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见证了开国大典

忆往昔开国大典,看今朝翻天巨变。历史永远记住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这一庄严的时刻。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间已经匆匆走过了60年。本文撷取了当年参加过开国大典的9位老人的回忆,听他们重新拾起60年前那段难忘的记忆,重温60年前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罗浪: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30分,北京天安门广场。

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提前半个小时就率领军乐团站到了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

下午3时,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罗浪沉着地指挥着200名军乐队员,精神饱满地演奏了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7年底,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正式组建了华北军区军乐队,罗浪担任军乐队队长兼指挥。1949年初,上级决定由罗浪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直到1949年8月初,罗浪才知道组建的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庆典。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在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式上,军乐队穿着刚发的新军装站在前排的座位上演奏《中国人民进行曲》,会议休息时,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第一排军乐队队员们亲切握手。当《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的时候,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两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后,立即着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顽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令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了序幕。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成两个方队,各自以10行横队和10行纵队的宏伟气势奏响同一支威武雄浑的乐曲。罗浪回忆说,我把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这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路,是为了展示一种威武整齐的新面貌,是为了造成一种鼓乐喧天的大气势。

当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如何通知罗浪开始演奏呢?在排练时,典礼指挥张致祥望着城楼上飘舞的红旗,急中生智:何不用一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发信号呢?于是张致祥与罗浪事先约定:就用这种土办法发出联系信号!14时50分,当一行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顿时,军乐队奏响起高昂的乐曲。

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林伯渠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等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60年来,罗浪几乎每年国庆的时候都会到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停一停,回忆回忆当年的往事。他深情地说:“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侯波、徐肖冰:用镜头记录开国大典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的拍摄。那天,作为惟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侯波的言语和表情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

开国大典之前,徐肖冰和侯波夫妇俩同时接到要他们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徐肖冰负责拍摄电影,侯波则负责照片的拍摄。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早就恭候在那里的侯波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当时她用的是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抓住好的镜头,便不停地优选角度,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要赶快换,生怕耽误了一个重要的场面。

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后便站在了前廊,此时侯波靠在离前廊不远的护栏上准备拍照。而要想照到等人的正面,她就得把身体尽可能地往护栏外探。当庄严宣告的那一瞬间,侯波瞅准时机果断地摁下了快门。此时她感到身体一晃,险些掉下去,幸亏别人及时扶了她一把。当她看到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侧身镜头,但由于空间十分有限,她一再往后撤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这时她也顾不上是谁了,使劲往后撤身体,终于取到一个很好的角度,随即按下了快门。当时那个在边上拉着她衣服的人还一再地叮嘱她说:“要小心,要小心,别摔着。”拍完后,侯波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总理。

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一个位置,因为这时正向天安门城楼下的群众挥手致意,她想拍下这一画面,但同样还需要把身体探向护栏外。陈云看出了她的意图,主动伸过手来,抓住她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拍完后,她连声向陈云道谢。陈云则说:“多注意,安全第一。”

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一激动人心的画面,是侯波最得意的照片之一。她说,这张照片因角度的关系,又没有广角镜,而且离得较近,拍摄技术也不是很好,但它意义很深远。这张见证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照片,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每当她的名字随着这张照片登出来的时候,她都有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

侯波说:“开国大典是我最得意的照片之一,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张仃:国徽应以天安门为主体

1949年春,时任哈尔滨《东北画报》主编的张仃,应中央军委之邀进京负责编一本反映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画册。当时,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便把张仃请进中南海做美术顾问,进行怀仁堂、勤政殿等工程的改建设计。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又请他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设计会徽。

