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摘要：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土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土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关键词：明朝；云南；土司制度；土官袭职；吏治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89-10

关于土官、土司关系的辨析，已有大量论著论及①。本文不再赘言，但有必要界定本文所用的概念。本文赞同土官与土司是不同的概念②，认为土司是地方统治制度，也是地方政权机构，它与府、州、县相对应，包括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而土官是职官，是土司制度地区政权机构的土职官员的统称，它与流官相对应，包括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等。因此，本文使用“土官袭职”一词指称土官职务的更替，仍使用“土司制度”一词指称以土官统辖某地的统治制度，并使用“土司地区”一词指称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

争夺土官职位，是影响明代土司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就得到佘贻泽的关注，他认为明代土官承袭无明确规定，争袭导致明代土司制度最为紊乱，③但并未探究导致争袭的原因。20世纪后期以吴永章为代表的研究涉及土官承袭，认为管理土官承袭是明朝控制土司地区的方式之一④，也有论文归纳明代土官承袭的类别和特点⑤，但均一概明朝而论，缺少对不同时期调整袭职方式的关注。实际上，以云南而言，土官职位争夺、土官袭职拖延都有其原因，而且调整土官袭职方式也有章可循，明朝管理土官袭职，还有“固藩篱，保门户”的意义[明]章潢撰《图书编六则》，《云南备征志》本，卷七，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88页；[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滇志》，卷二十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48-749页；[清]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十五，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因此有必要研究土官争夺职位、袭职拖延的原因、后果及其反映的问题、明朝处理这些问题的措施。本文拟梳理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借此加深对明代土官袭职制度的认识，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明代云南土官概况

（一）云南土官的来源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南中杂说》载：“明朝旧制，两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过云南、大理、曲靖、临安、楚雄、澄江而已，余皆土司归命。”[清]刘崑撰《南中杂说》，丛书集成新编第094册，第567页下。这基本上反映了明代云南土流官员的基本情况，但实际情况比这还更复杂。方孔炤《全边略记》列举了云南所辖土官包括知府10人、知州17人、知县6人、府同知2人、知事1人、经历1人、州同知8人、州判3人、县丞6人、主簿3人、州吏目1人、盐井副使2人、驿丞12人、巡检25人、宣慰使7人、宣抚使3人、安抚使3人、长官司长官23人，还有25处被改流的土官。[明]方孔炤撰《全边略记》，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1册，第229页。

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的土官为汉人，世袭的土官是土酋。《新纂云南通志·7》，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明朝刚控制云南，就“即其渠帅而用之”，承认元代土酋的地位，赐予冠带，给以诰敕，使任本州知州等官。《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四十三；[明]谈迁撰《国榷》卷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15页；[明]陈建撰，沈国元订补《皇明从信录》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册，第125页上；[明]陈建撰，岳元声订《皇明资治通纪》，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2册，第138页上。实际上，其中有些不是土酋，而是流寓当地，为众所服的汉人。洪武十七年（1384）的一份奏疏汇报了这种情况。奏疏说，云南“所属大小土官有世袭者，有选用者……世袭者世居本土，素有储蓄，不资俸禄，养廉可也；选用者多因流寓本土，为众所服，故一时用之，非给俸禄，无以养廉。”《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六十七。

流寓汉人以选任的方式任土官，而土酋则以世袭方式任土官，其基本情况是“父子相授，凡无出者，或以弟袭，或以侄袭，亦有以嫡妻袭职者”《新纂云南通志·7》，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7页。。然而，弘治年间曾禁止女性袭职。《明会要》载：“土官无后者，请录其弟侄，勿令妻妾冒冠服，俱著为例。”《明会要》卷四十二，职官十四·土官，中华书局，1956年，第770-771页。后来又允许女性袭职《世宗嘉靖实录》卷三十一；《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上；[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滇志·土官袭职议》，卷二十五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63页。。甚至女婿也可袭职。洪武三十年（1397）令无子弟土官可由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令一人袭。《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上；[明]郑晓撰《皇明土官志论》，[明]林得谋辑《古今议论参》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0册，第508页下。

尽管不是世子，只要是王族成员，能得到民众拥护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1页。，也可以袭职。如洪武时期麓川思伦法因犯众怒，被民众排斥，逃到昆明，寻求明王朝帮助其夺回王权。此时麓川的大小头目、民众已拥护刀干孟为麓川王。刀干孟的祖先是思汉法的叔叔，也是思氏后裔，但不是世子。尽管如此，他得到民众的支持，继承了王位《猛卯古代诸王史》，《德宏史志资料》，第十一集，第15页。。

