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追忆孙中山:从广东走出的平民伟人

• 结束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个世纪过去，共和国仍在“复兴”的征途上。中国人到底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社会进步了多少？需要在纪念中反思并展望。

初春的上午，中山市翠亨村静谧安详，沐浴在煦暖的阳光中。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那片宏大的建筑群，瞬间就映入了来访者的视线。瞻仰的人群纷至沓来，正将这片乡村宁静的枝叶一层层剥落，展现出了岁月都无法掩藏的历史光芒：

这里，曾孕育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从这里出发，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救万民于水火，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革命风暴，最终了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

驻足于孙中山故居前，记者任思绪穿越时空，回想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传奇而伟大的一生。

【一】

出身佃农家庭对人民苦难感同身受

孙中山纪念馆解说员张万利介绍，现在大家所见的孙中山故居，是中山先生于1892年亲手设计督造并保存完好的一片住宅。故居正门贴有他当年手书的门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虽过百年，但字迹殷红。

孙中山，学名文，乳名帝象，字德明，号载之、公武、日新、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有“中山”之名。辛亥革命后，章士钊把中山这个名字加上姓，并称为孙中山。自此，这个姓名便在国内外普遍使用起来。但孙中山本人则较多以孙文自称。

“此外，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他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纳等，笔名“南洋小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的名、字、号和化名、笔名，竟达30多个。”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郭凌告诉记者。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因为穷，直到10岁，他才被送入村办私塾读书，同时还得到田间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饱尝生活艰辛的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的底层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对“百万生灵尽倒悬”的境状更感同身受。

二叔母程氏，常往返于翠亨村与唐家湾之间，爱把洋人在唐家湾奸淫掳掠和清官兵见危不救的故事讲给孙中山听。他听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急切地追问：“为什么老番(洋人)如此欺负我们？为什么这些贪官不对付他们呢？”

在祖屋前的老榕树下，孙中山还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听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老战士冯爽讲故事。孙中山对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无比景仰，尤其是太平天国主张的人人平等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萌发了他内心深处最初的英雄情结。

有一天，一伙海盗入村抢劫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华侨住宅。“我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攒下的钱，现在全被强盗抢走了。如果留在洋人的地方，何至如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倒没了保护……”华侨绝望的哭诉，在小小的孙中山心中激起巨大波澜。

【二】

变革遇挫“医人”转向“医国”

1883年7月，在檀香山求学接触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孙中山返回家乡，“改良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针对当时翠亨村的旧习，他提出并推动了设立壮丁夜警团、修改村道、装设街灯、清洁街道等一系列改革。

“故居门前保留的这一盏街灯，就是孙中山当年变革乡政的历史见证。”在孙中山故居前，孙中山的曾外甥孙、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现任会长杨海告诉记者，他的曾祖母孙妙茜是孙中山的四姐，小时候常带着孙中山到村边的金槟榔山砍柴、割猪草。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来，老人竟哭瞎了眼睛。从1930年代她就带着儿孙们开始看护这片孙中山的故居。

据载，为推行改革，破除迷信，孙中山和同村好友陆皓东砸毁了村庙北极帝君、金花夫人坭像，被村民指责为冒犯神灵，以至无法容身，只好背井离乡。但建设“良好之政府”的理想并未放弃，孙中山认为“以医亦救人之术也”，决心以治病行医造福人群，遂于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翌年又转学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

1890年，孙中山致函当时的香山籍退职官员郑藻如，第一次提出了自己“改良中国”的具体意见，比如提议在本县倡行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再向全国推广等，但没有引起重视，让孙中山心寒。

郭凌介绍，1892年，孙中山学业有成，先后在澳门、广州、石岐以行医为名，广交朋友，探索救国之路。但他并不开心：“人病了可以医治，但国家病了应该怎么医治呢？”

中国路在何方？孙中山苦苦思索

当时，国内主张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1893年冬，满怀报国热忱的孙中山“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从广州回到翠亨村，用10多天时间，起草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

第二年春天，孙中山与陆皓东携书北上求见李鸿章被拒，其改良理想受到沉重打击。两人结伴游走津京两地，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目睹的却是歌舞升平筹备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的奢靡。

返回广东的孙中山，与国人一同被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再次重创心灵。他就此猛然警醒，彻底丢弃了改良主义的温情幻想，决然开拓民主革命道路，用革命手段来清廷的腐败统治。

【三】

首次武装起义痛失同村好友

对孙中山生平颇有研究的郭凌向记者介绍说，19世纪末的中国，当越来越多的人仍陷溺在希冀以改良方式拯救危亡祖国之时，孙中山毅然开始了革命救国的尝试。

1894年秋，满怀救亡图存抱负的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再度来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筹款革命起义。

