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改变中国”杂谈

一

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12年3月6日的记者会上，阐述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

把这段话用来形容有了互联网以后的中国，也不无贴切。简单地说，互联网让普通民众都获得了拥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千军万马，千言万语，其核心特征正如我一本书的书名所说，即“众声喧哗”。

尽管社会弱势群体伴随着技术和表达能力的障碍，许多穷困者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联网，部分人甚至难以接触到数字媒体，但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中国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信息传播的物质手段。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发表意见，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履行监督的功能，影响议题和话语。这无疑是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进步。

二

民族主义问题曾经是中国网络舆论的起源性问题，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认为，中国网络舆论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后全世界华人（也包括国内）在网上的抗议活动。而《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刊登的林楚方、赵凌《网上舆论的光荣与梦想》一文则认为，“真正以国内网站为平台来表达民意的标志性事件，则应该是1999年5月9日人民网为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开设抗议论坛一事，这是传统媒体网站开设的首个时事新闻类论坛。”

曾几何时，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构成历久不衰的热点，举凡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等话题，总会在网上见到激烈的舆论震荡，甚至引发线下的群体行动。这个现象受到国外很多观察人士的注意，《经济学家》杂志甚至把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放在《电子仇恨的勇敢新世界》的大标题下讨论。这个现象到2008年，发展为一个高峰。

2008年以降，在中国的网络上，民族主义的议题越来越让位于关于民生的议题。随着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的浮现甚至激化，互联网完全被民族主义议题主导已成为不可能之事，换句话说，大家一定会把更多的目光、讨论集中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上。譬如震惊全国的上海胶州路大火事件、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以及桥梁坍塌、地沟油和毒奶粉等民生性议题成为网民们关注的热点。

三

“网络社会力”有两大特点：一是依网络而表达，二是凭网络而组织。它的核心内涵是，人们通过互联网而学会自治。

社会必须自治，才可能有转型的基础。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在国家活动中具有较大的自”，它“无须‘法律约束’或强迫的‘义务’就能运转”。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的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们对此一直在进行探索。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正在形成，这是新的社会生长点。

互联网在建立公共领域方面发挥的作用可以主要归结为三点：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可以这么说，互联网社区的创建及其社会参与方式戏剧性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创造了强大的社会资本，产生了积极有效的社会影响。

四

因为互联网固有地从最终用户而不是集中化的守门人那里生成知识和价值，接入、访问和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内在于互联网的设计。互联网治理的政策框架应与此相适应。

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就政府而言，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这就需要调整治理思路，从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政府是沿着“网民－市场—社会—政府”的先后顺序来构建政府职能的。

以网民为服务对象，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部门必须尽职尽责地满足公民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要求不同利益集团达成一种求同存异的“重叠性共识”，并允许试错。为此，要倡导宽容和忍让，对话和沟通。广东等地的“网络问政”可谓开了先河。

简言之，在一个复杂、动态和多元的环境中，政府很难成为唯一的公共治理者。它必须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民众，协同治理公共事务，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毫无疑问，服务型政府并非全部取消管制，只是这种管制是有限度的，受法律严格约束，有固定的范围、程序，以及明确的责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