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方方败诉的时刻

又一次见识了法院的“智慧”。上一次是方舟子和崔永元互告，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互为侵权，互为道歉，互为赔偿。于是我们就很想看到那个滑稽场面：在同一个媒体的同一个版面，既是原告又是被告的方舟子和崔永元，互相承认侵权，互相表示道歉，然后互相向对方的账号打出数额相同的赔偿款……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场面是不会看得到的，因为这样的判决意在理念，不在操作。于是不免要问，既然难以操作，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判决呢？无它，被逼所致。只要你没有“不予受理”的理由，你就得接下案子。接下了，就得判案。怎么判才能既没有“技术漏洞”又兼顾“民意舆论”呢？当两者无法调和时，怎样才能规避“法院的尴尬”呢？于是“智慧”就登场了。

“智慧”的要旨是：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也给公众一个交代。然而某种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满意了，公众未必满意。比如“老人跌倒案”，法官认为，既然你没有撞倒老人，你干嘛去扶他救他？判你赔付没错。中国国情下，这样的判断或许符合“一般情况”。但缺陷是，碰到真正好心人，你的一般推理就有可能造成枉判。更危险的是，“判例”具有引导社会公德的能效，如此一来，就把“好心人”的路给堵死了。“好心”一碎，“坏心”必涨，社会成本就太大了。法院的“技术派”容易选择最省力的办法，而往往忽视了法律的普适作用和溢出效应。

“柳忠秧诉方方侵犯名誉权案”也是采用“技术派”策略，读懂法院“智慧”的人们可以透过判词，看到胜诉败诉以外的“意蕴”――法院避开柳忠秧“是否跑奖”的直接议题，将焦点集中于是否“把所有评委搞定”。这真是一个所罗门难题，就算柳忠秧“请吃”了，“研讨”了，你能证明这些手段与“搞定”之间的因果关系么？于是“法院认为”，方方哪怕提供了一部分“跑奖”证据，但不足以证明柳忠秧“把所有评委搞定”，如此一来，方方就输定了。

方方是吃了“嘴快不严密”的亏。假如方方当初“冷静严谨”地说：柳忠秧存在“跑奖”嫌疑，且有部分确凿证据，鉴于此，即便无法证明“把所有评委搞定”，也不宜参评鲁奖――这样说，“授人以柄”的因素就大大降低。然而人非圣贤，谁能在愤怒之下“滴水不漏”？只因“嘴巴把关不严”，就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在我看来，是否“跑奖”才是关键所在，哪怕你只有一例，也应对之“亮剑”。受贿十万与受贿百万当然轻重不同，但是受贿这件事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你能受贿十万，就有可能受贿百万，你不能说，“你既然不能证明我受贿百万，那就是诽谤！我就会告赢你！”于是把受贿十万的糗事也一笔勾销了，而且，理直气壮！

说实在的，真正应该到法院去告的，不是柳忠秧，而是那些“被污的评委”。你们明明没有被他搞定，明明投了反对票，还要被冤枉，当然可以去告。或者，你们明明觉得柳忠秧的诗歌水平卓然超群，方方不顾审美共识刻意贬低，那也可以告，阐明“举贤”和“被污”之间的逻辑错误，证明自己的公正立场与“跑奖”无涉。但是请注意，假如谁的身上有“短板”，就是在“敏感时期”接受吃请，那么对不起，即便你不属于“被搞定”的对象，也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你就应承担相应的质疑。

道德舆论和文艺批评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为倡导或平衡价值观、审美观所用的。方方对柳忠秧的质疑，就是在行使这个功能。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必备通道，否则“黑箱操作”就能搞定一切，社会不就“墨墨黑”了吗？方方对“跑奖”行为的道德谴责，以及对柳忠秧诗歌水平的文艺批评，都是一个公民、一个作家的自由选择，是具有社会良知的行为。看不到或低估这样的前提，是极其危险的短视。对这种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的直率批评，法律、道德、舆论、民情、整个社会，都应立场鲜明地予以支持！尤其在社会风气堪虑的当下，更应鼓励这种难得的勇气！

是的，我们理解法院的苦衷，也理解法院的智慧。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法院不能只是以“技术派”的立场对待案子，更要以“思想派”的立场“把舵”案例的导向意义。在社会转型期，在价值观有所混乱的当下，“优秀案例”的正面意义，是对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社会的有力推动。法官如果缺乏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坚定的信念、美好的理想（注意，这不是“虚词”而是“实词”），就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所谓的“过硬细节”牵着鼻子走，一不小心伤了大众的心。

我们不妨这样解读这个“方方败诉”的判决：柳忠秧为了评上鲁奖，确有跑奖行为和事实，但还不至于“把所有评委搞定”。所以，方方的败诉也只是部分败诉。当然，部分败诉也是败诉。虽然方方肯定会上诉，并且“坐牢也不道歉”，但这一切显然是法院的“早有所料”。他们不在乎你的上诉，也绝对不会因为你拒绝道歉而让你坐牢，他们或许心里有八分同情和两分无奈，但是为了给原告“一个说法”，只能出此下策。在他们眼里，这样的判其“败诉”，已经是轻打一板；而方方这头，却认为是重打一板，乃至是非不分。站在各自角度看，大概都情有可原。

那么，要我们这些“看客”做什么呢？ 如果“看客”不能洞悉法院的尴尬和智慧，而是走向两极――或者由此认定“法律和道德就是两码事”，或者认定“中国的法律无益于主持正义”，那么，这样的“立案”和“判决”有积极意义么？某些情况下，法槌的尘埃落定并不是真理的尘埃落定，“赢了案子”并非就是“赢了人心”。柳忠秧们如果觉得“胜诉”就能挽回其道德形象，而并无一丝一毫的反思和检讨，那么，即便方方们再一次“败诉”，也只是“形而下的败诉”，却是充满道德勇气的“形而上的胜诉”。

尤其在“方方败诉”的悲怆时刻，我们这些“看客”，应该说点什么。否则，我们真的就只是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