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胆剑篇”

《胆剑篇》（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是一出写得十分成功的历史剧。剧作者曹禺等同志根据春秋时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战胜强大的吴国侵略的史实，通过艺术加工、丰富和提高，从而创造出动人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再现了两千四百多年前吴越之战的历史教训。如果说，卧薪尝胆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已经对我们有所借鉴的话，那末，话剧《胆剑篇》所给我们的启发就更为丰富，它的艺术感染力量更为强烈。我觉得这出戏深刻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历史教训：表面上强大的国家，如果豪强霸道，怀柔羁縻，欺凌弱小，那末，它也可能转化为弱小，甚至灭亡；相反，弱小的国家，只要举国一致，上下一心，努力发展生产，发愤图强，就可以变为富强的国家。强与不强，不是地理条件所决定，更不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人。横遭吴国侵伐、生产落后的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雪耻，这一振奋人心的戏剧情节，生动地告诉我们：不要为表面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也不要向暂时的困难低头，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勇往面前，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胆剑篇》的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吴国大军侵伐越国的疆土，掠夺了他们的财富，抢劫和烧毁了越国的稻子，掳走了越国的君臣和百姓，并且派遣大夫王孙雄镇守越国，用高压屠杀的手段，奴役越国人民。因此，吴国不义之师的，就激起了越国君民的强烈反抗。应该肯定这样描写是有历史根据的，既符合当时历史的真实，又没有拘泥于史实，而比历史更为集中更为概括。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有必要回顾和探讨一下历史上吴越两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吴越战争的性质。

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我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许许多多的小国，星罗棋布，而且国与国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疆界。在那个时代，所谓国家也还没有形成我们今天这样的概念。国与国之间，常常为了争水，或因这一国家的耕牛越界吃了另一国家的庄稼就引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这在历史记载上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战争，就很难分辨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当然也说不上正义或非正义。所以，人们常说：“春秋无义战”，也就是这个缘故。但是，在当时也有发展强大了的国家，欺侮弱小的国家，掠夺其财富，破坏其生产，奴役其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了。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吴国是生产水平较高的大国，越国则是生产水平较低的小国。战争的发生，是先由吴国侵伐越国开始的。吴王阖闾因侵伐越国负伤而死，其孙夫差继位后，为了报仇又兴师灭越，俘掳了越王勾践，抢掠越国的财富，破坏越国的生产，奴役越国人民。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吴越之战，我们可以这样说，吴国是侵略者，越国是被侵略者。剧作者在越国被侵略的历史背景下，精心地展开了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从而更加集中地突出了越国君民反抗的坚韧不拔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时的生产关系，究竟是奴隶制度还是封建制度？目前在历史研究上是有争论的。剧本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没有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明确交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剧中既有庶民又有奴隶，这样处理很巧妙，也很妥当。说它是奴隶制的末期也可以，说它是封建制的初期也行。这样既不违反历史实际，又避免了在具体历史事实上纠缠不清。在生产力水平上，剧本以使用铁犁来象征吴国的生产力水平，用得很贴切，也符合历史实际。因为铁器的使用的确是从那时开始的。同时剧中也描述当时越国用木犁耕种的情况，这样就巧妙地反映了吴越两国生产水平高低的差别。

剧中的主要人物塑造得很好。几个历史上知名的人物既具有历史的时代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鲜明性格。吴王夫差，年富气盛，野心勃勃，一心一意想当中原的霸主，骄矜狂妄，听不进逆耳的忠言，特别是听不进伍子胥的直言忠告。伍子胥是先朝有功之臣，一方面他对吴国忠心耿耿，而且有远见，看清了吴国的骄横，而越国虽小民性强悍，越国虽败君臣却都能忍辱负重，如果吴不彻底灭越，将来吴国势必为越国所灭。另一方面，他又居功自傲，以老前辈自居，处处教训夫差。所以，尽管他的主张对吴国有利，但他那种矜持的态度和简单化的方法，却是吴王夫差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有所记载，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剧作者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两个人物性格上的特点，通过他们之间的矛盾，把这两个人的性格刻划得淋漓尽至、栩栩如生。太宰伯嚭也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本来写好这个人物是不容易的，伯嚭这人是两面派，如果把地简单地描写成为一个道地

的坏蛋，而且坏在脸上，那末，吴王夫差对他那样言听计从，势必显得夫差太愚蠢。剧作者在处理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通过伯嚭几次反对伍子胥的主张，劝阻吴王夫差不杀勾践的情节，比较细致深入地描绘了这个人物的两面派手法。他劝阻吴王时所发的议论，都讲得官冕堂皇、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吴王一下子不容易察觉隐藏在漂亮言词背后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他对吴王说：“……大王的王道霸业是要攻服四海。如果听从老相国的话，到处灭国灭宗，杀尽百姓，那么中原诸侯，就会把吴国看成灾星，把大王看成仇敌。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些理由表面上看来，都站得住脚，能够令人信服。而事实上，却是伯嚭受了越国的贿路有意去维护越王的生命。同时，在夫差与伍子胥发生争论时，他又善于乘机说伍子胥的坏话，扩大吴王夫差与伍子胥之间的裂痕。如说，伍子胥到处宣扬立太子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说伍子胥把儿子寄在齐国怀有异心，话虽不多，其用心却是非常恶毒的。这样就勾划出这个巧于言词、嫉贤妒能、阴险的两面派的嘴脸。

越王勾践是写得好的，虽然他由于没有听从范蠡的劝告，在罩事上遭到了失败，但在失败以后，他并没有屈服，表现得十分顽强。剧中通过勾践在吴王夫差的下，毫不屈服，据理驳斥，甚至险些被夫差处死的情节，突出了勾践的刚强性格，这一性格自始至终一直贯穿下来。对于历史记载中关于勾践忍辱负重的一面则舍弃或削弱了。这样处理，既使得勾践这个人物形象更为鲜明，而又真实可信。勾践虽然有着不屈服于强敌的刚强性格，但却缺乏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办法。大夫范蠡、文种和老百姓都为他出主意献计策，勾践的长处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忠言。作者对这方面的描写也颇有分寸，如对于苦成的讽谏，最初怒其无礼，继而经文种的劝阻勉强接见，最后终于高兴地采纳了苦成的辟荒兴农、自强不息的主张。这场戏写得很动人，既写出勾践能够听取逆耳忠言，又暗示了勾践毕竟是个大王，和庶民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剧本通过勾践躬耕于田野和勾践夫人深夜织布（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来描写勾践的刻苦及与庶民的关系，也比较恰如其分。不象有的剧本把勾践描绘成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共同劳动的“四同干部”。显然要二千四百年前的国王懂得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劳动意义，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勾践夫妇的耕织，只是为了鼓励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生产尽快使越国富强起来的一种以身作则的行为，同时也表现了勾践夫妇的刻苦，这样描绘既真实可信，又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