同年11月，孙中山率先树起反清义旗，动员20多名爱国侨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公开声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加入者必须填写入会盟书，秘密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这个誓词，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吹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声嘹亮的号角。

兴中会成立后，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很快团结了数千人。孙中山积极开展筹款，联络会党和新军，计划在1895年重阳节炸毁两广总督署，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谋事不密，被清政府察觉，起义还没有正式发动，就遭到了清廷的血腥镇压。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了，而且他还失去了自己的“发小”――同村好友陆皓东！孙中山赞誉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

孙中山纪念馆的史料表明，遭清廷1000两雪花银的悬赏通缉，孙中山只得越城逃离广州，潜往澳门、香港。从此，他断发改装，奔走于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社会情况，鼓吹革命道理，发展壮大组织，准备再举义旗。

【四】

游走伦敦遭到清政府绑架

奔走欧美期间，孙中山还曾在伦敦街头涉险蒙难，成为一起举世哗然的事件。

郭凌告诉记者，“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一度被史学界公认为悬而未解之谜。直到2006年11月5日在广东省档案馆召开的孙中山专题学术研讨会上，这一谜团才得以“破译”。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搜罗了中英两国的政府档案、侦探报告、报刊记载等资料，从中发掘了大量证据，证明了孙中山在伦敦是遭绑架进入清使馆这一史实。

原来，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先出走日本，后辗转美国，再于1896年下半年到了伦敦。他有意在伦敦逗留一段时间，所以在抵达的第二天就租了房子，之后每天都去探望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可是，几天后，孙中山却突然在伦敦街头失踪了！

相关史料记载：“早在孙中山踏足英国的一刻起，大清国已派了一位私家侦探贴身跟踪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并即时汇报大使馆。”有趣的是，该侦探时常在星期天早上失去跟踪目标，并在记录上写着“伦敦大雾，目标不见踪影”。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当街被使馆人员“一左一右强行夹入使馆”遭囚禁。被囚期间，孙中山让在使馆工作的一个英国仆人传信给康德黎，但该仆人死活不答应，于是孙中山悄悄递给他20英镑，见钱眼开的仆人这才帮忙。在信中，孙中山告知：大清国想把他偷运回国，清算他发动广州起义的“叛逆之罪”。

得知传信成功后，孙中山很兴奋，他对该英国仆人许诺“你再替我送信，我出去后给你2000英镑。”于是，仆人又陆续给孙中山送了几封写给康德黎的秘笺。

为营救孙中山，康德黎奔走于各个部门。一时间伦敦报界对孙中山蒙难事件的报道充斥着触目惊心的标题：“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清使的非常行动”等。在媒体的关注下，孙中山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不久获释。

【五】

掀辛亥革命终结中国封建帝制

在多次起义失败，革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1903年秋，孙中山在改组兴中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华革命军”。1905年夏，他又前往日本，满怀热情地向聚集在日本东京的各路中国革命党人痛陈各省分散起义的弊病，提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

这一革命纲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也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针。

九州生气恃风雷

同盟会成立后至1911年4月，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先后五次环行世界，组织发动了10余次武装起义，虽均以失败告终，但革命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唤醒了沉睡的民众。直至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一举夺取了武汉三镇。之后仅一个多月，全国半数以上省份纷纷响应，清政府专制统治土崩瓦解。

公元1912年1月1日，这是改朝换代的一天。

是夜10时，孙文已来到如今的江苏省政协大厦，这里曾是朱元璋的“汉王府”、太平天国“天王府”、两江“总督府”，从1912年元月1日开始，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地。

这里已被定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数百位各省及海陆军代表，在昂扬的军乐声中观礼，孙文就在这种西方式的欢庆气氛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期临时大总统。

没有穿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孙文身着长长的燕尾服般的西式礼服宣誓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一段极短的誓词，成为“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唐德刚《民国前十年》)。从这天午夜起，中国数千年“帝制”的政体模式，开始转入“民治”时代。

同年4月1日，孙中山辞卸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

为捍卫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成果，孙中山将临时约法奉为“圣经”，无论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抑或是段祺瑞毁弃约法，孙中山都义不容辞地高举义旗，兴兵讨伐，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出兵北伐、国共合作、改组……

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昨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并且期望以俄国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1925年3月12日，奔波劳碌而又殚精竭虑的孙中山终因肝癌不治，逝于北京。一代伟人轰然倒下，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那段撕裂封建帝制魔咒的绝响，震彻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