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场去!到现场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第一要求。新闻因记者在现场而真实。

“闪击”新闻：到现场去!

“我盛夏走过长城，严冬爬过雪山抓熊猫，世界屋脊探过险，在摄影部新闻中心从事突发事件报道三年半，有丰富的‘闪击’经验。无妻儿拖累，最适合飞往中东采访战争。”

1990年8月3日，正在可可西里探险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从收音机中听到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消息，立刻向新华社发出赴中东报道的请求。他此时心情之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海湾战争一触即发。1990年12月20日，唐师曾从北京国际机场起飞。他后来说：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到战争停火，唐师曾历尽千难万险，从战区发回100多幅传真照片，50多幅发表。其中一张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赴巴格达做最后和平努力的照片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1991年1月13日晚，当德奎利亚尔进入萨达姆国际机场的会客厅时，唐师曾跟各国记者一起被拦在门口的铁栏外。他挤在前排，狡黠地显出规矩的样子，还不时冲警卫微笑。忽然，趁警卫推搡几个西方记者时，唐师曾猛然抬腿跨过栏杆，三两步追上秘书长。身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的皮鞋声越来越近。他佯装不知，终于抢到最好的位置拍下一张照片。事后外国同行问：“你就不怕他们开枪?”唐师曾乐呵着说：“不会的，我离阿齐兹(时任伊拉克副总理)那么近。”那张照片可长了中国记者的脸：香港《商报》甚至称赞唐师曾为“新华社摄影部20年来最大的发现”。

唐师曾中东之行载誉而归，其手记后来在199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集结成书，名为《我从战场归来》。他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战地记者。

孙子日：上下同欲者胜。唐师曾也在书中说，赴战区最终成行，是“由于我的‘新华’自上而下的炮火支援”。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除了由于唐师曾这样的记者作为“兵”具有敏锐的新闻嗅觉、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不怕牺牲的可贵品质外，更是由于新闻从业者在“将”一层面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

“中国新闻报道从8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变化了。”曾担任《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现任《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环球时报》高级顾问的丁刚说：“过去对国际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尽管是有，但很少有现场的、直观的、第一手的报道。这时，国际新闻报道已经开始强调时效性。”

唐师曾请战书中“闪击”一词极其形象地形容了国际新闻报道指导思想的转型。1988年，他写了《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久，新华社就组建了“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而这种“快速反应”早已在国内新闻的报道中实践了一段时间。

由于通讯技术、采访设备和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唐师曾的战地报道遭遇诸多不便：他到达巴格达时，身上仅有300美元，而伊拉克方面指定入住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就要180美元；当他参加以色列的装甲兵演习，碰上千载难逢又转瞬即逝的素材时，已用了四年多、快门开合了两万五千多次的旧相机不合时宜却是宿命般地报废了；最恼火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照片不能在第一时间传送回国，很多时候，“闪击”新闻的效果达不到。

但这一理念迅速在新闻界传播开来，各大媒体都开始以到新闻现场报道第一手信息为使命。

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报道，相比海湾战争，无论是现场报道的密度和消息传回的速度，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5时45分，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牺牲。《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作为现场惟一活着的中国记者，忍着巨大悲痛，上午12时许。就向人民日报网络版发回了目击中国使馆遭袭击的文字消息。消息传到国内，顿时掀起国人愤怒声讨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浪潮。吕岩松反应和报道消息之神速，甚至在中国外交部得知消息之前。

“炸馆事件发生大约15分钟后，　吕岩松就从一片黑暗中摸索着逃了出来，用海事卫星电话通知了时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胡锡进。在北京家中的胡锡进正在睡梦中，听到这一消息后，弄清了基本事实，立即向报社领导报告，并受国际部委托向外交部报告。”丁刚说，“这个事情是我们的驻外记者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发回的消息。”《人民日报》成为一个重大国际事件的第一消息源，这无疑也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历程上里程碑式的大事。正是由于“到现场去‘闪击’新闻”的意识不断强化，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迈上了新的台阶。直播的力量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第一要求。90年代，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除了向快速反应转变以外，也不断向报道的真实和客观迈进。新闻因记者在现场而真实。要把这种真实尽量少损耗地传达给观众，电视媒体必须让观众“眼见为实”――必须直播现场。

