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人入滇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摘要：明代，大量内地汉人进入云南，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对云南经济、政治、文化的跨越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云南靠内平坝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基本赶上了内地的水平。

关键词：明代；汉人入滇；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088-05

有明一代，云南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跨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考察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将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但当时中央王朝的统治方式，与云南落后的生产方式极不适应，于是，云南地方独立政权的产生和长期存在也就成为必然。地方独立政权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适应了当时云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云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却在无情地为地方独立政权的瓦解创造条件。到蒙古灭大理国之前，云南靠内地区封建领主制已经确立，这为元政府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

1274年，元政府在云南建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对云南进行直接控制。但当时云南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仍有较大差距，其统治方式仍应与内地有所不同。于是元政府顺应现实，在云南建立了土司制度，并采取屯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创办学校等措施，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使云南与内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赛典赤治滇期间，承认并保护靠内先进地区产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个体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动摇了领主制的基础。这引起了占主导地位的封建领主的激烈反抗，领主与地主的矛盾成为元代云南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元代，云南封建领主与地主间的斗争从未间断，并已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地步。它充分说明，云南大部地区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为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地主制所代替。元代云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为明代云南经济社会的飞跃创造了条件。

一、明代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经济发展的跨越

到了明代，明政府在云南设立了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又在“三司”之上设巡抚，并在靠内地区设府州县，将云南完全纳入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轨道，实现了云南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这适应并促进了云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明代云南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从另一方面讲，政治一体化的巩固乃至整个云南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经济的一体化。而明代大量汉人入滇，成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推动力。整个明代，大量内地汉人以各种方式进入云南，最终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使云南经济基本赶上了内地的水平。

（一）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也是封建经济的主要形态。汉人入滇，直接促进了云南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以卫所屯田数为例，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都指挥使司所属各卫所屯田数为435036亩；到正德五年（1510年），屯田数增加到1276630亩。①据有关史志记载而统计，云南在册官民田地，弘治四年（1491年）仅为363135亩，到永历十五年（1642年）锐增为5211510亩，增长了13倍之多，主要原因是大片荒芜之地得以开垦。粮食产量方面，因记载不详，仅以政府在云南征收的税粮数为准做些推测：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秋粮计有776907石，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为139837石，万历六年又增加到153209石。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大大增加，使得云南“收入富饶”，“足以纾齐民之供应”。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下卷《五金》。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基础设施方面，明代曾对云南各地的水患进行过多次治理，而且修筑了许多坝塘，以灌溉防患。如玉溪修筑的坝塘就达25处，引水各坝塘的分渠44条，纵横于玉溪平坝之中。②水磨、水车、水碓等工具也普遍使用起来，所谓“舂碓用泉，不劳人力”。[1]（P68～73）值得一提的是，兴修水利乃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所为。如邓川弥苴法江堤就是“东堤军屯修筑，西堤里民修筑”。③大理御患堤也是“军筑三之二，县民之为土军者三之一”。④水利条件的改善，使得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达到了“田不病于旱潦”，“夷汉利之”⑤的效果。此外，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被普遍采用。明初，除白族外，其他少数民族皆不惯于牛耕。1387年和1396年，官府先后从四川、湖广购入耕牛2万余头，发给军屯户使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夷人亦渐习牛耕”。⑥

农作物种类大大增多。迁入云南的汉人，将内地的农作物也引种到了云南。至明中叶，凡内地有的粮食作物，云南无不应有尽有。棉、桑、麻等经济作物也在云南普遍种植。山区还大力推广玉米、马铃薯的种植，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区少数民族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和云南山区的经济地理面貌。

（二）手工业快速发展

先进手工技术的传入，对手工业品的大量需求，矿产的开采，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与内地贸易往来的空前活跃，大大刺激了云南手工业的发展。

纺织业十分兴盛。明代云南各种地方志都记载了靠内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情况，类“机杼之声夜闻”的文字常见于史籍。边疆的大侯州（今云县）亦自“大理接女师数人教以纺织”。⑦缅甸、八百（今属缅甸）也以布帛之多而闻名。⑧据万历《云南通志》和天启《滇志》载，明后期云南纺织品种类有：火麻布、麻布、棉布、棉绸、乌帕、土锦、乌绫等。明代云南的纺织技术一部分是从内地传入的，一部分则是在土著民族原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成为著名的地方产品。

陶瓷生产规模扩大。万历《云南通志・服役》中记载有“窑课”，说明当时瓷器生产数量已经不少。玉溪发掘的明代陶窑遗址，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金属铸造与加工业发展迅速。农具和其他金属制品需求量的剧增，大大推动了金属制造和加工业的发展。迁入云南的内地手工业者以其技术高超而成为主要的生产经营者。如腾冲李氏就世代垄断了腾越地方的农器制造；⑨又如白铜面盆，“皆江宁匠造之”；⑩再如傣族地区，“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