接到交给的任务之后,张仃便在中南海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作。他把自己对新中国的热望全部倾注到了设计工作之中。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新中国的第一枚政协会徽悬挂在主席台中央。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都是在这个政协会徽之下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和确定的,因此可以说政协会微是新中国最早的标志。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没有悬挂国徽。国徽的问世是在1950年建国一周年前夕。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和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便成为了当时的一项首要任务。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指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国徽方案的草拟工作,并公开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国内外征集国徽图案,并且特地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三点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国徽图案900幅。不过有参考价值的仅有几十件。于是便采纳了的建议:由原设计小组继续改进,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开国大典之后不久,中央决定在国庆一周年时,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悬挂国徽。于是国徽的设计任务便交给了两个设计组:一组是由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另一组是由张仃带领的美术学院的一批教师。这样,张仃和梁思成便分别成为了两个设计组的核心人物,定稿将在两个设计组提供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梁思成小组国徽的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不完全符合“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庄严富丽”的三大国徽设计要求。而张仃小组的方案则明确提出: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为主体。

当时中央比较倾向张仃小组的方案,为两个组召开了一次交锋会,由两组的负责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张仃认为,工农联盟的创意来自,他的原创主体是天安门。在设计说明里他阐述得很明白:天安门是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1919年的“”就发生在这里,新中国也在这里宣布成立,因此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是不言而喻的。

张仃觉得大红色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的颜色,尤其是喜庆的时候,再配之金色更有辉煌的感觉。

最终,中央传达了一条意见: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接纳了张仃小组的方案,将进一步完善国徽设计的工作交给了梁思成。

1950年6月11日政协国徽组召开会议,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以天安门图形为国徽主题方案。

当时,梁思成是非党人士,张仃是从解放区来的。对张仃说:“你们合作吧。”最后,国徽的准确线描图案是由清华大学营建系绘制完成的。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政协关于国徽设计方案的建议后,梁思成便把国徽定型浮雕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雕塑家高庄。

在石膏模型获得批准时,离国庆一周年只有40天时间了,按照模具做出一枚金属国徽已经来不及,张仃便找来民间艺人刻了一个木制的国徽,然后涂上金箔和朱红大漆。他带领当时美术供应社的几个人,在9月30日这一天登上脚手架把这木制的国徽安装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直到1951年5月1日,这枚木制的国徽才被一枚金属制作的国徽所替换。

彭光涵:见证五星红旗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彭光涵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才31岁。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都、纪元、国徽、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从2992幅图案中最后选出了较好的40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审阅。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以“复字第×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彭光涵知道,张治中(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同有一段关于国旗的对话。张问赞同哪个国旗图案。毛回答:“我还没有最后认定哪幅图案。”张说:“恕我直言,我反对用一条杠代表黄河图案。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有一条杠,这不变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微笑着说:“噢,这倒是个问题,我约大家来研究一下,一定要选一幅大家都满意的。”

此时,彭光涵迅速地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

点了点头接着问彭光涵:“那四颗星的含义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彭光涵解释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一定要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并涂上了颜色,此时,窗外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要的,一定要尽快交给他。

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街,彭光涵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站在柜台后的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他强调说,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9月25日晚,主持召开了协商座谈会。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约8点半,、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梁思成等陆续跟进就座。会上,大家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国旗,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的意见,用‘复字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为基础。”接着,梁思成说:“我觉得‘复字32号’图案很好,多颗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是相差很大。”继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32号图案为国旗,但有一位提出要改一改“复字32号”的说明,他说:“用大星、小星的提法不好,不准确。”笑着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颗星的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7日,当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一面“红地五星旗”,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大会通过了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

杨兆麟:激动人心的实况转播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简称“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广播,传遍神州大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兆麟曾负责安排“开国大典”广播稿的编写和播出工作,而当年同在实况广播现场工作的梅益、李伍、胡若木、黄云、丁一岚、齐越、傅英豪等人都已经作古。开国大典实况转播的幕后故事,只能由杨兆麟来“解密”了。

大约是从1949年8月底开始,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各有关部门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当时的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也有不少难题。其中之一,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而参加开国大典的将有30万人,显然不能适应需要。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主席台上的声音,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把九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同时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九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问题。由于设备比较简陋,只能把天安门广场以内的音响转播出去,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而阅兵车开出天安门广场以后怎么转播呢?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电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乘坐的采访车上再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总司令的检阅车录音。在西郊机场演习的时候,黄云和杨兆麟乘坐采访车,紧随检阅车之后,录下了总司令在检阅过程中的全部音响。由于车速和车距及所用时间跟开国大典现场的情况完全相同,因此可以互相代替。这在当时是唯一能够采取的措施。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程转播开国大典实况。

