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池莉小说风格比较

池莉和方方作为武汉文坛的代表人物，在生活和创作经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为武汉当代著名女性作家，年龄相似，出名时间相同，生活经历颇有重叠；在创作上都是以中篇小说见长，都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其笔下的人物也多数生活在武汉这座城市；同为武汉书写的代言人，同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她们及她们的小说的共同点是有目共睹的：她们都以丰富的人生阅历作为写作积淀，描绘出以浓郁的武汉地域文化特色为底色、现代都市人繁琐艰辛的日常生活为场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际遇为主题的人生百象图。尽管两人有太多的相似点，但我们仔细地深入阅读她们的作品，从最初的文学接触，作品的侧重点，作品的语言风格等方面，就不难发现两人不同的创作风格。

一、最初的文学接触的不同

方方、池莉在成长中所接受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就直接造成了他们在最初是所接触到的不同文学类型。

方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正统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古诗词培养了她敏感的审美感觉，这在她一些写家事的小说如《祖父在父亲心中》都有比较真切的描写，青少年时代，方方大量阅读的都是流行的苏联小说和像《红与黑》这样批判现实主义和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方方日后创作的一个重要参照，滋养了方方小说深刻透视人生和剖析批判现实的态度。

与方方知识分子的家庭阅历和学识相比，池莉在这方面则稍显的底气不足，她出生在一个没有太多文化气息的湖北一个小县城的干部家庭，在池莉自传性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从小在公家分配的毫无家庭气息的床和办公室之间长大，我没有祖荫，没有根基，跟随父亲调到这里工作那里工作。”由此很难知道池莉到底阅读了那些书籍，也难断定她文学启蒙的背景和渊源。

如果说，方方是因为文学名著的诱导而走入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那池莉则是靠着那种天生的极其细腻的感觉对生活的感悟而写作的代表。也许对方方来说，写作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成就一番事业；而池莉在创作初期除了自身喜爱写作外，更多地是为了改变生存的需要。

二、作品描写的侧重点的不同

由于最初的文学接触所不同，造成了两人的不同的价值立场，致使方方、池莉在具体作品中风格也迥然相异。

方方的小说世界宛如一柱多面多彩的多棱镜，镜面囊括了从宦子塌至淳至朴的歌哭兴废到大武汉街巷码头工厂院校乍暖乍寒的世态言情，折射出世俗人对求生存求发展求安乐的多层次多姿态的人生图景，体现出作家对生活内涵的不断追索和个人命运走向的深层思考，将言外之意放置于小说情节与人物之中，在小说有形的或有限的生活空间中使故事与情节成为一种思考的诱因。方方的小说更多地从精神上或是典型细节上刻画人，注重于表现某种人生。《风景》中有一段这样地描写：“七哥对他五岁就敢在‘河南棚子’穿梭于小巷小道中拾破烂地胆略极诧异，香姐姐地孩子五岁还每天叨着大香姐姐地，而小香姐姐的孩子五岁却还不会自己蹲下撒尿。七哥记得他捡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块破了角的手绢，手绢上有些粘粘糊糊的东西，七哥用舌头添了一下，是甜的，便又舔了好多下，直到那手绢湿漉漉的。”这段典型细节的描写，把七哥“连狗都不如”的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为他将来不择手段地让命运完整地翻一个身埋下了极好的伏笔。在不动声色的静观默察中，方方描绘着芸芸众生纷繁复杂的生存图景，生生不息之下的困厄与挣扎。

池莉的小说则侧重于描写生活的原生态，注重再现某种生活流程。她努力按照时间的流程叙事，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避免使用那些会使小说看起来吃力或比较陌生化的手法。作家将真实的生活本身的状态描绘给我们看，一切判断留给了读者。《烦恼人生》描述了普通工人家庭印家厚一天的生活，这位主人公在这一天的经历是最凡俗不过了，吃饭、赶车、上班、带孩子、干家务、睡觉、做梦……甚至刷牙、上厕所，真是一段货真价实的生活流，使小说完全“还原”给了生活，正因为如此，印家厚在网一样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烦恼”才可能成为无数中国人生存烦恼的一种象征。

同是描写爱情的小说，方方的爱情小说不同于琼瑶的镜花水月纤尘不染，不同于池莉看山是山的不谈爱情，方方的爱情小说夹杂着伤逝的人间烟火且更探人个人心理深度，比较集中地体现出女性心理的复杂与丰富。在方方那里，细节的描写和人物复杂细腻内心的勾勒，主要在于表达作者或是主人公对于这个世界和男女之间情感的迷惑和遗憾；而在池莉那里，行而上的意味全部被消解，作家只是将真实的生活本身的状态描绘给我们看，一切判断留给了读者。

三、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

阅读池莉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是主人公的语言还是池莉本人的叙述，我们都可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身边熟悉的人的影子。这种感觉大大地拉近了池莉的作品和读者的距离，形成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源于池莉继承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她不做扬扬洒洒的景物描写，不详细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决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与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她总是平平写来，每一处都不多费笔墨，她作品中的描绘性语言很少，常常用叙述性语言，这种叙事性的语言中每一个词都是非常普通的，丝毫没有华丽之感。

同时，池莉小说的语言整体上是简洁明快，从不拖泥带水的；更擅长运用短句十七简单明了地叙述和描写事物，如实地记录口语；也完全是来自生活中大众，浅显易懂，充满了时代气息，甚至带着一些市井俚俗的插科打诨；擅长以人物对话为主来构成小说透过这些原生态的对话，更是将其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方方和池莉大量采用原生态的生活口语不同，她的语言更为书面化，典雅化，并不时在其中加入一些文言词汇；她很少将自己眼中看不惯的社会现象直接的加以批判，而是习惯使用反讽或是黑色幽默的语言将这些情绪表现出来，这使得她的小说能够把喜剧和悲剧两种不同的色彩兼顾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同时，方方的小说则多以长句为主，甚至将几句话连在一起，和短句形成错落有致的韵律。相对于短句，长句结构复杂，修饰成分多，在表达上精准、周密，叙述周详；其文本中的长句，深受西方意识流语言组织形式的影响，在长句中又含有口语化的倾向。以这种句式组合起来的文本，无法让人像阅读池莉的作品时那样简单轻松，需要带着自己的思考认真的阅读才能体会其中的妙处。

两位武汉籍的女作家，作为新写实的代表，在选材范围和写实手法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的“个体”，由于她们最初文学接触的不同，价值立场的不同，使得她们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有比较就会有鉴别”，不足也好，优势也罢，并不影响池莉与方方成为“新写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