1998年1月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爆发后，时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国际组制片人李小萍一直密切关注海湾局势。战争迫在眉睫，15岁儿子的一句话使她下定决心将多年来的心愿付诸实践：“你以前不是说过，要派中国自己的记者去报道世界上的大事吗?这一次你们应该自己去。”第二天，她就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央视时任副台长李东生。李东生“腾”一下站起来说：“对，派我们的记者去!”

1998年2月11日元宵节，包括著名主持人水均益和著名军事记者冀惠彦等八人在内的CCTV特别小组，由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部副主任侯明古领队，奔赴巴格达。他们被人们称为“赴伊拉克快速反应部队”，出于安全考虑，提出创意的李小萍因女儿身未被允许进组。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记者通过直播镜头带观众亲临真实的战区现场，这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历程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2月12日，特别小组到达约旦首都安曼。时任伊拉克外长萨哈夫当晚恰好从埃及访问归来，途径约旦。水均益、冀惠彦立刻赶赴机场采访。当时，俄、法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求伊拉克接受68处地点的核查，其中包括美国敲定的八处总统府，并要求核查在两个月内完成。美英相继否决，整个国际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于是水均益问道：“这个方案被美英否决后，伊拉克方面还会不会有新的方案?”言外之意，就是伊拉克还是否准备做进一步妥协。萨哈夫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没有其他方案了。”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这一报道。中国电视观众第一次知道央视派出了特别报道小组开赴伊拉克。此后，无论条件多困难，特别小组一直坚持播报相关的各种消息。2月中旬，报道组进入巴格达。深入前线的记者和身在后方的编辑们密切配合，《危机中的巴格达》、《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安南巴格达之行纪实》，一个

个精彩的报道由《新闻联播》，《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新闻节目送到观众眼前。

与此前中国战地记者历次由于设备原因而在前线遭遇窘境形成鲜明对比，此次中东之行，特别小组的设备非常先进。为防止战事发生时信号无法传输，电视台特意从国内调来一套卫星地面站和海事卫星电话供他们使用。设备带过去之后，外国同行纷纷竖起大拇指，日本TBS电视台还租借了好几次这些设备。

2月23日，随着安南斡旋的成功，美国诉诸武力的可能性减少，但是局势仍然没有完全明朗。央视后方决定马上进行计划良久的“特别报道”，即北京、伊拉克、美国的联合直播，希望在屏幕中出现两个不同地点对话的画面。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特别小组”依然面临着经验和设备上的许多困难，在直播前两分钟才用“土办法”解决了出镜记者与后方的连接。“特别报道”非常成功，观众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远距离直播采访。

“98年11月份，核查局势再次紧张，我们义派了战地报道团出去。”现任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栏目执行制片人的陶跃庆其时刚刚进人中央电视台工作，对当时央视国际报道的情况记忆犹新。1998年底，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沙漠之狐”行动，成为央视又一个现场直播的重大事件。陶跃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沙漠之狐行动直播进行的时候，军事行动已经快结束了。那次直播的主持人是方宏进、嘉宾是李绍先。直播是在非常紧张、简陋并且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场记者的三段报道、加上演播室点评，和一些背景片。”

两次中东战区的直播经验，加上后来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多种直播尝试，让央视的国际新闻直播无论是技术、理念还是方式，都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开窗口直播了。”陶跃庆说，“我们这次是24小时开窗口，并进行了连续16天的直播。尤其是在中文国际频道。它规模上是巨大的。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互联网：理想的媒体，不理想的国际新闻报道

互联网正以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深深影响着今日的世界，就如同当初它悄然兴起，不为人所重视，蓦然回首却已成为巨大的社会力量一样。西方已有人将网络列为“第五种权力”。

