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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天津日报》的女记者张俊兰。1997年8月，她采访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写下万余字的“凉山纪行”系列报道，发表之后感动了一方百姓，引发了一场由数万名读者自发参与的扶贫建校活动。就在张俊兰采访凉山一年后的1998年，一座希望小学矗立在凉山国定贫困区布拖县海拔2800米的山地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四年来，这位女记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凉山贫困儿童的助学行动，至今，她已经四次进凉山，经她努力重返校园的失学儿童已经超过300名。她与一个彝族孤儿结拜为姐弟，她与那片重重大山里一个陌生的民族结下血浓于水的情缘。作为一个记者，她不仅用笔，而且用行动写下一段段令人落泪的故事……
一、真实的贫困艰险的采访
从1997夏季至2000年春天，我以记者的身份4次走进凉山。
记得我刚刚抵达那里的时候，首先惊异于那里的原始和美丽，就自然环境而论，那里无疑是现代社会里一片不可多得的净土：你看不到工业文明留下的痕迹，天空、树木、山峦，都是纯净的原色，空气是透明的。许多彝族娃娃是头一次见到汽车，以为这个又会跑又会叫的家伙是一种牲畜，于是从路边拔了草去喂。记得有一次我把胶卷盒掉在地上，彝族娃娃们“哇”地一声跑上来把它捡走，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色彩艳丽的包装物是什么。
然而，我在这里要讲述的却不是一个美丽如画的世外桃源，不，那里绝不是世外桃源。我要讲述的是那里的贫困。1997年8月，中国100名记者分赴全国各地贫困区采访，然后聚集北京汇报情况，由中国记者协会做出结论：凉山的贫困状况在全国最为突出、也最为特殊
不得不承认，那是我所亲历过的至为艰苦的工作。我重点采访的两个国定贫困县（步拖县和金阳县），县城高度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走村入户进行调查采访的时候，由于高山反应，腿部像灌了铅，走得快一些就会气喘吁吁。早上在海拔3000米的高寒山区采访，气温在10摄氏度以下，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仍冻得发抖。接近中午时汽车驶入海拔300多米的干热河谷地带，气温达45度以上，脚下的石头如熨斗一般烫人。每到一地，面对一贫如洗的穷乡亲，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伙食必须从简，但是当地人总是乘我们不备去偷偷地宰杀牲畜―――这是他们款待贵客的传统风俗。面对大块大块的“坨坨肉”（彝族特有的食肉方法），我们的心情何等复杂：当地百姓一年也舍不得吃一次这样的盛宴，而我们，无论是牙齿还是肠胃都无法接受这样的食物，于是就蘸着辣椒粉吃煮洋芋（马铃薯）或荞巴。
我由于遭受了风寒，一路上都在剧烈地咳嗽。
但是，当我们走了一个又一个村寨，我们开始忽略自己所面对的艰险，我们开始无视自己所承受的劳累和病苦。千里凉山，百万众生，难以言状的凄凉。那一幕幕让我触目惊心的情景永远也不可能遗忘。平心而论，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女性，从来不在人前落泪，但是自从走进凉山，我多年来用意志筑起的堤坝倒塌了，原来我也有这么多的眼泪，而且它们不再接受我的管束。我注定要把积攒了半生的眼泪抛洒在那片大山里，也注定了我与一个陌生的民族结下不解之缘。
二、泪洒凉山
在海拔2800米的菲铁村村民吉门都且家，一间破旧的土屋四面透风，里面住着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一家五口人和几只羊、一群土鸡。屋门矮小，弯腰才能入内。为了抵御高寒山区的冷风，当地人的屋子一律不开窗，又不通电，所以室内一团漆黑。女主人雷果莫尔卓见来了客人，忙点燃了火塘里的柴草，顿时浓烟刺眼，但总算有了一点光亮。屋里的全部家当是一口铁锅、一堆洋芋(土豆)和一些杂物。吉门都且一家白天穿一件“查尔瓦”（类似披毡）御寒，晚上裹着它，蜷缩在火塘边上睡眠。他们常年打赤脚，风里来雨里去，从不洗澡，不换洗衣服。全年百分之七十的口粮是土豆，其次是荞麦和燕麦，没有水果和蔬菜，只有过彝族年时才舍得杀头小猪或羊子。即使这样，每年仍要断粮2至4个月。由于不设厕所，家门前堆起几尺高的粪堆和杂草，让人无处下脚。
许多人家比吉门都且家的情形更糟。那种被当地人称作“瓦板房”（彝语音译）的屋子，其实连一片瓦也没有。
我问扶贫办的干部：“这样过日子的彝族百姓有多少？”他的回答使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全州共有28万户人畜混居，占贫困农户的90％。”由于职业习惯，在这里我必须向读者公布这样一组数字：凉山共有近300万人，其中210万是贫困人口，而贫困人口的90％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的彝族同胞，所以说凉山的贫困就是彝族的贫困。
