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自传文学的嬗变

摘要：[HT5”SS〗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有一个由书籍自序式自传至诗文自传、由附属于正史子书到诗赋自传独立状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魏晋时期得以完成。子书类自序式自传和自传诗充分体现这一点。前者自东汉起便以突出自我为中心，而至葛洪《自叙》标志着纯粹自传的成立。后者由场景诗演变而来，自魏至东晋逐步发展，从蔡琰、嵇康至陶渊明，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自传诗。自传性是陶渊明诗、文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成熟。

关键词：魏晋；自传文学；自序式自传；自传诗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2）06-0074-05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余英时认为“较之欧洲未见得逊色”，其首先提到的便是自传：“以自传文字而言，司马迁的《自序》（及《报任安书》），班固的《叙传》，王充的《自纪篇》，葛洪、刘知己的《自叙》等都是不折不扣的自传文字。中国自传的兴起不但远比西方为早（西方以4～5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正式自传之始），而且确实形成了一个传统。”［1］298－299庾信《哀江南赋序》：“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生平，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2］94这则材料表明中国的自传文学，有一个由书籍自序式自传至诗文自传、由附属于正史子书到诗赋自传的独立状态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在魏晋时期得以完成。

一

普遍认为，中国早期自传始终偏重在“家风”、“世德”方面，不是以作者自我为中心，不能以突出一己的个性或人格为主，其实这种情况更多的出现在正史类的自序中。《史记·自序》以下的作品，如班固《汉书·自叙》、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叙》、华峤《谱序》、南朝梁沈约《宋书·自序》、北齐魏收《魏书·自序》、唐初李延寿《北史·序传》等，“从说明写作的原委，逐渐变为撰写者家庭的传记”，唐代以后，史书由个人撰述转为朝廷集体编纂，叙传之类于是消失，“正史的‘自序’中具有自传意味的，结果只有《史记》可以入选。”［3］23子书类自序式自传，却自东汉起便以突出自我为中心，而至葛洪《自叙》标志着纯粹自传的成立。①

王充《论衡·自纪》一般认为既是作者自传，也是全书总序，这个看法不太准确，《自纪》主要还是一篇自传。王充在《自纪》中历述自己的家世、生平、志趣、操守和思想等，此具有自传因素可不待论，而大量篇幅所讨论的文学观点，并不专为说明《论衡》一书，也涉及他的其它著述。《自纪》篇在说明何以作《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实论》后紧接着便分几大段讨论何以“充书形露易观”、“违诡于俗”、“不能纯美”“稽合于古，不类前人”、“文重”等问题，可见显然不专为《论衡》一书而设，是全面陈述自己的文学观点，而非《论衡》书序。《自纪》以时间为顺序历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中间相应地叙论自己的著述，跟一般自序先叙生平后论著述不同。这种不同表明王充是把自己的著述，包括著《论衡》当作自己一生的重要事件、事业编进自己的自传里，而不是先叙生平来阐释著述的原委。