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网络版就开通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网友在这里充分表达悲愤的情绪，也在这里展开讨论。在全国上网计算机总数只有100多万台、全国上网人数还不足400万的时期，“抗议论坛”的累计发帖量在短短一个月就达9万余篇，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这一暴行的强烈愤慨。当科索沃战争峰回路转，“抗议论坛”继续保存下来。6月19日，“抗议论坛”正式改名为“强国论坛”，短短三个月后，“强国论坛”的帖数跃居当时全球中文论坛第一名。

这是我国新闻网站中的首个时政论坛。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在这里进行访谈，成为中国网络媒体上级别最高的外籍嘉宾；更曾在这里和网友交流，与总书记直接对话让亿万网民感到了自己的份量――当时是2008年6月，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2.53亿，跃居世界第一。

强国论坛几乎展现了互联网的一切特质。作为一个向全体公众开放的交换信息和评论的平台，它天然地是一个理想的新闻媒体。它吸引着来自天南海北的网友，在重大问题上迅速形成舆论，以其超乎想象的速度和容量，使更多的人，就更广泛的议题，发表更多元的意见。另外，作为一个网络媒体，它具有强大的综合表现能力，每当有重大国际新闻事件发生，网煤往往会下足功夫运作专题。

在国内新闻事件上，网络新闻报道和评论蕴含着巨大能量，有时甚至可以影响到决策层。国务院总理就曾经讲述自己从强国论坛上看到网民给他留言的经历。但是，网煤似乎并没有对国际新闻报道产生同等的作用。不涉及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网友一般不感兴趣，一旦涉及中国，网友又极具民族情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就此说：“任何受众都最关心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不仅关注事实本身，也关注相关评论。而对于遥远地方发生的事，受众则只关心基本事实。”

网络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目前还受到许多制约，例如许多网络媒体没有新闻自采权。因此，许多网站新闻频道的负责人可谓使出浑身解数：派记者采制新闻，但要以网友身份在论坛或个人博客；有时甚至要将稿件先传给有自采权的新闻网站，发表之后再转载回来。

但网络媒体的地位近年来不断上升。作为中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中国新闻奖从2006年开始将网络媒体的优秀新闻作品纳入评奖范围。而在2005年中国第六个记者节上，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国网各有一名编辑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这些都反映出网络媒体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进入21世纪，网络已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新闻媒体，也成为政府工作透明化的重要途径。国务院、中央部委网站陆续建立，就连一向神秘的国防部，也在今年8月上线，人们可以通过网站了解到近期的军事动向和最先进的国防科技。

互联网方兴未艾，新媒体也来势汹涌。2007年2月，《人民日报》面向全国正式发行手机报。同年12月，国际奥委会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共同签署协议，首次将互联网和手机作为独立转播平台列入奥运会的转播体系。从“涉我性”到“中国声音”

“《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号的头版，是关于巩俐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一个奖。”丁刚一边给记者翻看最近几期《环球时报》的头版：《外媒说中国股市神经质》、《日本要建四艘准航母》，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是现在，那样的娱乐新闻只能放到文艺版。”

丁刚认为，当影星们从头版“退居”到娱乐与体育版，更多反映中国与世界交流、碰撞的政治、军事、经济新闻开始出现在头版，中国人关注世界的视角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环球文萃》1993年创刊，其时是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的一种副刊而出现的，1997年改名为《环球时报》，全面转向新闻，并开始与市场紧密结合。“策划方面，我们的头版几乎都是‘涉我’的新闻，我们对前方记者的要求则是，重大事件一定要争取到现场去，发回第一手的报道。”

2006年《环球时报》由周三刊改为周一到周五的日报，这证明《环球时报》对国际新闻报道的风格受到市场的青睐。《环球时报》由副刊类的报纸转向新闻类，又与市场紧密结合，这是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历程中具有解释意义的事件。它反映了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隔离转为融入，国人对国际新闻报道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国人对国际新闻报道的需求也由休闲娱乐的谈资变成真正的新闻需求；随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

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与别国紧密结合，国人对新闻的需求就进一步变成对“涉我”新闻的需求。

