意义，与作品原有的意义系统和意义结构有较大出入。例如《美国黑人文学的新突破：评艾丽丝・沃克的》一文采用宏大叙事的视角，以主流文学传统标准观照黑人女性文本，通过挖掘沃克与美国经典文学的联系来肯定其创作的合法性，而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性别立场赋予文本的特殊意义却被忽视。再次，开放初期，传统文化在国内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多数读者和研究者的文学期待视野仍遵从旧的观念，其文学审美期待与黑人女作家文本的多义性形成巨大落差，导致研究者更青睐那些符合他们审美期待的文本。沃克的《紫色》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国内当时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了解不深，但文本中对歧视和压迫的直接表述贴合了国内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使其成为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文本。最后，研究视角单一狭窄，批评模式相对陈旧，主要集中在对作品进行主题探讨、人物剖析、手法展示等传统层面上。

（二）发展阶段（1994-1999）

1993年，托妮・莫里森成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事件是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史上的转折点，促成了其后国内黑人女作家研究分布上的流变，形成当下国内莫里森研究独占鳌头的局面。仅1994年，国内有关莫里森的研究论文就由1993年的3篇迅速上升到14篇，而同期沃克和赫斯顿的研究文章均仅有1篇。

该图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制作。6年中，国内共发表黑人女作家研究的论文90余篇，莫里森研究占70%。数据同时显示，我国学界对黑人女作家的研究面有所扩展，在译介沃克、莫里森、赫斯顿、马歇尔等作家的基础上，主动跟进报道一些新近活跃的黑人女作家如玛亚・安琪罗。此时被单独研究的作家数量由第一阶段的4人上升至7人。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王守仁、吴新云共同撰写了关于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专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该著作以文化批评和性别研究作为文本阐释的切入点，对莫里森的6部作品做了逐一细致的解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首先，研究方法多元化。80年代后，国外各类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在黑人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表现为多数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依据文本选择多样的文学批评方法。90年代中后期，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多数研究者运用的话语，偶尔也涉及精神分析批评、传记批评等；“黑人文化”、“种族歧视”和“女性意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其次，研究对象的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有关主要黑人女作家的研究成果呈分化趋势。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托妮・莫里森成为国内研究者的“宠儿”，掀起了国内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黑色”浪潮，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研究成果涉及莫里森当时已出版的所有小说，即《最蓝的眼睛》、《秀拉》、《宠儿》、《乐园》、《柏油娃娃》、《爵士乐》6部作品。比较同期对沃克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长篇小说仍旧是《紫色》；赫斯顿的研究成果，论文仅为1篇，解读对象是《他们眼望上苍》。

（三）新世纪新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从上世纪末开始，专著成为我国关于黑人女作家的重要研究成果形式，截止到2011年底，国内已出版相关专著24部左右，2000-2011年间分布如下：

分布情况表明，在对象的选择上，新世纪的研究延续着90年代中后期的倾向，有关莫里森的研究论著占了71%。并且，国内研究者对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选择分化还在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反映出的不仅是对黑人女作家个人选择上的某种倾向性，更重要的是折射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过度追逐热点的从众心态和研究倾向，是一个文化群体集体接受心理的反映。此外，研究专著涉及的对象比学术论文覆盖面窄，只涉及3位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这与黑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分布状况有直接的关联。很多研究者受英语水平的制约，开展学术研究需要借助作品的中译文本。目前，国内黑人女作家作品的翻译分布特征与研究成果分布特征非常吻合。

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些专著很好地反映出新世纪国内在相关领域内的研究水平。从研究主体层面上分析，2000年之后，许多高校研究生加入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队伍中，成为该领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很多专著是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还有不少是用英文撰写的。可以说国内能够在短短10余年间出版众多的研究论著，高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投入功不可没。

除专著外，新世纪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内容上已突破了早期研究中重复国外研究成果、缺乏独立见解的局限，展现出视野开阔、精彩纷呈的局面，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这12年来发表的论文，因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样与多变，已很难将其简单划割分类。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跨学科研究成为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宗教、哲学、社会学视角均被用于对黑人女性文本的观照。

二

外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不是单纯性的文学学科领域内的审美接受，接受过程的各个层面如作品的甄选、译介规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采用等，都受输入国政治、文化、外交、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需求的影响。近代以来100多年中，曾有过数次对外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本土需求历来都是我国选择外来文学资源所奉行的首要原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首次出现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在林纾、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外国文学成为振兴国势、救亡图存的政治宣传工具。“五四”新文学革命展开了开放的格局，大量引入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1976年“”动乱结束后，文艺界开始了第二次全面学习外国文学的进程，欧美文学重获青睐，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一次的外国文学译介运动表现为更多的兼容并蓄，政治功利性被最大程度的淡化，本土经验以一种隐蔽的形态在对外文学关系中发挥作用。下面我们试以黑人女作家在中国的译介状况作为个案，窥探当代本土经验在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投射。