明代云南手工业品已经实现了自给，并打入内地，远销东南亚，其发展程度已“与中国侔”。

（三）矿冶实现规模化

云南大规模采矿始于明代。据载，明代云南“银矿约有二十三所……又铜矿十九所，铅矿四所。”另外，因屯军农具多需“自行采办造用”，各地铁矿也开采起来。如昆阳州建立了冶铁所，专管一州之铁冶。到16世纪，锡业也发展起来，其产地主要在临安府（驻今建水）之个旧。此外，云南还有碌矿一所。大理石的开采也很兴盛。据当时的有关书籍记载，云南矿冶业在选矿、采矿、冶炼、铸造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工艺过程。

明代云南矿冶中，最著名的是银矿的开采。这同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统治者的奢侈需要密切相关。云南银矿的开采，前期多为官办，但因银课的繁重和矿夫的反抗，官办银矿日益衰落。于是宣德（1426―1435年）初年，不得不罢办全国官办金银铜铁矿，听民开采。此后，民营银矿逐渐兴盛。明代云南主要产银地有：楚雄、永昌（驻今保山）、大理、姚安、镇源。银的产量，如天顺四年（1460年），全国银课为十八万三千两，仅云南就占了十万余两。所以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凡银中国所生，合浙江等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足见云南银矿地位之重要。应该指出，银矿的矿夫多来自于汉族移民中。如宣德五年（1430年），“开会川密勒山银场，以云南官军充矿夫”。①又如成化年间（1645―1688年），派大理、洱海、临安、楚雄四卫军开采银矿。②这些矿夫，为云南矿冶业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始终是一个进步的因素和力量。每当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时，社会就出现繁荣的局面。明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较大，商品经济在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商业十分活跃。整个元代，云南商品经济的浪潮始终未能冲破昆明、大理等靠内城市和交通沿线，在广大的山区和边远地区，商品经济仍然相当落后，不少地方甚至还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状态。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一是经过元朝一百多年的统一，云南与内地以及云南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二是大量汉人入滇，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直接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云南的商业异常活跃起来。所谓“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1]靠内地区，如昆明是“百货汇聚”；③弥度、白崖是“百货俱集”；④再如晋宁：“逢七为市……每集不下三四千人。”⑤边远地区，西双版纳和德宏一带，有“鱼盐之利、贸易之便，莫如车里、摆右”之谓；⑥再如保山，各种土特产品也是“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⑦可见，云南贸易之盛实不亚于中土。

商品经济意识大大增强。明代云南商业如此活跃，汉族商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但人数多，而且在各地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如昆明：“金马、碧鸡坊在南关外，乃百货会聚、人烟辐辏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风。”⑧又如缅甸江头城：“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⑨再如保山、腾冲，因商品种类繁多且多具地方特色，汉族商人“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再如丽江：“金生丽水，今丽江其地也。江浒沙泥金麸杂之，贫民淘而锻焉，日仅分文，售蜀贾转诸四方。”⑩汉族商人在全省范围内积极活动，以有易无，将各地商品四处疏散，使云南商品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在汉人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商品意识增强，民族贸易发展起来。如纳西族：有的人家“以居积番货为业”。彝族：“黑罗罗，在安宁、禄丰者，多负盐以途（贸易）”；武定彝族“以贩茶为业”。蒲人（布朗、崩龙）：“知汉语，通贸易。”傣族：“多以违禁之物与之（指汉族居民）贸易。”随着民族贸易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了一些大范围的物资交易活动，如大理三月街。据徐霞客《滇游日记》描述：“十五日，是为街子之始，盖榆城（今大理）有观音街子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蛮物亦无不至。”

流通手段出现革命性变化。明代云南商品经济的飞跃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废贝行钱。明中期以前，云南市场普遍以贝为币。据正德年间（1506―1522年）张志淳《南苑漫录・贝原条》载：“云南用不用钱，即古之贝也。”万历《云南通志・全省风土》也说：“交易用贝。”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银铜等矿的大量开采，贝越来越不适合市场需要，遂逐渐被废止，据《熹宗天启实录》载：“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丁未，云南开始鼓铸。旧俗用贝，议者以滇产铜，用钱兴利甚便，至是始易之。”清雍正《云南通志・风俗》也说：“昔多用贝，俗名曰子……天启之后钱贵贱，遂滞不行。”废贝行钱是云南贸易史上的一大进步，云南市场从此进入了全国统一市场的行列，为云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明代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 在社会结构的三大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中，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明代云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地缘概念日渐模糊，与中原的一体化日趋紧密。

（一）封建生产方式普遍确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典型的封建生产方式――封建地主制取代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等落后生产方式而在云南确立了主体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明初制度：屯田属国家。明中叶以后，不少官吏地主豪商大肆兼并、购买屯户的土地，屯田制遭到破坏。如沐氏庄田，明末已达全省田土总数的三分之一。[2]（P108～127）沐氏之下，各级官吏、地主、豪商也纷纷效法，“占据田地，私役军役”。①大批军民丧失了土地，四下逃亡，而多成为“大户”的佃农。屯田既已破坏，于是怀宗时（1628―1644年在位）户部尚书毕自严奏请：“无论军种民屯，一照民田起科。”②怀宗从之，承认了既成事实。