《自纪》之后有代表性的是曹丕的《典论·自叙》。《自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自叙》和《典论》正文所呈现的自我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自叙》以炫耀的语气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骑射、击剑、持复、弹棋等技艺，持复弹棋固然纯粹是娱乐，而为了证明自己骑射击剑的能力，所举之事为随曹操出征，军败，“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为畋猎“弓不虚发，所中必洞”，为宴饮酒酣耳热之际，以甘蔗代剑也他人校技以助兴等等，而不提及自己的军功，不提及这些军事技能对于自己军事行动的功效。这表明曹丕想突现自己非常生活化的、多才多艺的、富于游戏精神的一面，他注重的是自己所拥有的才能本身，而不是这些才能究竟有何作用。但《典论》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则严肃得多。《典论》的内容跟传统子书没有什么差别，是一部讨论政治、社会、道德、文学等问题的论文集。曹丕在《典论》中曾严厉批评东汉末社会“论无定检”、是非标准混乱的情况，而他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典论》，显然寄托自己为社会重新制定是非标准、统一言论的使命。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现象呢？这并非作者刻意地粉饰或前后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性格变化所致，而是严肃与活泼、务实与游戏本来便在曹丕身上统一在一起。他一方面能清醒地区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手段只有在服务于目的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另一方面，在一般人仅仅注意于目的的时候，他往往能欣赏手段本身，甚至把一些枯燥无味的手段工具、程序规则创造为可以娱心悦目的娱乐活动。曹丕的这个特点也为一些既实干又富有艺术精神的建安文人所共有。曹丕借子书自序之名行自传之实，大概是当时的风气。徐干《中论》无序，很可能是突染疫疾逝世而来不及作，同时人所作序言担心其书不以自己姓氏命名很有可能导致身死名没：“予以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犹至于今厥字不传……岂况徐子《中论》之书不以姓名为目乎？”［4］567这位作者随即把徐干的名、字、出生地、家庭背景和生平一一做了详细交待，以补徐子“不以姓名为目”的不足。此可见一时风气。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6期刘桂鑫：魏晋自传文学的嬗变

葛洪《抱朴子·自叙》标志着书籍自序式自传的完全成熟。与王充、曹丕相比，葛洪对自己的生平、性格、才能等叙述得更详细，而且更自觉地突现自己的特点。“从出身和家境来看，王充是寒门，曹丕是王室，葛洪则是先为吴国名门、灭吴后仕晋的所谓亡国的名门，因而抱有一种对寒门、名门意识都十分敏感的复杂心态。在自我认识方式上，王充通过提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确认自己，曹丕是以自己较之众人优越来显扬自己，葛洪则是用强调自己是一无所能的凡庸之辈来把握自己。”［3］46从葛洪对自己的称呼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自叙》开篇：“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真实的姓、名和籍贯反而成了号的补充成分。篇中又特意解释了号的由来：“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子，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这显然是因为葛洪认为“抱朴子”这个称号比自己的真实姓名更能体现自己的个性。葛洪在《自叙》中提到自己创作《抱朴子》的原委：“洪年十五六时，所作诗赋杂文，当时自谓可行于世……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但是，这里叙述自己创作观念的转变，是作为自己生平事件来叙述，从而构成了这篇自传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他对《抱朴子》一书的介绍放到《应嘲》等篇中去了。《自叙》篇的结尾特设一问难：“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难曰。”他的回答是：“余以庸陋，沈抑婆娑，用不合时，行舛于世”，“故因著述之余，而为自叙之篇，虽无补于穷达，亦赖将来之有述焉。”［5］684-722这清楚地表明葛洪创作《自叙》是为自己写篇传记以冀“将来之有述”，而非作《抱朴子》一书之序言。

二

自传诗在魏晋有比较丰富的创作成果。东汉末蔡琰《悲愤诗》以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与主人公一致，且也叙及一生重要经历，已初具自传诗性格。但正如川合康三所说：“这首诗与其说是自传，还不如说是一篇传奇故事。因为较之自传性，故事性在全诗中更起支配作用。叙述者的感情表现太过类型化了，作为个体的性格，反而显得薄弱。”“《悲愤诗》是蔡琰这个实际存在的女性，以她自己悲剧的一生为素材写成的故事诗。”［3］47