头目也可以袭职。宣德二年（1427）以缅甸大头目莽得赖为缅甸宣慰使。莽得赖并非王族成员，他能成功袭职，是因为缅甸宣慰使与木邦仇杀而死，子弟溃散，王室无人，且莽得赖为夷人所信，又得到头目、耆推保举；明朝考虑到“远方蛮夷，因人情而遂与之”，即授为宣慰使。《宣宗宣德实录》卷三十一。陇川宣抚恭项滥杀无辜，被明朝夺职，而刀歪孟升为宣抚。《英宗正统实录》卷一百五十五；[清]师范撰《滇系·疆域系》，光绪丁亥云南通志局本，五十六。

（二）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的形成

明代云南土官袭职的程序是在原有土酋袭职程序的基础上，借鉴明朝武职官员袭职程序而形成的。在明朝控制云南之前，土司地区已有承袭制度，“酋死无子，而妻得以临其民”[明]张洪撰《南夷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5册，第202页上。，但应袭土酋必须得到所辖大小头目、民众的拥护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1页。。而当明朝实力深入云南后，明朝规范云南土官袭职，包括应袭土官袭职的年龄、袭职程序两方面。

首先是规范袭职年龄。永乐十五年（1417）规定年满十岁可以袭职。《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上；[明]郑晓撰《土官论》，[明]张文炎编《国朝名公经济文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7册，第147页。弘治二年（1489）则规定，应袭人员5岁以上勘定立案，15岁以上可以袭职，如年未及则令协同流官管事。《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上；《孝宗弘治实录》卷三十一。15岁以上才能袭职，借鉴了卫所官员子弟世袭的条件，即年满15岁才能袭职[明]陆容撰《菽园杂记》卷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页。。这一规定基本能得到土官的遵守，虽然有的协同管事有篡权的欲望，但迫于种种压力，都能按时将权力还给应袭土官。如嘉靖初年南甸刀乐正因年幼不能袭职，由邻境干崖宣抚刀怕乐兼管南甸。当刀乐正达到袭职年龄，南甸刀氏族众共举土舍刀贡滋，湳宋百夫长刀乐远、刀乐金等联名保举刀乐正袭职，迫使刀怕乐归还职位。《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第205页。

其次是规范袭职程序。明朝控制土司地区之后，土官袭职不仅要得到土司地区大小头目、民众的拥护，且必须得到明朝的认可。明朝初期要求云南土官到京师袭职，正统六年改为就地保勘袭职《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五。，开了就地袭职的先例。其保勘程序为族目、属官及地方头人联名作保《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第206页。，转呈镇守总兵官勘合[明]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卷二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2册，第90页下-91页上。，再转送京师批准。《刀思忠及其先祖史》，《德宏史志资料》，第十一集，第103页。从弘治三年起，勘合程序采用武职袭职程序，即“各该衙门保送，布政司查勘荫叙文册相同，别无他弊，转行抚按官覆实，行令具奏定夺，若有争袭不明者，许抚按官推委三司堂上官一员，亲诣保勘，结报布政司，即为具奏，若徇私阻滞，听巡按纠奏。”《孝宗弘治实录》卷四十一。

明代土官袭职有勘合号文，即李世愉所说的号纸或委任状李世愉《明朝土司制度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第38页。，是土官袭职的凭证。目前笔者发现的勘合号文有：永乐五年刀贡蛮奉法字第十二号勘文，受职南甸知州；《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第205页。弘治二年盏西土目闷珍奉兵部达字二千二十一号纸袭职。《盏西土目孟氏家谱》，《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第145页。这一制度与武职官员袭职的勘令文凭也相似。《陈効承袭供状》中有兵部云南二百一十四号勘令文凭、云南一十六号勘令文凭，《黄氏源流》中有云字九号文、云字二六〇号批文、兵部云字十一号文凭等。《黄氏源流·到腾始祖史略》，腾冲县图书馆藏本。可见，袭职勘合号文可能是“发文机构（兵部）+土官所属地（云南）+号文”的结构，如兵部发给云南所属土官的号文则以“兵部云字”开头，再加号文编号。然而，本文所举的号文案例中有“法字”、“达字”等号纸，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嘉靖以前土官袭职弊端及应对措施

（一）土官争袭及应对措施

明朝统一云南后不久就认识到嫡庶之争的弊端，且认为嫡庶争袭是夷人不懂三纲五常的结果。于是明朝应对土官争袭的首要措施是要求设学校，教育土官子弟，使其懂得三纲五常。

洪武二十八年（1395），户部说：“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罗罗，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此建议得到朱元璋的认可。朱元璋命“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三十九。，但效果不理想，土官子弟“不晓读书，不知礼让，廪膳增广，俱不及数，或缺半者有之，或缺三之一者有之，欲将增广考补，百无一二”，他们“惟图侥幸，唯不读书”，还占用名额。于是景泰元年（1450）对此做调整，规定土司衙门生员只选贡，“选其资质端重，颇知大义，或书或美，略通一艺者，起送充贡；如人物鄙猥，懵无所知，即罢黜之。”《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二景泰附录十。