“本土经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一个既有历时性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共时性的借鉴与吸收的存在形式。本土经验之于文学建设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论及；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探索本土经验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要“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眼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4]（3）事实上，在对外来文学接受过程中，本土经验对于我们的研究从对象选择到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的确立等都具有“隐性规定”的作用。本土经验是影响外来文学在中国接受的深层因素，它介入到文学接受的各个环节中，最终形成外来文学的接受格局。

文化过滤是本土经验在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显现的首要功能。通常输入国出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会主动选择别国文化中的有利因子，过滤掉不被本国民族意识认同的成份。黑人女作家在中国30多年的研究嬗变即体现出了民族意识在本土经验规范下发挥的筛选功能。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是以弱势民族文学身份被介绍到中国的，虽然它的输出国――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但是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主体所代表的非洲文化却被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流文化长期排斥和边缘化。两种文化冲突中呈现出的白人文化的倨傲以及黑人文化的焦虑、自卑与自我憎恨等情绪构成了黑人文学，包括黑人女性文学创作的主要体验。正由于早期黑人女性创作主体的弱势地位、作品表达的文学主题和流露的文学情感契合了中国本土经验中生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心理结构、伦理道德预期，它才获得了国内民族意识的认同和接受。80年代早期，中国学界对黑人女性文学的群体接受心理表现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投射强烈的情感认同。在当时的文本解读中，黑人女作家作品中有关种族主义危害的揭露、黑人自我意识的发现等主题不断被重复和强化。

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经验”是一个现代的、与世界各民族处于“共同体”中的民族文化资源，它具有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双重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化问题：“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5]（67）这段论述说明，以世界性眼光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定位民族文化，加强本土文化建设，成为了中国本土经验中的文化需求。弘扬和发展黑人美学，护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很多黑人女作家的创作主旨，她们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共鸣。因此，90年代中期之后，对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由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种族冲突上升为更高层面的文化解读，黑人女性文本中的文化因素、世界意识被挖掘了出来。其中莫里森作品为我国学者的文化阐释提供了理想范本，作品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文化阐释空间。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何以90年代中期之后莫里森成为国内研究界的“宠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固然起到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家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契合本土经验中的世界意识需求，符合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语境。

本土经验对外来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和价值定位也有一定的影响。现代阐释学理论认为，一部作品的文本意义构成是由作者-读者共同完成的。读者参与文学意义的生成，成为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而影响到对作品的价值判定。在读者对作品的意义阐发和价值评定过程中，本土经验又是至为重要的因素：“读者是以特定的民族心理结构去接受外国文学作品的。”[6]（179）读者阅读、理解外来文学的过程，也是将其民族化的过程，而本土经验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文学阅读和评价会形成相对稳固且具有导向性的价值衡量标准，直接影响到文本在个人层面的意义生成以及外来文学在宏观层面的形象定位。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话语权的时代，我国多数研究者将黑人女性文学定位为 “反种族歧视”的黑人文学的一部分，强化文学中的“黑人”因素而淡化“性别”成分，重视文本的政治性胜于文学性。9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盛行之后，黑人女性文学又被重新定位为“女权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西方主流经典的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成为阐释黑人女性文本的理论之一。不得不说这样的文学定位没能反映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本质意义。事实上，众多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的表述是对已成为“理论经典”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反动。

此外，本土经验中的功利因素不容忽视。无可否认，功利性构成“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潜藏于人们的意识和知识结构之中。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研究主体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常常借助西方价值尺度，以是否被强势文化认同作为自己选择和衡量的标准。因此，那些获西方各种主流文学奖项肯定的作家成为了国内研究者的热门对象。在80年代，国内学界所以首选沃克和莫里森作为黑人女作家的代表推荐给国人，与这两位作家都是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的身份分不开。“得奖的就是好的”成为国内不少研究者在选择、译介和接受外来文学资源时的基本心态。因此，1993年在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对她的研究便呈“扎堆”趋势。这既是文学研究的功利性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研究主体在文学审美判断上的不够自信。

纵观国内30多年的黑人女性文学接受历程，不难发现这种研究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完成的，学术意识、知识结构、文化经验、价值观念等是影响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本土经验作为背景考查外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研究工作的本质，更可以令我们摆脱单一学科的制约，以更开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在中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王家湘：《喜闻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感》，《外国文学》， 1994年第1期。

[2]董鼎山：《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层桎梏》，《读书》，1986年第4期。

[3]董鼎山：《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读书》，1981年第11期。

[4]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丛书总序》，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5][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

[6]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