下午一点半,梅益、李伍、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李志海等人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的西侧,为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况广播工作进行最后的准备。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由梅益在现场主持天安门城楼转播的各项工作。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技术设施,黄云和傅英豪负责机房和天安门广场的音响设备。胡若木和杨兆麟负责安排实况广播稿的播出工作。

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国内外亿万听众。

从下午3点35分开始,总司令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这时候,天安门楼城下的机房里,技术员准时开动录音机,播放黄云和杨兆麟事前制作好的录音。等阅兵车和指挥车开回天安门广场,恰好准时放完了录音,又接上了现场的音响。

就这样,杨兆麟等广播工作者,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把开国大典中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报告给了听众。

杨宝庆:空中受阅让我终生难忘

当年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飞行的飞行员现有两位定居成都,而家住成都市东风路20号的杨宝庆就是其中之一。

1923年,杨宝庆出生于河北曲阳。1941年杨宝庆考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次年,怀着“空军报国”理想的杨宝庆又考入空军军官学校,加入空军,并随后到印度和美国进行飞行培训。1949年2月,杨宝庆从太原调到西安执行飞行任务,在西安遇到同为飞行员的姐夫赵连景,两人决定弃暗投明,驾机起义。19日晚,在夜幕笼罩的西安机场,杨宝庆持一把钳子闯进机场,钻到机腹下剪断机罩舱门铁丝而进入机舱,发动飞机,防守的步兵还没反应过来,这架美制C-46运输机就箭一般钻进云幕向光明飞去。因没有导航图,飞了3个多小时后,燃油耗尽的飞机一头栽进一条河中,杨居然奇迹般生还,只是撞断了几颗门牙。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开走的这架飞机竟装了满满一舱银元――这是在逃跑前准备转移的财产,没想到却被他当作厚礼带到了解放区!

1949年8月,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成立,杨宝庆成为首批飞行员。9月,他接到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命令:准备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驾机飞越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回忆说,接到这个命令后,所有参加阅兵的飞行员都很紧张,心理压力大不说,实际困难也不少:参加阅兵的飞机都是刚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既有美制“野马”战斗机、运输机,又有驱逐机、轰炸机,性能、机型各异,还未作过一次彻底检查,也无编队飞行的技术资料;受阅的17架飞机有12架是刚起义的,飞行员之间缺乏了解;更大的困难是由于要随时对付可能前来骚扰的飞机,参阅飞机都必须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也是少有的。

为了确保阅兵飞行万无一失,受阅飞行方案进行了多次计算和演练,杨宝庆和他的战友们抓紧时间进行了两次飞行预演。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开国大典阅兵式开始,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海。4时35分,参加空中分列式的17架飞机编成6个分队,由一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带队,按预定高度和速度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高度进入天安门广场受阅航线,杨宝庆和队友驾驶一架美制C-46运输机排在第12机位通过了受阅区。杨宝庆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天在空中看到的那幅激动人心的画面:“当我们的飞机从通县方向飞近东单时,已可以看见地面的人流和成片的红旗,威武的坦克方阵、炮兵方阵、骑兵方阵正从飞机下面经过。能在空中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飞行,能在空中亲眼见证共和国的成立,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骄傲的一刻。”

周令钊、陈若菊:为开国大典绘制画像

您一定还记得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挂的画像吧!他的作者就是现已88岁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周令钊。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周令钊接受了上级交给的布置会场的任务。经过现场考察,他利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个用木板制作的象征和平的白鸽子。他还以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这照片曾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悬挂过)为蓝本,画了一张像,竖立在主席台正中。这张约一个门面大的画像,背景为红色,头戴八角帽,领子略敞开,面带微笑。胜利的微笑,飞翔的和平鸽,这独具匠心的布置,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平和而热烈,受到与会领导的称赞,说他设计布置得很好,尤其是画像画得好。为开国大典画像的光荣任务便“非他莫属”了。