嵇康的《幽愤诗》是第一首真正的自传诗。此诗是对自己为好友吕安辨诬受牵连入狱一事的反省。开头追叙自己“托好老庄、贱物贵身”思想的形成，中间分析致祸之因在于自己的性格缺陷：“曰余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最后告诫自己要吸取教训，希望过一种“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严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生活。［6］122与蔡琰《悲愤诗》相比，《幽愤诗》完全以自身内在的心理变化为主，是一首真正的、同时也是一首非常独特的自传诗。这种独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烈的自我批判，类似于西方的忏悔式自传。从忏悔、告白出发的西方自传，其本质是自我省察，即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然回顾昨日之我，乃知自己之非。作为精神的自我形成史的西方近代自传，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二是非政治性。嵇康、吕安的入狱，完全是司马昭、钟会、吕巽诸人出于狭隘的政治集团利益和睚眦必报的卑劣心理而锻炼出来的冤狱，但嵇康基本上并未对此等小人或当时之非人政治进行批判。他把致祸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好善暗人”（好行善而暗于知人）的“不敏”，“好善”指“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暗人”指暗于知“民之多僻”。他所说的“显明臧否”即是刘向所谓的“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说苑》卷十九《修文》）。嵇康自我批判的结果，最根本的一点是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着“道”这一最本质特点的放弃，他的后悔，最根本的一点是自己曾经履行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这一最本质的责任。因此，嵇康的忏悔，不能理解为对司马昭的示弱乞怜，也不能理解为一时愤激的违心之言，而是通过忏悔重新确认自己最初的人生理想——“托好老庄、贱物贵身”“无馨无臭”，“颐性养寿”。这里面未尝没有明哲保身、珍惜生命的平凡想法，但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庄子式的“逍遥游”：实质是彻底疏离政治，在政治之外寻求人生的价值。这才是《幽愤诗》所要塑造的自我形象。潘岳《河阳县作》（其一）叙述弱冠举秀才、上宰朝、厕王寮、辞归东山、再掌河阳县等事件，以线性的排列展示了一个由昔日挣扎于仕途到现在意在恪守县务以求名声的自我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对嵇康《幽愤诗》的继承。

左思的《咏史》以组诗形式为自己作传，是自传诗的一个重要发展。《咏史》“虽只八首，却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决心归隐的思想变化过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第一首歌唱自己的博学、文才和军事理论素养，表现自己御外侮、平内乱而功成归隐的抱负。第二首批判士族凭借门阀制度垄断显职，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平等现象。第三首借歌颂段干木、鲁仲连表现自己“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这两首诉说了诗人在仕进受阻、较深刻认识现实后对初衷的坚持。第三首“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緤，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初看似是对第一首“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的简单重复，其实内涵更为复杂深沉。诗人已经褪去了当初的自负幼稚，而对“不羁”的刻意强调，流露着诗人在体味到门阀制度的冷酷后所产生的愤激情绪。第四首把王侯贵族的享乐生活与扬雄寂寞著述的生活作了比照，肯定了扬雄的立言不朽。第五首前半写皇都壮丽，侯门深邃，后半写自己本非攀龙附凤之辈，而志在追求一种“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高蹈生活。第六首歌颂荆轲，以为人之贵贱非取决于政治地位之高低，市井豪侠远胜豪右。这三首从不同角度展开对贵族的批判，也展现了诗人不断寻求人生价值的过程。第七首慨叹“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诗人虽仍然以英雄自命，但情绪己颇为无奈，无复过去的自负和高傲。第八首先以“笼中鸟”喻自己仕进的屡屡受挫，以“枯池鱼”喻自己末路处境，再以“达士”之知足寡欲，流露着十分绝望的心情。《晋书·文苑传》：“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7］2376此二首正反映了左思晚年绝意仕途的心境。

