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 不朽中山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溯10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亲眼目睹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是辛亥革命了数千年封建帝制，打开了进步的闸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但他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开始筹措各项革命工作；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想法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孙中山的上书后，只是随便地说了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说吧！”然而，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尝试。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行动，孙中山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恃；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者也是如此。

选择了以革命清政府的途径后，孙中山冒着杀头、甚至被灭族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他毅然剪除了发辫，改穿西装，显示出彻底与清政府决裂、革命到底的决心；在伦敦蒙难十余天，差点被押回国处死，他顽强抗争，毫不退缩；革命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他“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毫不气馁，甚至亲自上场杀敌；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动摇、分裂，他始终高举革命大旗，义无反顾，引领同志们继续前行。孙中山的胸中始终饱含着爱国热情，正是这股热情，成为他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源泉。

孙中山一直把革命和建设问题放在事业的核心位置。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在伦敦刚刚获救，孙中山就如饥似渴地到大英博物馆等处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他还实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民情和政治制度。由此，孙中山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和不可克服的弊端，看到了日益蓬勃的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趋势，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并与各国革命党人进行探讨。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为免重蹈西方覆辙，防患于未然，他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建设道路应该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祸害”，于是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作为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拟就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当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拯救共和。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孙中山就力求和平。但是，在和平和建设的阻碍不得不以革命的手段排除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坚定地起来革命，开辟通向和平与建设的康庄大道。

首先是组建新式革命政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

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建立和领导的中国同盟会。20世纪初，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集结，民主革命的发展形势要求将革命的小团体合成统一的革命政党。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担起了这一使命。1905年7月，他从欧洲赶到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汇集的日本东京，向各革命团体中肯地分析过去分散斗争的弱点，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倡导革命者联合起来，“合成大团”，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以适应革命总体战略的需要。在各革命团体大多数人士的赞同下，孙中山便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小团体组织起来，于1905年8月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政党的新颖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把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集中概括为民主革命的内容和目标。

二是同盟会的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革除了秘密会社的封建宗法弊端，具有了近代政党的形态。

三是同盟会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比较稳定的领导集团，除本部外，它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

四是同盟会制订了比较完整的方针和政策。1906年秋，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包括八个重要文件，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除《军政府宣言》具有政治纲领性质外，其它文件的内容主要关乎方针政策问题，成为革命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遵循的准则。

同盟会的建立，成为中国民主革命高潮的起点。它不仅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也为它做了舆论准备和武装斗争准备，诚如孙中山所云：“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这个结论，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写照。

其次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纲领。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著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个字纲领于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遵循的“三民主义”政纲。

所谓民族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同盟会宣言称：“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反满并不是反对一切满人，而是针对满人建立的反动政权。在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义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孙中山坚持以民主主义精神处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关系，认为任何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排斥，而必须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反满与五族共和，体现着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在内容上的变化。

所谓民权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对未来的共和政体作了这样的构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他重申：“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构成了辛亥革命的政治理论基础。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基本内涵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孙中山深感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虽然比中国先进，但是其内部却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为了使中国避免欧美各国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力图在中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革命。

第三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接着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准备武装起义。从1907年到1911年春，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八次起义。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身先士卒，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一幕幕悲壮的革命壮举，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100多位革命志士英勇献身，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推到了高潮。孙中山曾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这次起义，既重新唤起人民的觉醒，也是对清政府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广州黄花岗起义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算起，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17年的艰苦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辛亥革命凝积着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不到两个月，全国十四省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的治国理念，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首先是民族平等思想。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认为，在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民众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他说：“我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反清，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追求。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封建王朝被，孙中山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清政府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对此，他在当时有过很多次演讲。1912年9月3日，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呼吁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相爱如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同月17日，他在北京广济寺与旗人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表示：“凡我国民，均应互相团结，以致共和政治于完善之域；人人之志愿，均应为人民求幸福，为国家求独立，而国家乃进于强盛，共和之目的乃可达到。”

其次是国家统一思想。中国不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酷爱统一的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也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分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早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更加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力量”。“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莫过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两岸人民同感悲愤，改革运动和武装起义由此风起云涌。辛亥革命爆发后，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非常振奋。一些台胞冲破阻力，回到大陆，亲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更多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的革命影响下，发起了台湾岛内的抗日运动。为了“驱逐日寇，”，他们前仆后继组织武装起义达10次之多。一段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两岸人民为追求民族尊严、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属于两岸人民共有的历史。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一代伟人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数十年，这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根本利益。今天，重温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孙中山爱国统一思想为纽带，团结和推动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积极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再次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了清政府，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认为“民国巩固”要靠“振兴实业”，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实践，从事社会革命，专务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所以，他自告奋勇要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

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办法在哪里？他认为，必须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永远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他强调，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

辛亥革命的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要实现祖国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总书记指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海外华侨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当年，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在建立革命团体，创办各种报刊进行革命宣传，参加历次武装起义，筹措革命活动经费，支持新政府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曾高度评价海外华侨“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在当今国内外急骤变化的新形势下，海内外中华儿女应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努力营造爱国、统一、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努力奋斗。我相信，从百年辛亥开始，中国一定会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走向辉煌、完成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会副会长。）

（摘编自《统一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