明宪宗朱见深也认为，云南土官争袭“盖虽由于政而未化于教也”，于是成化十七年（1481）“令土官衙门各遣应袭子，于附近府分儒学读书，使知忠孝礼义，庶夷俗可变，而争袭之弊可息”。《宪宗成化实录》卷二百十二。弘治五年（1492）甚至规定土官袭职后要习礼3个月，才能返回本地区管事。《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上。但在云南西南三宣六慰地区，由于复杂的格局以及镇守官员或勘合官员的需索和挑唆，仅靠教育土官子弟遵守纲常礼义，显然不能解决承袭争端的问题。

其次是编制宗支图本。《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土官袭职“全部凭宗支图为据。今唯云南布政司贮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袭替最便”[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此语说明了土官宗支图谱对确定应袭人员的重要性。

明朝要求土官袭职时提供宗支图本。土官袭职以嫡长子为先。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应袭土官提供宗支图本，由验封司验证查明是否是嫡长子，有无争袭。《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113页下-114页上。这是明朝要求土官袭职提供宗支图谱之始。

明初对宗支图本何时编制没有详细规定，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规定，前任土官在任时就要“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侯亡故，照名起送袭”《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114页下。。但长期以来子弟应袭次序仍混乱，“或以子孙，或以兄弟，或以妻继夫，或以妾绍嫡，皆无预定次序，多致临袭争夺”，故正统二年（1437）编定土官袭职次序规范，要求土官袭替时参照此规范确定应袭人员。《英宗正统实录》卷二十七；《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上。然而，勘合过程中“作伪者多凭空捏造，苟得金钱，兵部武选司吏胥概为准行”[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所以又规定应袭名册要一式四份，防止造假，“都、布、按三司各存一本，一本年终类送吏部备查”，且规定每三年编制一次。《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下。

每三年一编、一式四份的宗支图谱未彻底解决争袭问题。成化十四年（1478）沐琮提到，云南“所属土官不能分别嫡庶”，再加上“三司等保勘之官，又各依违不决”，以致土官死亡之后，异姓与应袭之子争立。沐琮建议，勘合部门应详细验证“在职土官宗派嫡庶始末，详其谱图，岁造册籍，遇有土官事故，藉此定之”《宪宗成化实录》卷一百八十。。沐琮的建议看似很完善，并成为土官袭职勘合的成例；但此后发生的争袭事件使云南土官袭职方式发生变化，沐琮的建议未能长期执行。

还通过赐姓来区分同姓、异姓。虽然在明朝许可的情况下，异姓可以袭职，但异姓袭职不易得到土司地区头目和民众的认可，导致土司地区混乱和不安。鉴于此，弘治二年（1489）朱祐樘招集户部官员讨论此事，决定赐姓给云南土官，以区分同姓、异姓。《孝宗弘治实录》卷三十一。同年规定了土官袭职年龄。《孝宗弘治实录》卷三十一。至此，宗支图本在土官袭职中的作用被确定。

（二）赴京袭职的弊端与就地勘合袭职

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刚控制云南之时，朱元璋本想令诸土酋入朝，“欲使之知中国礼教”，但他考虑到云南刚被统一，人心未定，若立即命其入朝，“诸蛮必生疑惧，或遁入山寨，负险不服，若复调兵，损伤必多”。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就地任命土官的方式。《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四十三。

云南局势稳定后，土官仍需赴京袭职。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缅中宣慰使即赴京朝贡才得以授职。《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永乐时期土官袭职仍“万里赴阙，或献马方物”[明]郑晓撰《皇明土官志论》，[明]林得谋辑《古今议论参》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0册，第508页下。。正统时期，土官赴京袭职的弊端逐渐显现。正统六年（1441）王骥汇报说：“今征调军职土官，如有老疾亡故，子侄应袭替，及该比试官贫乏，不能赴京者，乞照监督甘肃军务，敕谕内事理，许臣召官保勘明白，就准袭，比领军征哨。”《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五。这表明当时就有应袭人员因为贫穷而不能承担赴京袭职费用的情况，在王骥的建议下开了就地袭职的先例。

此后，云南土官袭职出现了两种方式，即正常的赴京袭职和贫困者就地保勘袭职，甚至还有因争袭重新勘合的。商辂《议土官袭职疏》反映了这种情况，“土官赴京袭职本成制也；然亦有镇总等官勘明具奏，就彼承袭者；又有赴京具奏，因人争袭，发回保勘者；又有为无保勘公文，发回病故者；又有无会奏缘由发回，候会奏至日另行，本人称奏情愿在京守候者”。且因“土官衙门设在极边，袭替往回动经万里，中间贫富不一，资费匮乏，及至京师，负累多方，经年延慢，兼以狡狯之夫，肆为罔利，辄萌诱取，以致远人蒙其陷害，衙门被其玷污”。土官赴京袭职反映的问题不仅是袭职时间拖得太长，而且涉及官员腐败，社会人员欺骗等问题。因此，为避免商辂提到的弊端再次发生，天顺八年（1464）调整土官袭职的正常程序，规定正常程序为就地勘合袭职；如果勘合中有腐败行为的，才赴京袭职。商辂《议土官袭职疏》，[明]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卷二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2册，第90页下-91页上；《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218页下。这样，正常袭职程序更为简便，但也给勘合官员更大的权力。在缺少权力监督的情况下，的现象便开始出现。