陶渊明是第一个成熟的自传诗人。《五柳先生传》“颇示己志”一语是陶渊明对其自传文学思想的自白，也揭示出其诗歌自传的特质。他许多诗歌的标题明白地交代了写作时间和写作缘由，这说明他愿意将自己的真实生活公之于众。其诗歌的小序往往有同样的参考价值。通过陶渊明如此丰富细致的叙述，我们很容易在这种传记式的文学场景中结撰出陶渊明的传记，而无须太过依赖史传。以角色叙事抒情为典型特征的乐府诗，在陶渊明的笔下也呈现出强烈的自传性。两汉乐府诗以反映、批判社会为其特色，人物角色化、类型化，虽说曹植的乐府诗带有更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曹植乐府诗所描绘的游侠、游子、女子形象，本质上仍然是虚拟的角色，绝不能与本人等同，即使其中融入了诗人很多的情感体验。而陶渊明叙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悽目前。吁嗟身后名，於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8］108诗从结发时说起，结发如何，弱冠如何，始室如何，目前如何，意在总结平生，反省自己一生饥寒交迫、艰苦备尝的根源。既表明了天道鬼神不可凭、善事不可为的愤慨，也表明了自己非以安贫邀名的心迹。又如《拟挽歌辞》（三首），或设想自己死后情况与心情，或以第三者眼光观察死后之自己，以及周围之人之事。这种写法可追溯到阮瑀《七哀诗》，陆机《挽歌》（三首），“但这些先前的诗作，并不一定是写作者自己的死，而是作者化身为诗中的登场人物，咏叹抒怀。在‘挽歌’这样的乐府作品中，作者、歌者和登场人物，是可以自由换位、随意往来的，因此即使借死者之口说话，读者也不会感到别扭。而陶渊明《拟挽歌辞》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咏叹一般的别人的死亡，而是设想他自己死了，悲从中来，自我哀悼，这种奇思怪想带来的冲击，使他具有了区别于以往挽歌诗人的独特个性。”［3］129自传性实为陶渊明乐府诗的突出特征，也是他对乐府诗的一大改造，惜其所作无多，且又为其田园诗所掩，故略表而出之。

依据自传的方式，陶渊明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己较长时段内的行事来反映自己性格、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如《杂诗》其五，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归园田居》（五首）。此组诗的主题是叙述诗人由世俗生活逐渐融入田园生活、由一个官吏逐渐变成一个农民的过程。陶渊诗自传诗的另一重要类型是“一种用形象作出自我界定的‘自我传记’”，“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他的大多数诗歌自传总是表达了他一以贯之的愿望，即界说自己在生命中‘自我认知’这一终极目的。”［9］15最突出代表为《饮酒》二十首。这组诗，不仅仅是讨论仕隐问题，更是讨论如何隐的问题，是陶渊明通过潜藏的论辩方式、通过与不同类型的隐士（朝隐、庄园式隐居、佛教化的隐居）比较中确定自我位置的自传诗。还有《咏贫士》七首，第一首写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真正能够固穷的贫士的思想根基，第二首写自己，以下五首分咏历代著名贫士，如荣启期、黔娄、袁安、张仲蔚等等。一方面，这组诗可算是一微型高士传，陶渊明把自身放置其间，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把自己评定为可与黔娄等著名贫士媲美的人物。这组诗的第一、二首都提到“知音”这一概念，通过这个概念，陶渊明试图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这些人正是他对自己所终生寻觅的志同道合友伴，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另一方面，由于陶渊明在这组诗里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贫士都做了非常具体、个体化的描写，因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出陶渊明与其他贫士的不同之处。宇文所安指出：“中国在4世纪和5世纪初产生了无个性的虚构文体——游仙诗、咏物诗、乐府诗。另外还有一种文体……诗人热烈地谈论自己，但不使用普通人经验中与自我相连的抒情主体——‘我’。这其中包括咏怀诗、杂诗。第三类是场景诗，当诗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存在，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谈论自己的时候——有着他特殊的经验和对场合的反应以及态度。”［10］119除陶渊明外，魏晋最有成就的诗人，如曹丕、曹植、王粲、阮籍、陆机都基本上可以归入这类概括性强、无个性的虚构文体，而场景诗自魏至东晋逐步发展，从蔡琰、嵇康、左思至陶渊明，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自传诗。

三

自传的创作，一般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因自身不为他人理解，甚至遭到他人曲解、诋毁需要辩解；一是希望不朽。一个有着真正尊严的人，他会全力写出真实的自我，所再三致意的是同时人和后代的真正理解和评价，他拒绝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如果一个作家不能以写出真实自我为原则，他必须考虑同时人和后代人理解、评价人的不同方式，他会因为不能兼顾这两者而焦虑，并依据这两者而塑造相应的自我。

