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学嬗变思索

综观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虽然历时较两汉短，但是剧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朝代更替，则非两汉可比的。这样的现实，对形成于两汉的忠于一国一君的传统，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并由此波及相关的许多道德伦理观念。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动荡带来的不同政策，会对一时期的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统治者的思想也较多地通过这一时期的文学来反映。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因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着独特的新变。总的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在这里，我主要来谈一下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这一点。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我国古代所谓“三玄”，即老庄、周易、佛。玄学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首先，才性四本之争与文学。才性四本之争，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才、性的离合异同。性，指人的内在，诸如气质、性情、道德、教养等；才，指人的行为能力，也包括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魏晋思想家因其政治态度与际遇的不同，一派主张才、性统一（即合、同），即主张以外在事功，证明自己禀性的优劣，依附司马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一派主张才、性并不统一（即离、异），即认为外在事功与自己禀性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依附曹魏集团者大都持此种观点。性至上说或才性离异说的兴起，促使两汉以来注重事功的人生价值观向着魏晋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转化。魏晋之际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评议标准、文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文学艺术的美学境界。诸如神气、神情、神韵、神貌、神明、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遗形取神的表现方法已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相当重视。

其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学意义。就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引发的一场争论，是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在玄学上的反映。在玄学的范畴，正始名士一般都对名教与自然持调和的态度，即言辞激烈的嵇康，亦承认人伦秩序乃是自然秩序的反映。

但在政治的范畴，正始名士愤激于司马氏的以名教杀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对名教及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对名教与六经的批判，必然有助于正始文人努力摆脱外在事功与理性规范的束缚，而渴求皈依自然，发现自我。因此这一时期文人创作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自然心性的解放和创作心理的自由。

最后，“言意之辩”与文学。言意之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庄子以为道不可认识，更不可言传。但他同时又认为道在万物，人可以借物达道，物因此成为人与道之间的媒介。这是庄子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魏晋之际，言意关系问题随着玄学的兴起，再次引发争论，这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时的文学，因外在功利与传统思想的束缚愈益松弛，作家不独能纵心适意，表现自我，文章的华丽壮大，也超过建安。又因为玄学的影响，这时的论说文章，其观点的新颖和思辨的精微，亦超过以往。同时，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也影响波及许多领域和阶层。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影响之大。

古代君主的政策制定常常离不开宗教思想，佛教的流传与兴盛也是一个朝代的思想纲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为其文学造成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因此，许多文人这时的创作中透露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宣扬佛教思想。同时，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当时许多文人与高僧有密切关系，有很深的交往。当时许多著名文人，如谢灵运等，他们笃信佛教，并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创作了一系列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文学作品。从这里就能够看出，魏晋南北朝文学转变中，佛教的盛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和文学因素。不仅如此，佛教还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世界，使文章的故事性加强，并发现反切和四声，扩大了汉语词汇，使文学观念多样化。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存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与政治混乱的特殊背景，因此，其文学独具风格，产生巨大新变。而这特殊的背景竟然又为这一时期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魏晋南北朝文人逐渐走向意气消沉和丧志的境地，对文学的样式和技法，创造出来的却是愈来愈精致的成果。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转变对于后世文学的发展繁荣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不能不正视历史是我国古代宝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