（三）纳粮就地袭职的弊端和调整

正统年间，因征伐麓川，为解决粮饷接济问题，不仅招商中纳，还鼓励军民纳米升授官职。正统四年（1439），云南按察司按察使赖巽说：“今大理等卫官军士人家多储积，宜令军官、土官能出米二百石赴金齿仓纳者，量升一级，三百石升二级，土人、军人出二百石者，土人量与驿丞、河泊等官，军人授所镇抚三百石者，土人县佐、巡检，军人试百户”，当时因“军饷急务，宜从权措置”，而批准此法。《英宗正统实录》卷五十七。起初，此法只是临时性措施，“后不为例” [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页。，却成了土官纳粮袭职之始。之后，土官纳粮袭职“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明史》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2-1683页。

土官承袭勘合中的官员腐败、战争缺饷和饥荒的出现，让相对公平的纳粮袭职重现。成化十四年（1478）在沐琮的建议下，“六品以下如例入粟听用”被当成定例。沐琮认为，此举可免除土官赴京或三司避事不决的弊端。《宪宗成化实录》卷一百八十。实际上，不止承袭六品以下的土官职位改为纳粮，五品以上的也纳粮袭职，“袭五品以上者纳谷三百石，六品以下者纳谷一百五十石”《孝宗弘治实录》卷四十一。。

然而，此种方法“经制日卑，而规取愈陋”[明]郑晓撰《皇明土官志论》，[明]林得谋辑，《古今议论参》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0册，第508页下。。弘治三年（1490），巡抚云南监察御史刘洪报告了土官纳粮袭职的弊端，他说：“土官职有大小，家有贫富，如知府等职亦有借贷完纳者，冠带之后，即便科取派还；其驿丞、巡检等职，人不肯借，以此经年不得袭任”；在刘洪的建议下，要求“巡抚、巡按官会同三司掌印官，访察各官贫富，斟酌处置，量为减免”，但纳粮事关备荒，不得全部免除。《孝宗弘治实录》卷四十一。成化十三年（1477），户部与云南巡抚都御史、粮食运输部门再度讨论云南土官纳粮袭职的弊端，并提出调整建议，“请自今知县以上纳谷如例；贫者抚按议处；长官副而下，不拘贫富皆免之。”《孝宗弘治实录》卷一百六十七。

纳粮就地袭职的方式在不断修改中执行，一直延续到弘治十八年（1482）下令“罢土官纳粟袭职例，令照旧保勘，起送赴京袭职”《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上。。嘉靖二年（1523）又将纳粮袭职作为边远地区土官袭职、因争袭不能赴京袭职的措施。《世宗嘉靖实录》说，土官衙门“设在边远，兼有竞仇杀者，抚按等官勘实，代为请奏，就彼袭替，仍依原例纳谷备赈，其六品以下，有贫乏者听该管审实量减”，而“品官衙门设在腹里地方宁靖者，照旧赴部袭替，俱免纳谷”。《世宗嘉靖实录》卷三十一。然而，嘉靖六年（1527）年底、七年（1528）年初，寻甸土官安铨与武定土官凤朝文作乱，使明统治者重新制定土官袭职条例，并停止纳粮袭职。[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8页。

（四）勘合官员腐败与土官承袭制度的危机

实际上，无论是土官争袭，还是赴京袭职，或者纳粮袭职的弊端都跟勘合官员腐败有关。比如异姓或庶子凭空捏造宗支图谱，而勘合官员得其金钱则概为准行[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土官赴京袭职，狡狯之夫肆为罔利，辄萌诱取，以致远人蒙其陷害，衙门被其玷污。商辂《议土官袭职疏》，[明]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卷二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2册，第90页下-91页上。

土官袭职中的官员腐败虽然一直都存在，但初期并未得到重视，直到天顺八年（1464）才得到重视。“云南土官袭职者，该部行委三司体勘，其委官多有徇私图利，取勘不公，以致累相争袭，累年纷扰”，但仅要求勘合官员“务要从公体勘”，“中间如有徇私不公，许巡按御史纠举，罪坐原勘官员”。《宪宗成化实录》卷三。同年将土官就地袭职作为土官袭职的正常模式，只要应袭土官接受勘合，不争袭就可以“就彼冠带”商辂《议土官袭职疏》，[明]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卷二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2册，第90页下91页上；《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218页下。，但在此种模式下，勘合官员的权力更大，因受贿而放任土官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郑晓《皇明土官志论》说，此后“介使末将威福自恣，虽托羁縻之名，竟开骄悍之渐”郑晓撰，《皇明土官志论》，[明]林得谋辑，《古今议论参》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0册，第508页下。。