正史的自序，由于史家所代表的过于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立场，即使意在为自己立传，也无法突出自己的个性。司马迁之所以首创自序式自传并表现了自己鲜明的个性，这归因于他个人屈辱的身世和发愤著述的心理动机。子书作者不同，他的自序是否要表现自我的个性取决于他本人对“自我”的理解。王符《潜夫论·叙录》开篇即道：“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无器能当官。未尝服斯役，无所效其勋。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刍荛虽微陋，先圣亦咨询。草创叙先贤，三十六篇，以继前训，左丘明五经。”［11］465以下条列《潜夫论》设立三十六篇的用意而无一语涉及自己身世。王符显然认为一个人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个性、感情。与王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充、曹丕、葛洪等人。他们的子书展现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见解，自我的形象显得严肃沉潜，但他们的自序却展现了自我另外的一面：丰富多彩的个性、才艺，甚至个体的形态。

诗文自传取代自序式自传而发展至于成熟，原因很多。首先，作家们找到更好的“自我表述”方式而导致文体的更迭。子书内容丰富复杂，一人一生很难有几部子书，但诗赋可以抒写一时一地的情怀，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情境下都可以抒情言志，表现自我。诗赋作为自我表述的方式显然更简便更自由。复次，文学的价值得到更普遍的认同，仅仅作为文学家，便具有不朽的价值。复次，作家所要传达的“自我”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魏晋时期，子书似乎承担了‘自我表述’的责任，……对中古士人来说，‘自我’或‘个体’意味着作为‘士’的个人生命之精华，而一部厚厚的子书，提炼了这位士人对于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可以最好地体现这种精华。”［12］但另一方面，魏晋又是一个社会、思想大变动的时期，价值趋于多元，而重要的一点便是不再把政治价值视为人生唯一、甚至最重要的价值，政治生活也不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因而作为负载作者经时济世思想和抱负的子书自然衰落，而意在展现一个性格丰富、个性强烈的自我的诗文自然便获得极大发展。最后，情感体验的传递是沟通自己与后人的重要链带。王羲之《兰亭集序》非常自觉的意识到这一点并给予深刻的表达：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於所遇，暂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於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

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於斯文。［13］258

王羲之由自己的生活体验、通过阅读与古人发生强烈共鸣的阅读经验，领悟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所以兴怀，其致一也”，领悟到贯穿古今、现在与未来的，使今人能够活在后人心中的因素：对于生命瞬息性的哀愁。因为这种哀愁超越“取舍万殊”（价值选择的差异）、“静躁不同”（个性不同），也超越“世殊事异”。毫无疑问，在传递、延续情感体验方面，诗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本文限于篇幅，仅能就书籍自序式自传和自传诗简略地探讨魏晋自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因为前者最近于现代意义的自传，后者的研究至今尚颇为寥落。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未能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比如，诗歌历来以抒情言志为本质特征，当我们注目自传性诗歌时，会发现除了这类自道己事己情的诗歌外，还存在着一类代他人言情的角色诗，这两类诗有何异同？魏晋诗歌史上，有一类诗人所擅长的、并凭此而在诗歌史占有地位的恰恰是这类角色诗。如曹丕的游子思妇诗、傅玄张华的女性诗，“太康之英”陆机的拟古、拟乐府诗。玄言诗本质上也是一种角色诗，它的主题是表现一种儒道兼综的人格，诗人往往舍弃自己的个性，在诗中刻意扮演这种理想形象。刘勰：“江左篇制，溺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7页）钱志熙认为东晋文学的主题为表现一种名教与自然合之的人格。见其所著《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五章。谢灵运“山水诗，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14］427他的这种乖违，实际上也是其刻意把自己塑造为玄远自然这一时想人格所致。如以自传诗与角色诗这两种类型为线索，或许能重新描绘魏晋诗歌史。总之，魏晋是中国文化第一次大蜕变时期，也是人的自我个性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关键时期，从自传文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相信对此时期的文化和文学会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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