私有民田向“夷方”渗透。随着屯卫制的实行，军屯、民屯、商屯在“夷地”纷纷建立。后随着屯田制的破坏，官吏地主豪商也把手伸向“夷方”，兼并少数民族的土地。如正统年间，沐氏庄田“远及夷地”。③又如弘治（1488―1505年）初年，腾越（今腾冲）地方“官军纵肆，不知法度，往往占夷民交通；其官豪之家，又多在夷方置立庄所，役使夷民，倚势剥削”。④这样，“夷方”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土地买卖盛行，出现了封建的租佃关系，奴隶制走向解体。

军、民屯户转化为佃农和自耕农。官吏地主豪商在兼并土地的同时，也大肆役使屯户。成化年间（1465―1487年），“通计云南二十五卫，不过六万三千人”。⑤多数皆逃亡，成为官吏地主豪商的佃农；有的逃至“夷地”，成为土司的佃户。一部分屯户仍拥有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

（二）与中央的政治一体化日益巩固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明政府对云南的封建集权统治进一步加强。这突出表现在明中期以后的改土归流上。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使土司制度陷于瓦解之中。于是从明中期开始，政府逐步在土司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主要在鹤庆、武定、广西（驻今泸西）、顺宁（驻今凤庆）、寻甸五个府。到万历末年，除曲靖、昭通等少数地区外，云南各地均先后实现了改土归流。从此，云南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更加巩固了。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云南萌芽

明代云南经济社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明朝末年，云南矿冶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云南矿冶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就普遍性而言，云南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批农户的破产逃亡，又为矿产开采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就特殊性而言，庄田的大规模扩展，导致失地农民剧增；土司统治和流官统治的并存及其矛盾，为农民脱离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滞后的农业基础设施，导致土地难以被充分开垦和普遍占有；加之云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冶兴盛并不断向规模化发展。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为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产生准备了较充分的条件。于是，云南矿冶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自发地产生了。

云南矿冶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民营矿场中。据载：“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至千白金者。”⑥这说明，在开矿之前，矿主（硐头）已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又载：硐头“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⑦这又说明，矿夫已脱离了封建主而只接受场主控制，这正是雇佣劳动制区别于封建剥削制的一大标志。关于产品分配方式，据载：“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之费，硐头领之以入薄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⑧从中可看出，矿主所得之份，包含了矿夫创造的剩余价值，矿夫的劳动力充当了商品的角色；而且矿主还留有一份“公费”，以为扩大规模、改善设施、福利之用，这实际包含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至于矿夫所得之份还不是直接的货币工资，应是矿石出售十分方便之故，因矿场附近“商贩者甚众”，不少商人专以收矿转卖为业。⑨所以，矿夫所领之份与货币工资并无二致。云南矿冶业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极其微弱且发展异常缓慢。一方面，它仅限于民营矿场中。另一方面，它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抑制。私人开矿必先“陈之官而准焉”；⑩官府也有权令行封硐。直至近代，云南矿冶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明代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少数

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大融合 在我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多是以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为标志的。元代，云南靠内地区的白族以及部分彝族，已较过去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但就全省而言，汉文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到了明代，由于汉人一跃而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且分布广泛，一方面迅速提升了云南居民的文化层次；另一方面汉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层次也大大提高了。

明初，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所谓“华夷错居，习俗各异”。景泰（1450―1457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如定远所（今牟定县）：“定远之民有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俗，而衣服饮食与同汉，更慕诗书，多遣子弟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丽江府：“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明史・云南土司传》。到万历（1573―1620年）、天启（1621―1628年）之际，各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如云南府（驻今昆明）：“民尊礼，敬畏法度。”永昌府：“近郡之夷数种，今近城居者，咸慕汉俗，而吉凶之礼，多变其旧。”大理府：“习俗与华不甚远，上者能读书。”楚雄府：“近郡之夷名罗婺，近年也有纳粟为义官及作生员者，与汉俗渐同。”曲靖府：“近建学校，旧习渐迁。”景东府：“学校声教，渐迁习俗。”顺宁府：“境内男耕女织，渐习文字。”澜沧卫（今永胜县）：“建学之后，人文渐盛。”以上杂见万历《云南通志》卷四、天启《滇志》卷三十、《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三十二册。总之，到明末，云南各民族的文明层次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今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谢肇《滇略》卷四。这是云南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对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纵观明代云南经济社会的重大进步，从人的因素方面看，不可否认，汉族移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云南各少数民族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汉族居民一道，共同创造了云南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奇迹。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看，明代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虽然汉人入滇及其作为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实际上是当时云南社会历史条件这一必然性的伴生物。

本文虽言及云南一省，但主要论述的是靠内平坝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山区的情况。至于一些僻远地区，虽也有发展，但与本文所叙述的情况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有所扩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一省如此，全国亦然。

[参考文献][1]史云群.明初云南安定局面的出现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J].思想战线，1975，（6）.

[2]王毓铨.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J].历史研究，1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