明朝初期至正统初期，黔国公沐氏能参与土官袭职的勘合。该家族“熟谙夷情，凡其世袭部落，悉知其详”《宪宗成化实录》卷八十三。；但最迟到正统二年，都、布、按三司已参与土官袭职勘合《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下。，沐氏受到排挤，甚至成化六年要求沐氏不得参与土官袭职勘合。沐琮认为，三司官员“多有不谙夷情，或听请嘱，以致土官争袭，甚至连年仇杀不已”。在沐琮的坚持下，保留了三司在勘合中的地位，恢复了正统时期沐氏参与勘合的旧例。《宪宗成化实录》卷八十三。

正如沐琮所言，有的三司官员不熟悉云南土官状况，遇到土官争袭时，“各依违不决”，导致土官争袭及土司地区无主，危及土司地区的稳定。鉴于此，成化十四年（1478）下令，勘合人员要覆核“在职土官宗派嫡庶始末，详其谱图，岁造册籍”，并由黔国公沐琮督促三司、巡按等官员对有争袭且应袭人员未定的情况，从速从公处理；若“三司等官避事不决，听巡按御史察举，虽巡守满岁勿代，即以此著为定例”。《宪宗成化实录》卷一百八十。

虽然明朝规范勘合官员的勘合行为，要求他们从公处理，但对腐败官员的惩罚太轻，不足以遏制腐败行为。如宣德时期太监云仙和徐亮因挑唆土官仇杀受到的处罚是“悉召还”《宣宗宣德实录》卷五十二。；弘治三年（1490）九月干崖争袭，因沐详家人受贿而拖延了上报时间，导致争袭战争，对沐详的处罚是调回云南间住。《孝宗弘治实录》卷四十二；《孝宗弘治实录》卷五十四。这些处罚措施太轻，以至于勘合官员贪污受贿的现象并未被遏止。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琮汇报说，“所司覆实，往往以得财为嫌，展转参驳”，当时兵部等讨论的应对方式仅是“凡土官嫡庶，每三年一上其籍，承袭之际，三司官会勘，不得过三月”。《宪宗成化实录》卷二百七十三。又弘治二年（1489）也有勘合官员受贿徇私导致土官争袭的报告，对此事件的处理，首先要求前任土官及时汇报应袭人员；其次要求勘合官员亲自覆实，并未对勘合官员的腐败行为做出有惩罚的规定。《孝宗弘治实录》卷三十一。不久，巡抚云南监察御史反映说，三司官员并未亲自覆实，而“往往转委属官行勘，或以贪赂，或以避嫌，彼此转展”。对于此现象，朱祐樘的批复是“抚按官推委三司堂上官一员，亲诣保勘结报，布政司即为具奏，若徇私阻滞，听巡按纠奏”，《孝宗弘治实录》卷四十一。与前几次批复大同小异，并未对勘合官员的腐败行为有实质性处罚。

从轻处罚勘合官员受贿，导致腐败越来越严重，甚至明朝失去土司地区民众的拥护和信任。正德十四年（1519）监察御史胡洁汇报说，“云南百姓淳朴，本不为盗，比因各处土官袭职，反复查驳，事以贿成，及方面有司，诛求旁午，民始去而为盗。”这时规定“今后土官袭职，令府县急为勘报起送，不许索财及访方面以下，但有土官贿于差人，骚扰地方者，俱照例参问”。《武宗正德实录》卷一百七十八。

土官袭职的弊端终究引发了嘉靖六年（1527）年底、七年（1528）年初的安凤之乱。这次事件之后，明朝第一次全面规范土官袭职程序，又于嘉靖十年（1531）规定，“各边军职及勘事人员，索取土夷财物，致生他变者，依激变良民律例”《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9页上。，明确了如何处置勘合人员的腐败行为。