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便带着助手、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了脚手架,开始了工作。周令钊依旧选取了北平和谈时用过的那张戴八角帽的照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又一次放格、打素描。尺寸不够时,他便和陈若菊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刚亮时,周令钊和陈若菊便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作画,他们俩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天黑看不见才停笔。晚上躺下后还在构思――“打腹稿”。周令钊主要是画像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陈若菊则手提小油桶,往灰色军装上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9月30日,一幅栩栩如生的像画成了。

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特地来看,他对画像上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但指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领子还是扣起来为好。周令钊立即动手进行修改。改好后已是深夜,回去刚躺下,又被人叫起,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将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小字去掉,于是他又火速赶到天安门。此时,他看到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下面还留着架子等着他来修改。他赶快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画笔爬上去,把那五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由于画面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上涂抹,上上下下如此反复很多次,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

l0月1日下午,率领中央领导登上了天安门,就站立在画像的正上方。参加开国大典的周令钊和陈若菊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他们亲眼看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尤其是看到挂在天安门城墙上的画像是出自自己之手时,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连一张工作照都没能留下来。”这成了周令钊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钟灵:把标语和会标写上天安门城楼

1921年8月出生于山东济南的钟灵,又名钟毓秀,他早在1938年7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国大典前,副主席和胡乔木同志决定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的门洞上方挂一幅的画像,画像两侧的城墙书写巨幅标语。由于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于是又临时决定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悬挂大会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钟灵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大会会标和两条大标语的书写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要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钟灵可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刚解放,北平的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钟灵开始制作标语了。他先是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之后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下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这是钟灵平生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他严谨而认真,用尺子和铅笔,整整写了两天。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标语的字大约有二米见方,至今钟灵还清楚地记得“中”字的中间一竖,做出来比站立的一个人还要高。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标,上面写着大约一米多见方的17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开国大典之后,会标撤掉了,两条标语要不要撤掉?钟灵向总理请示。看了看天安门的会场设计图,最后决定:把天安门两侧的标语留着好一些,但可以把东边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决定太英明了,这一改不但包涵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也使两边的标语字数相同,设计书写时字的间距也是一样的,完全对称,更加美观。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社会上许多繁体用字都逐渐改成了简体字,在1964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两条标语均成简体字,从此,这两条大标语40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改动过。

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这两条大标语,保存时间之长,所处地位之显要,并且被认为是宋体美术字书法的典范,这都是当初钟灵书写时始料不及的。

李普:开国大典上的新闻记者

作为老一代著名记者,李普见证和记录了1949年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这是最令他难忘的。

1949年8月底,新华社特派记者李普与李千峰一起接受了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报道的任务。

9月21日到9月30日,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改造成的大厅举行。李普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进驻中南海怀仁堂全程采访,目睹了各个党派协商民主建国的全过程。

李普记得:“上城楼的嘉宾们当时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午两点,大家先一起去中南海勤政殿,交代一遍流程后,便来到天安门。是第一个沿台阶走上城楼的领导人,朱老总紧随其后。那时还没有电梯,大家都是步行走上去的。”

李普还记得,那天,所有人穿的几乎都是中山装,只有“美髯公”张澜穿着长衫。

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为了能及时拿到主席手里的公告,李普移到他身后,“当时显得很平静,稿子没有任何抖动”。读完公告后,手按电钮,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当时,李普听到感慨地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能看到这一天,就已经很满足了!”

拿到主席宣读的公告后,李普并没有马上离开。因为虽然领导人的讲话稿早就印出来了,但还是需要他们的亲手稿,来核对每一处字词的小改动。“那天11个人的讲话中,副总理的最短,只有5分钟;宋庆龄的讲稿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后翻译成中文,很有自己的特色。”李普看见她的手稿上,有的字旁边还注上了拼音,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念的。

李普回忆说:“我拿到稿子后,看见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共56名)的名字。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对我说:‘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这份《公告》是铅印的,贴上去的字条是别人手写的。文件上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

“这篇文章现在被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文末注明‘根据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刊印’。”

庆典活动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李普又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第二天一早,由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责编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