而当中国更进一步地走向国际社会的中心，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时，“中国声音”又作为民众的需求被提出来。从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中国历史性地为联合国决议开绿灯，到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再到今日在与各国携手共渡金融危机中肩负重任，中国声音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出来，而且越来越响亮。

“要多鼓励现场报道、第一手的报道”，丁刚说，“不仅要对涉我的事件发出中国的声音，对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也要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就在《环球时报》创办当年，它的母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由8版扩至12版，增加了新闻和专版，信息量与可读性大为增强。2003年，《人民日报》再由12版扩至16版。2005年初。《人民日报》决定在新闻版全面实行采编分开，热点焦点新闻及评论显著增加。2009年7月1日，《人民日报》扩大到20版。目前，人民日报社在国内设有33个分社，国外设有39个分社，国际新闻从数量到质量都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

电视方面，以前的国际新闻报道最多是用一些国际的背景资料画面或者新闻画面，然后加上一些解说，新闻比较简单。1993年约旦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时，央视《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和平：使沙漠变成绿洲》。在这期后来获得中国国际新闻奖一等奖的节目中，央视将两国大使请到直播间共同对这事情进行评述。“从《焦点访谈》开始，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在评论、我们在观察、我们在思考，我们在做深入分析。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陶跃庆说：“如果你不在国际重大事件中出声，表达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观点、中国的声音的话，你想成为国际大电视台，根本就无从谈起。”报道与评论的政策越来越开放

说了国际问题报道发展变化的诸多现象后，有一个问题需要问：国际新闻报道的游戏规则是紧了还是松了?

陈力丹说：“从80年代中期起，只要与中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际新闻，就基本能做到客观报道了。比如两伊战争，打了八年，我们国内的报道基本是平衡客观的。进入90年代，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更开放了，甚至有把国际新闻报道娱乐化的趋势，有的新闻，例如90年代的辛普森事件、最近的杰克逊去世，都能当做好莱坞大片来报了。当然：国际事务中涉及中国，就是另一回事了。”

丁刚则认为：“即便是跟中国立场相关的新闻，报道范围也要比过去广泛得多。现在，‘涉我’的新闻是我们每天策划最重要的新闻。除了特别重大的纯国际新闻外，所有的头条、头版和新闻版、评论版的东西都是涉我的。”

但丁刚也认同政府有关部门出于政策和外交上的考虑，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会有一些合理的调控。“例如中印边界问题，在中印民间互信度非常低的情况下，有些过于强调中印对抗的报道的出现就有可能会刺激民间情绪，挤压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和交涉空间。因此，政府在这方面有些考虑也是正常的，是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况且，国际新闻报道还涉及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外交无小事，这是中国的惯例。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是更加开放了。”

至少从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历程看，国际新闻报道应该是更开放了。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发表讲话，一方面按照惯例攻击中国，一方面又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并建议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马上打电话到外交部，要求作出反应。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因此成为中国的首个新闻发言人。在当时外交部的主楼门厅，没有座位，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将身着中山装的钱其琛团团围住，听他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没有提问环节，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中国的第一次新闻会结束。然而，正是这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对对抗了30年的中苏关系走上正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3年3月1日，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成为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的新闻会也成为惯例，每周举行。此时的地点转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们有了舒服的座椅。再后来，外交部盖了新楼，还专门建了一个新闻厅。新闻会也从单纯的信息变成“舌战群儒”――为了短短40分钟的新闻会，新闻司的工作人员每次都要准备厚厚一沓预想提问和回答，新闻发言人则要对每个问题都做到心中有数。

2003年的非典，大大加快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步伐。为了让信息跑在谣言前面，一些国家机关，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开始任命新闻发言人，其效果有目共睹。非典过后，2003年9月和11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单位的177位学员参加了培训，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所表现出的权力机关主动与媒体和社会沟通的姿态，及其背后折射出的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的理念都值得肯定。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和发言人制度。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举行会，在短短的18天内举办了20场新闻会，了大量权威信息。

纵观中国的整个国际新闻报道发展历程，陈力丹说：“现在，新闻专业主义已经站稳了脚跟。我们终于回到了一个专业化的、正确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