三、《土官袭职条例》颁布之

后的云南土官袭职（一）嘉靖初期土官叛乱与土官袭职制度改革

嘉靖五年（1526）四月，四川芒部陇氏土官内讧，骚动川滇两省。平定后，陇氏宗支断绝，无人承袭。于是芒部改为镇雄府，设流官统领。《世宗嘉靖实录》卷六十三。但此举导致嘉靖六年（1527）原芒部头目沙保驱逐流官，要求复立土官陇氏。《世宗嘉靖实录》卷八十。平定芒部沙保叛乱期间，云南土官袭职多受其影响而被拖延，导致很多应袭土官未能及时袭职，由头目管事；但头目不能约束一方，导致土酋争乱，地方不宁。当时黔国公为避免土酋争乱，建议按照地方有事，就地袭替的事例袭职《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下。。然而，土酋争乱仍未避免。嘉靖六年（1527）年底、七年（1528）年初，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相继叛乱。《明史》卷三百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8132页。这些叛乱是明代土官袭职弊端日积月累的后果，给刚继承皇位的朱厚熜带来了挑战，也给明朝土官袭职程式的弊端以警告，让明朝重新考虑如何遏止勘合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土官袭职程序。朱厚熜认识到，云南土酋叛乱，大都是由土官不能袭职，无人管理所致，而且勘合官员往往“避嫌推调，展转行驳，动至十数年，缘为奸利”，辜负明朝绥怀远人之心。于是朱厚熜要求，“自今承袭事宜，皆令镇守抚按会行三司，如例催勘，有蹈前弊者罪之。”[明]方孔炤撰，《全边略记》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0738册，第441页下-442页上；《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上。

杨一清认为，安凤之乱是土官袭职弊端长期积累的后果。他从吏治方面总结了这些弊端：第一，地方官吏不肯为土官子弟承袭保勘，以致事久生变，甚至争袭；第二，勘合人员贪污纵容，清廉人员畏避嫌疑，导致土官长年不得袭职，由土舍；第三，摄政土舍得不到部众拥护，弱肉强食，地方遭殃；第四，沐氏在云南各土官中有威信，但有名无实，权力受牵制，无法处理夷情；第五，弊端集中暴发，则加以征剿，军民日困，地方日坏。《论云南夷情奏疏》，[明]杨一清撰，《杨一清集》卷七，中华书局，2001年，第1063页-1065页；《世宗嘉靖实录》卷八十六。嘉靖九年（1530）兵部也从袭职程序不统一的角度汇报了土官承袭的弊端，认为自天顺以来，袭职事例不一。有赴京袭替者；有将应袭之人预勘造册及报名土司，待其亲故起送者；有令就彼冠带者；有地方灾荒，令其自纳谷备赈者；有免其纳谷，仍起送赴部者；有因极边，地方不宁，免其来京，或许就彼冠带，仍旧纳谷者；有以报效有功，许就彼袭替者；或出一人之兼白，或系一时之权宜。袭职程序不一，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兵部建议借助续修会典的时机，统一土官袭职条例。《世宗嘉靖实录》卷一百十。

杨一清偏重于分析对勘合人员管理的不足，而兵部的报告则偏重于袭职事例的杂乱。两份报告基本上包括了明代土官袭职的主要问题。在兵部建议规范土官袭职条例的建议下，嘉靖九年兵部、吏部共同制定了《土官袭职条例》，并上报朱厚熜签发施行。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此条例即《土司例纂》，共一卷十五条，内容包括土官守则、土官袭职程序例规，以及禁止内地汉人到土司地区买田置地等规定。《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德宏史志资料》，第一集，第205页。其详细内容为：“通行各镇巡官转行土官衙门，将见在子孙尽数开报，务见某人年若干岁，系某氏所生，系以次土舍。未生子者，候有子造报，愿报弟侄若女者听，已后应袭之人袭职，再行司府覆勘无碍，方与奏请。除杂职、妇女照旧就彼袭替者外，其余连人保送赴部袭替，若有违碍，即与辩明。倘各官避嫌疑推调，逾一年者即除俸，限完虽有升迁等项，务待事毕，方许离任。保送至时，若有紧急军情，已奉调遣，难以擅离；及先人有功，嗣子幼弱，未可远出者，镇巡官员酌议奏请，候有成命行令冠带管事，及地方宁息，年岁长成，仍保送赴京，袭替如例。其他纳谷敝政，一切禁革。”《世宗嘉靖实录》卷一百十二；《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115页上。此举被郑晓称为“稍复祖宗之旧”[明]郑晓撰，《皇明土官志论》，[明]林得谋辑，《古今议论参》卷五，明崇祯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0册，第508页下。。

（二）对土官的考核与改流

明朝对土官有考核措施。违法乱纪、引起争端的土官要被改流，是改土归流的原则，但仅限于三江之内。可见，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并非是土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尤其是经济生活方面的变化，造成了有利于封建中央对少数民族进行直接统治的形势”的结果。尤中，《明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第59页。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凡土官选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罪；世袭者，所司不许擅问，先以干给之人惟其实，定议奏闻，杖以下则纪录在职，徒流则徒之北平，著为令。”《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六十七。洪武二十一年（1388）越州阿资叛乱，平定后被改流，设越州卫。《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九十五。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土官袭职也要经过考功司考核之后才能袭职。《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上。正统八年（1443）鹤庆土知府高伦因“屡呈凶恶，屠戮士庶”被改流。《英宗正统实录》卷四十三。正统十二年（1447）恭项因“暴杀无辜，刻虐夷人”而被撤职。《英宗正统实录》卷一百五十五。

