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武昌城》评介

一.打捞八十年多前的武昌历史

武汉有幸能有两位城市作家，一是池莉，一是方方。大武汉在这两位优秀作家的笔下，展现出了独有的“汉味”风貌。近年来，方方除了对现实生活中的武汉有所关照，写出如《断琴口》这类小说，还追溯到武汉的历史中去发掘素材。《武昌城》起因于她和同学去昙华林看老街老建筑，在湖北前辈石瑛先生家的后院，看到了武昌城残留下的一点城墙角。同去的历史专家冯天瑜先生说这是老武昌城的城墙砖，这让方方非常震撼和感动，而她在写《汉口沧桑往事》一书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又看到大量武昌战役的回忆资料。这场战役很让人震撼，攻城相当惨烈，但首先刺激她的是被封在城里40天武昌百姓的遭遇，战争带给他们的苦难，实在是太残酷了。她住在武昌，这么大的一件事，居然此前从来不知道。原来武昌有座城，原来这座城市还有这样惨烈的过往。

1926年初秋，正值北伐战争中的武昌之战。一场残酷的围城战役让武昌曾经有过雄伟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毁于一旦，最终灰飞烟灭。“武昌被封40天，关在城里的老百姓遭遇到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痛苦。这如同牢笼的40天里，战争给他们每个人带去的都是血泪斑斑的创痛。相信城里的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特别的经历。很多人的命运因这次围城而改变。”方方的《武昌城》落笔于80多年前的武昌战役，正是用小说的形式记录着发生在老武昌城的这场灾难。

2006年，方方开始动笔写这部历史小说，这一年正是武昌战役结束的第80年。10月，几乎在当年围城结束的日子，她写完了上部，即“围城篇”，发表在《钟山》杂志上。此后，在网上检索到的一份有关武昌战役部分人员死亡名单，让方方触目惊心，2010年她又续写了下部“攻城篇”。《武昌城》全文已刊载于《人民文学》杂志2011年第3期，小说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复原那段惊心动魄的的记忆

北伐时期的武昌已十分遥远，1926年初秋的那场围城战役在今人的记忆中逐渐消逝了。相关的历史文献、口述史、回忆录掩埋在故纸堆，或是散落在某些历史当事人后代家中，鲜为人知。如今，方方用小说的形式让北伐战争时期那些死去的人们以及那段惨烈的历史得以复原，让身处这片土地的我们对此有所认识。

上篇是北伐军攻城，是纵的、是一往无前的主动，是激情、信念、坚忍和牺牲；下篇是北洋军守城，是横的，是被动的，是应对、挣扎，是乱世中日常生活的崩溃。《武昌城》带领我们同时进入攻守双方的前沿阵地，零距离地面对战争，体味其中各种人的复杂境遇和人性的大善大恶。同时，唤醒了我们的记忆：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和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在此长眠。他们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

方方在《武昌城》后记中写道：“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围城的事吗？回答仿佛统一过口径：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大东门，望着蛇山和长春观的屋顶，心想，你们是知道的。你们都亲眼见过那惨烈的场景，你们的身上甚至浸染过血迹。但你们却只是默然。”在接受采访时，作者进一步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那一代人是有着‘大我’气概的一代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表现出一种非常的勇敢，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而这些理想主义者，我们甚至会在敌对双方的队伍中，都能看到。他们所不同的，只是选择的队伍不同罢了。这种选择，导致了他们迥异的结果。而他们最初的理想或说最初的出发点，可能都是一样的。在今天我们这个讲究实惠、放弃理想、追求小我的年代，他们的所作所为，何其可贵。”

三.抒写战争中的人性之光

在《武昌城》中，方方不采历史的黑白二分法，而是注入了多元的探索与思辨。如北伐为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北伐军亦是正义之师，但许多将领士兵未必不对围城造成的平民伤亡心怀愧疚，以至为一个传教士的话语所震撼：“北伐军出征既以为民请命、救民于水深火热为说辞，倘若这拯救，要以牺牲如此之多的平民百姓为代价，又有谁相信你的拯救？”因此虽然炮轰可以尽快解决战事，但顾及城内百姓的安危只能放弃这个办法。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对垒双方可以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但牵涉其中的平民却都是无辜的，不能以任何高尚的名义去屠戮这些生命；且更进一步探究，战场上的拼杀，生死较量，固然是军人的职责所在，可摧残的何尝不是自己的同胞或自己的同类，这种族群的痛楚无时不处于矛盾纠结中。