8月11日那天，我走进洛日村的一间土屋。室内光线很暗，过了一会才看清有一位年迈的彝族老妈妈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正围坐在火塘边的泥地上吃土豆。老妈妈名叫阿菲莫日洛，64岁，脸上刀刻一样的皱纹记载着苦难的岁月。两个幼小的孩子是她的孙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祖孙三人衣衫破烂，家里穷得连一头牲畜都没有，这使并不宽敞的土屋显得空空荡荡。土墙裂开很大的口子，有的地方靠木头支撑着以防倒塌，屋顶满是漏洞，可以望得见一小片一小片的天空。
由于语言不通，采访工作照例通过翻译进行。那天担任翻译工作的是布拖县广播电视局记者阿力色呷，一个面容消瘦、沉默寡言的彝族青年。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到哪里去了？”我问。
“他们全都去世了。”阿力色呷翻译了老妈妈的话。尽管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却使屋里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因为什么原因去世？”“不知道，因为没有钱看病。只知道肚子疼得紧、腹泻，熬了些日子就死掉了。”“他们在哪一年去世的？当时多大年龄？”“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于三年前病故，当时26岁；一年前，孩子的母亲也去世了，当时才22岁。”我感到咽喉梗塞得厉害，没有办法再问下去。我从衣袋里取出随身携带的百元人民币，无言地放到老妈妈的手里，转身走出屋子。自从走进凉山以来已经忍了许多日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忍不住了，它们像决了堤一样顺着面颊淌落到衣服上。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别哭了。”却无济于事。
我不仅仅是为这一家人而哭泣。在这座海拔从400米到4000多米的高山峡谷中，自然灾害常年不断，洪涝、低温、伏旱、阴雨、冰雹、山体滑坡、泥石流轮番肆虐。在我抵达凉山之前，一场泥石流使美姑县一个小村的150多人全部丧生。
大灾之后往往是大疫，由于卫生条件差，医疗条件差，更由于凉山农牧民不具备持币的能力，患病之后就医的可能性几近于零。麻风病、伤寒病、霍乱、肺结核、肝炎、肠道病等等严重威胁着彝族同胞的生命。在金阳县，我遇到海拔3000米的老寨子乡大面积突发伤寒，10小时内21人染病，3人死亡。
缺医少药是人口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在凉山，即使是县医院，医疗设备和仪器也十分简陋，以布拖县医院为例，常规化验室有两个显微镜，一个是五十年代打土匪时的，一个是八十年代的单目显微镜；心电图室有一台仪器可以使用，但唯一会操作它的医师已经退休，所以仪器也闲置起来；放射科的一台X光机是五十年代产品，已经修理数次，现在依然时常“罢工”；医院有110张病床，绝大部分空着。病房的被褥和床单都难以保证，一张张病床都暴露着钢丝，住院病人大多数自带铺盖。
8月12日是我和记者团告别布拖县前往金阳县采访的日子。整装待发的时候，我的心情很糟，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将一颗完整的心从这里带走。凭我微薄的力量，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良知？究竟该做什么才能使自己的心获得安宁？
这时，阿力色呷走了过来。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把钱留给了阿菲莫日洛老妈妈。我也看到了，你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流泪……”如此孩子般的率真让我抬起头注视眼前这个彝族人，他的目光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清澈，还有太深的忧郁。同车前往县界的路上，阿力色呷利用分别前的最后一点时间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没想到，阿力色呷和他的母亲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知识的经历成为我的凉山之行最珍贵的素材，它使我成功地完成了凉山纪行系列报道，并且引发了一场数万名读者自发捐建希望小学的助贫助学行动。
三、阿力色呷，血泪铺成上学路
1971年11月20日，阿力色呷出生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海拔近3000米的小村。父亲30岁刚过便因为没有钱医治而死于一场疾病。那年，色呷3岁，大姐10岁、二姐6岁、妹妹才7个月。父亲的死给原本就穷困潦倒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阿力莫拉佐一人支撑起朝不保夕的家。
母亲是个刚强的女人，在阿力色呷年满7岁那年，母亲把他送进了校门。
色呷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从没穿过鞋子，身上的衣服是母亲用破烂布块一针一线拼接而成的。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数一数二的。
1982年，色呷读到二年级。有一天，凉山州歌舞团来学校演出，演出安排在傍晚，放学以后，他如果回家去吃饭，时间就来不及了。同学们纷纷掏钱买荞粑吃，那时，一个荞粑才5分钱。可是他连一分钱也没有，只有不声不响地忍饥挨饿看演出，没过多久便饥肠辘辘，刚刚坚持看完前半场，便饿得一头栽倒在地，昏了过去。老师派人去通知了母亲，他被母亲背回家，在家里他竟然吃不下一口饭，母亲急得捶胸顿足，放声痛哭……