嘉靖时期，在土官争袭仇杀之前，即嘉靖二年（1523）为了避免土官争夺，加大对土官的约束力度，规定如果土官引发争夺，则废止世职，改设流官。《世宗嘉靖实录》卷三十一。土官争袭之后又重申此规定。如沙保叛乱之后规定“如有不遵断案，互相仇杀及借兵诸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各辄复奏扰变乱者，土官子孙不许承袭”《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政书类第0789册，第115页上。，与嘉靖二年的规定类似。但禁止土官袭职，导致了芒部头目沙保驱逐流官，要求复立土官陇氏的事件。《世宗嘉靖实录》卷八十。这说明明朝在云南的改土归流，不是被动、相机的行为，而是事先的规定。为避免改流后土官头目驱逐流官，平定安凤之乱后，嘉靖九年（1530）调整了政策，规定凡土官犯恶逆被戮者，“即推伦序相应，素为夷众所服者，授以原职，管束夷民”《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政书类第0789册，第115页上。，暂时取消了改土归流。

然而，朱厚熜决意在三江之内逐步改土归流，加大了对不服从处置的土官的处罚力度，并再度推行改土归流。嘉靖十三年（1534）朱厚熜规定“各夷自作不靖，仇杀地方，在云贵行抚之法，但使各夷息争安业则已。果属结党构乱，攻劫城池御库，杀虏人众，方许请兵大征，若有贪功幸事之人，虚张声势，擅开兵釁，贻害生灵者，罪无赦”。《世宗嘉靖实录》卷一百六十九；[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上册》卷三十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88页。嘉靖十四年（1535）规定“云南、四川两省土官各照旧分管地方，如有不遵断案，互相仇杀及借兵诸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各辄复奏扰变乱者，土官子孙不许承袭，所争村寨，平毁入官。”《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9页。嘉靖十五年（1536）议准，对不听从勘合安排，擅自袭职的土官，“听抚按从重参究革职”。《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下。朱厚熜还要求土官不得跨省、跨族嫁娶，只许与本省的本族类通婚。如有违犯，“兵部查究，量情轻重，或削夺官阶，或革职闲住，子孙永不许承袭”。《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9页下。

明朝还通过考核加大对土官的约束。嘉靖十七年（1538）规定，云南土官每三年一考核，通过考核者才能连任。《世宗嘉靖实录》卷二百十八。不仅通过考核决定土官是否可以连任，而且嘉靖二十八年（1549）规定：“应袭土舍，曾经调遣有功劳暂免赴京，就彼冠带署职，管束夷民，待后功劳显著，方许实授，其余不曾调遣及无功可录者，照例起送赴京袭替。各官授职之后，若能建立奇功，平定大盗，应贺重加赏赉，或诰敕褒奖。”《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下-219页上。

（三）加强管理和约束勘合官员

《土官袭职条例》颁布之后，勘合官员的腐败、不作为等行为导致土官袭职延期的现象仍存在，甚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云南等处十余年未袭职的土官相率赴京反映抚按官避嫌远怨、不给勘合的行为，当时朱厚熜的处理意见是“今后有延缓不报者，经该各官及抚按官该部指名参治”。《世宗嘉靖实录》卷三百十五。嘉靖二十九年（1550）加强了对勘合官员离职的审核，规定只有任期内所勘合的土官全部按时袭职，勘合官员才允许升迁、离任；如有故意延迟勘合，引起边衅者，抚按官查实后参奏处置。《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嘉靖四十五年（1566）进一步将这种审核分为巡按官查究、吏部查参两类，具体为“勘报过一年者，行巡按官查究；二年以上者，听吏部径自查参”。《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

严格了勘合期限，但并未约束勘合官员的索贿行为，故而勘合官员索贿现象时有发生。隆庆二年（1568）木邦罕拔袭职，勘合官员索贿导致木邦叛附缅甸[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滇志》卷三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深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分裂的倾向。”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37。不久，潞江缐贵、陇川岳凤、蛮莫思哲也投缅甸[清]毛奇龄撰，《云南蛮司志》，《云南备征志》卷十五，成文出版社，第1014页。，导致土司不知有朝廷《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三十七。的严重后果。

陈善《土官袭职议》[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滇志》卷二十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62-863页。详细地记载了万历以前云南土官袭职过程中勘合官员腐败、索贿和欺骗行为。这些行为给应袭土官增加了多至千两以上，少则六七百两的开支。此外，应袭亲供状运送到京师的费用有的也多至五六百两。陈善将这些弊端归结于“地方隔远，上下之情难通，奸弊丛生，诈骗之计难绝”。针对这一点，他提出应把袭职程序通告各土官衙门，对超过规定期限一日的勘合官员给予警告处分，超过两日则革职查办；对土官主动贿赂官员的情况，则当堂验明，人犯照例问遣，财物尽行给赏。