在各式矛盾里，道义上居非正义一方人物的内心交战显得愈加触目。守城长官刘玉春明知困守无望，且军队涣散，城内百姓辗转饥饿与战火之间，可军人的天职为服从，这城就得守下去，哪怕落得骂名也无可奈何。自然，也有另一种选择，军官马维甫为百姓计，打开了自己驻守的宾阳门将北伐军放入，结束了围城的胶着状态；而最终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作为军人，背叛多年提携他信任他的上司”），从宾阳门纵身跃下。人性的复杂性就在于不是可以条分缕析得清晰见底的，总有纠缠处，总有解不开的地方，往往是这些细微之点滴决定着个体的命运与历史的走向。方方显然是抱有同情之理解，尽力拨开时空的隔膜，展现历史的另一种本真。这本真或许混沌莫名，却悄然拓展了固有思维的多元维度与界限。

围城，不仅有战事，还有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处于现在时态中。这是方方的着力之处，因为乱世中平凡而实在的平民生活的渐次崩溃尤其显出触目惊心，不忍多睹。平时，繁琐细碎的市民生活多可见庸常与无趣，而在战乱中，虽想再觅这份平静亦不可得。生命尚且朝不保夕，遑论其他？于是，惊悸、饥饿、混乱、奔逃，接踵而来，整座城不复昔时的面目，人与城一起饱受着痛楚的煎熬。方方的笔触是隐忍的，冷静之中含有悲悯，似乎希望将笼罩于这城上空的愁云惨雾尽力拂去一些，为生民现出一条罅隙，以利于呼与吸。然而，历史的残酷就在于不可更改，无数生命还是或哭泣号叫或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成为战争祭坛上的刍狗，比天地的不仁更为我们不可接受。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易碎，更何况在这样混乱的围城内外。生命之光的消逝，痛楚之外，已然无望。方方的凝重与悲伤也表现于此，不过，她希冀的显然不是迷失，而是伤痛之后的突围与反思。虽说希望之为虚妄，但人性的光束依然掩不住透射而出。城的内外，自然有人在浑浑噩噩中辗转，也有许多人是为了理想而奔走，于这场战争中，人性中的大恶与大善均被激发出来，在城的废墟上交互映现。事实上，善与恶的区别还是容易的，但信仰的选择却很难以黑白分之，因为不同的选择有着相同的初衷，在歧义的路途中却渐行渐远，一旦有了交集，已到必辨出是是非非的地步，这是一种悲剧，因无法逃避。武昌城内外不乏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他们或坚守信念，或忧疑彷徨，但于立身的这片土地之责任感并无动摇，即使其思索与痛楚被湮没于历史的荒烟蔓草间，时代的基石亦浸润了这些无名者的血与泪。

围城之役，人是无辜的，城亦是无辜的。但解围之后，这城即刻遭到拆除的命运。用作品中人物的眼睛看去，“月光下，毁垣塌壁的城墙，像一条被斩断的大虫趴在那里。”这城在方方的笔下，似乎已具有了悠远的生命，此时却大难临头，这大约就是怀璧其罪的运道。人比城先老，却一代一代可以延续；城比人长命，但一旦毁弃即绝难复原。和平时，城是人们游乐安憩的所在；围困时，城与人一同经受征战的痛楚。然而，痛楚过后，城随即就被抛弃了，“这年之后，武昌从此无城”。这是城的宿命，其实又何尝不是城中人的宿命。

方方对城与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她少做评判，多以饱含体贴或敬意的描写，刻画出其身处历史情境中的多面体，提示我们，在此地“曾经有过这样的往事”；书写被湮没的围城史，是为了铭记，因为“铭记使我们得知来处”。方方的叙述不是暖性的，并不遮掩历史的残酷与冰冷，但我们并不因之而绝望，因为她对生命抱敬重之态度，无论生存还是死亡。她的文字虽冷静却非零度介入，在其下自有充沛的情感涌动，感知着历史的复杂与个体的选择，并给予理解与同情。《武昌城》是她献给这座城与城中人的铭记之碑，重提历史，不是为了将痛楚再一次碾过大家心头，而是为了纪念这“忘却的记忆”，以鉴于今日之人，以及永恒的城。

邓安庆，编辑，作家，现居北京。王海燕，文学评论家，襄樊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