不久，村里的农户重新分组。由于他家只有母亲一人是劳动力，所以被人们视为负担，分组都结束了，他家还是没人要。母子5人抱头痛哭，母亲对色呷说：“孩子啊，落后了就要被人瞧不起，你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做个有本事的人。”1985年，色呷小学毕业了，他以西溪河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离家25公里的布拖县民族中学重点班。一天深夜家里发生了大火，如果不是邻居及时抢救，一家人险些葬身火海。一夜之间，房屋和粮食全部化为灰烬。祸不单行，大姐为了反抗包办婚姻服毒自尽，当时这个美丽善良的彝族姑娘年仅22岁。火灾之后，色呷和二姐、妹妹寄宿在好心的亲戚、邻居家，母亲则夜夜守在满目疮痍的废墟里，天知道这个倔强的女人是怎样鼓起勇气活下去的。身临绝境的妈妈再也无力为儿子交上每学期十几元的书本费，他只有失学在家当牧童。当时有个叫毛依哈的县委书记听说考了全区第一名的穷孩子读不起书，就亲自来到家里问明了情况，由他做主让阿力色呷免费就读县民族中学重点班。由于家乡离学校有25公里崎岖的山路，色呷必须在学校食宿。
初中阶段正值身体发育期间，学校的定量饭远远不够填饱肚子，同学们都用父母寄来的钱买饭吃。色呷对母亲谎称“吃得饱”，从来不要家里的一分钱。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每学期他都取得全科成绩优秀奖，受到学校的表彰。
此时，母亲已积劳成疾，患上肺心病，常常倒在田里昏迷不醒。色呷放假回家，半夜醒来总是见母亲蘸着猪油润她那像松果一样裂开的手和脚，然后忍痛用粗针大线缝合。母亲的声像针一样刺痛色呷的心，他一次又一次恳求母亲：“我不想再念书了，我要帮你干活。”母亲却一口咬定：“不能荒废学业。”色呷劝母亲买点药治病，母亲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
1986年暑假的一天，色呷和母亲到离家6里远的承包地里挖洋芋。爬坡的时候，色呷听到身后传来东西翻倒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天啊，母亲仰面摔倒在地上，背绳套住妈妈的脖子，阿力色呷哭喊着扑过去扶起母亲。等母亲完全清醒过来，他就跪在她面前，求母亲别再让他读书了，让他在家帮着干农活。母亲听了，满脸愠怒，“啪”地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你不回学校读书，我死也不能瞑目！”1988年5月，色呷面临初中毕业考试。家乡的一位邻居匆忙赶到学校，说他的母亲病了，要他回家看一看。
当他踉踉跄跄地跑完25公里山路迈进家门时，昏迷不醒的母亲正静静地躺在舅舅的怀里。他把耳朵贴在母亲的嘴边，听到母亲非常吃力地说：“孩子，当你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却要离开你了……妈妈死后你不要悲伤，一定要坚持把书读完。”母亲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500元钱，嘱咐阿力色呷用这笔钱来完成学业。妈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攒下这笔钱，谁能想像在那青黄不接、贫病交加、灾祸不断的岁月里，她为此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第二天，这位可敬的母亲悄无声息地走了。那一年，妈妈年仅42岁。
火葬是彝族代代相袭的殡葬方式。为母亲举行葬礼的时刻，面对熊熊燃起的火焰，色呷痛不欲生。也就是从那时起，年仅17岁的他患了神经衰弱症，他整夜整夜地失眠，一遍又一遍回想母亲临终前的叮嘱，一直流泪到天亮。他对自己说，一定要挺住，不能倒下，一定要实现母亲的遗愿。
五天之后，他以惊人的毅力回到学校参加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名，被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录取。
等到他冷静下来，细看录取通知书上的注意事项，他惊呆了，每学期需要近千元的费用！贫困成为他求学之路难以逾越的障碍，他只有默默地收藏起那张录取通知书，报考了当时收费最低的中专学校―――四川省彝文学校。
色呷返校参加中专考试的那天早晨，二姐把他送出很远很远，她紧紧拉着弟弟的手无言地垂泪。当时这个彝家女儿已经24岁，和她的大姐一样，窈窕美丽，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令人难忘。
二姐和大姐一样，很小的时候就由家族里的长辈们订下了“娃娃亲”，她的性格外柔内刚，不肯屈从别人的摆布，一心要嫁给自己的意中人。但是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定婚时，男方送给女方一笔数额较大的“身价钱”，如果女方想退婚，必须交还三倍至五倍的“身价钱”，才能赎回自由身。二姐也只有和大姐一样，以死来抗争残酷的包办婚姻，她服下毒药，匆匆结束了自己美丽如花的生命。此时距她的母亲去世还不到两个月。
色呷在艰难困苦中读完了三年中专，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1991年，色呷中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布拖县参加了工作。他一直没有忘记母亲的遗愿，他白天努力工作，入夜挑灯苦读。他说：“用知识的力量来改变家乡人民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让文明之火像家乡火把节的熊熊烈焰一样照亮山寨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我一生的最高志向。”