即便如此，云南土官袭职被延迟的现象仍然存在。针对这种现象，万历十一年（1583）兵部加大了对勘合期限的规定，要求土官承袭即于申呈内明查勘年月，如迟岁月，即系勒索，从重参究。《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四十一。万历十三年（1585）重申，土官承袭不得超过三年，若有违犯，勘合官员将“据法参治”，同时重申弘治二年对土舍超过十年以上不申请袭职，即使“有保结，通不准袭”的规定。《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上-114页下。万历十七年（1589）命各兵备道将土官以下未袭土舍逐一查明，照依嫡庶长幼次序进行登记，作为今后袭职保勘的凭据。《神宗万历实录》卷二百八。

（四）政局变化与云南土官袭职条件的调整

在考核土官，废止三江之内不法土官世职，规范勘合程序的同时，还随着明朝政局的变化，调整了袭职的条件。

嘉靖时期出现纳银袭职的方式。嘉靖时期云南局势发生变化。地震、水灾、饥荒等灾害频繁，使云南需要常年备赈救荒；明朝财政不足，不仅在云南铸钱《世宗嘉靖实录》卷四百十一。，还要求云南交年例金[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378-9。，逐渐将纳银作为土官袭职的条件。土官袭职本无纳银规定，弘治、正德时要求应袭土官将应纳粮食折成银两上交，嘉靖九年（1530）停止此规定。[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378。嘉靖十五年（1536）为备荒，重开纳粮袭职，出现纳粮冠带土舍。《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8页下。甚至嘉靖后期要求应袭土官将应纳粮食折银交纳。嘉靖三十三年（1554）兵部建议：云南土官袭职，“乞照弘治以来土舍袭职纳米折银之例，量增其数，每石当银五钱。若从三品宣慰使，富者原纳米八百石，今增二百石，改银五百两；次者原纳米五百石，改银二百两，自知府以下至检校典史驿丞盐课司副使，以次递加，输布政司类奏承袭，免其赴京，布政司每岁输银于部，转发太仆寺，贮以鬻马；其贫甚者稍从减免，而富厚能赴京者，仍循旧规，或其先世有罪而为之后者请袭，则视前所增倍之例，至四十年终止。”《世宗嘉靖实录》卷四百十一；《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9页上。隆庆四年（1570）正月恢复嘉靖时期的规定，要求云南应袭土官按照品级高低入赀，就彼替职。《穆宗隆庆实录》卷四十一。具体程序为，应纳粮食折银交纳，布政司呈抚按勘实具奏，吏部覆查底册无误后可袭职。《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下。

万历时期放宽了土官袭职条件。从隆庆年间木邦、潞江缐贵、陇川岳凤、蛮莫思哲叛附缅甸以来，三宣六慰地区土官之乱日渐严重，明朝日渐放宽土官袭职条件，希望能挽留土官，使其归附明朝。万历五年（1577）陈文燧建议放宽云南土官承袭的条件，减半征谷，只要土官“报生应袭幼，给冠带，长授职级，正枝无嗣，旁枝有能约束地方者，照例与之，不必重勘”。《神宗万历实录》卷六十四。万历七年（1579）按照陈文燧的建议，规定“唯腹里司分照旧输纳，其六慰三宣等处量减其半，有贫无力者尽数免征，并预造文册裁省覆勘”《神宗万历实录》卷八十八。。万历九年（1581）甚至停止土官纳粮，凡土司袭职，所司作速勘明，具呈抚按，覆实批允。布政司即为代奏，诙部题选，填凭转给，就彼冠带袭职，有愿赴京亲袭者听。其效忠进献驯象土物，并疏奏闻。抚按仍设袭职文簿，将土舍袭职藩司代奏日期等级明白，年终报部备考。《大明会典》卷一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0791册，第219页上；《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十六；《大明会典》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0789册，第114页下。

四、结语

土官袭职勘合制度是明朝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明朝对羁縻区域的控制方式之一。但土官争袭影响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安定和明朝西南边疆的稳定。为维护土司地区社会安定，宣扬对土司地区的控制，明朝非常重视解决土官争袭问题。土官袭职勘合制度是解决土官争袭问题的制度保障，而勘合过程中明朝官员的腐败行为影响土官对明朝的认同，明朝面临的局势变化使土官告袭程序发生变化。虽有勘合官员的管理和约束，但未对勘合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行为产生实质性的遏止作用。只有加强对勘合官员的管理和监督，对违法官员施以实质性的惩罚措施，才能避免勘合过程中不作为、索贿等现象发生，从而保证土官告袭不受刁难，减少争袭事件，为土司地区社会发展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缩小土官统治区域和流官统治区域的发展差距，实现边疆地区与内地统治制度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