四、放不下的凉山
回津之后的日子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日子。我的眼前时时浮现出彝族村落里那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困苦，我整夜整夜地做梦，梦见凉山的泥石流、山体滑坡……我还会听到凉山的土鸡在凄怆、忧伤地声声啼叫，叫得令人心碎。
我的丈夫是个很温和的男人，他见我终日一言不发，就半开玩笑：“我和女儿好不容易把你盼回家，你却没有把心带回来。”我一直在问自己：面对凉山，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无疑，作为记者，我的手里有一支笔。反正也睡不好觉，索性通宵写稿，几夜过去，万余字的《凉山纪行》系列报导摆在眼前：一页页稿纸上沾着泪痕。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原因，见报的日期迟迟难定。
我拨通了阿力色呷的电话，得知九月的凉山已经进入每年长达七个月的寒冷期，海拔高的地方已经落雪。于是我动手把家里的棉被找来，拆洗得干干净净，晾干之后一针一线地缝制。说实话，做这些事，我一点也不在行，可以说是笨手笨脚，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把它们缝好，手上竟然扎了四五个针眼，有的还在冒着血珠儿。可是，心里却释然了许多。
我把棉被寄给了阿力色呷，请他亲手交给阿菲莫日洛老妈妈。
“如果我是有钱人，一定把钱捐给凉山。”我很认真地向丈夫发誓。
“能给凉山建个希望小学，我也就知足了。”我心里明白，让凉山多一个孩子读书，凉山的未来也就多了一分希望。
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然在这之后不久成为现实。因为我采写的“凉山纪行”系列报道发表于报端之后感动了一方百姓，数万名读者纷纷自愿捐款捐物扶危济困。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建一座希望小学的资金已经到位。
那三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我办公桌上的电话每天从早响到晚，读者来信也像雪片一样飞往编辑部，我面对的是一颗颗温柔、善良、朴素的心，他们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们急于为别人做些事情，否则他们就寝食不安。年过70的老人来了，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放在我面前；学校的老师们来了，把孩子们自愿捐献的零花钱送给凉山的穷苦孩子；长荣鞋厂的厂长来了，他从《凉山纪行》系列报道中知道了阿力色呷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从没穿过鞋子的事情，毅然捐献了4000双（价值12万元）雪地鞋；一个不愿披露姓名的女教师来了，把参加工作后领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献给凉山；蓟县贫困区的农民代表来了，他们连年遭灾，至今还欠下不少的债，他们执意献出省下的分分角角血汗钱。他们说，正因为自己受过穷，更知道在身陷困境的时候有人帮一把是多么重要……面对他们，我的眼睛总是溢满泪水。
与此同时，远在凉山的阿力色呷也在日夜忙碌。天津人民为凉山捐建希望小学的义举，使这个从小就为了读书而历尽艰辛的彝族青年热泪盈眶。他把我寄给他的有关助贫行动的报道制作成广播电视节目在县里播出。他不断地跑邮局去领取天津读者委托他转交给贫困户的捐款和衣物，然后和县扶贫办的干部一起下乡将扶贫物资送到贫困户手里。他还用摄像机录下了分发衣物的全过程，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请天津人民放心……作为县广播电视局的一名普通记者，能做的事情他全做了。
五、重返凉山，结拜彝族弟弟
1998年1月7日，我终于回到日夜牵挂的凉山布拖县。县长、县委书记等人代表全县13万彝族同胞伫立于县界迎候我和报社同仁。重逢的话还未出口，浓香四溢的苞谷酒已捧到面前。使我激动不已的一幕出现了，两个彝族姑娘捧来了一套鲜艳夺目的彝族盛装为我穿在身上。
在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阿力色呷，作为一名广播电视记者，从我们抵达县界那一刻，他就肩扛摄像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到达布拖县的第二天，我回到洛日村看望了阿菲莫日洛老妈妈。她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个不停，我一再恳求她：“老妈妈，别哭了，别哭了……”临别，我给她留下了1500元人民币，这是《天津日报》领导因为《凉山纪行》系列报道的成功给予我的嘉奖。
当晚，我和阿力色呷身穿彝族盛装举杯饮酒结为姐弟。我们与前来祝贺的彝族同胞手挽手跳起达体舞，那天的夜空十分晴朗，星星、月亮，仿佛离我们很近，伸手可及。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喜悦，我想起了阿力色呷的母亲，那个以生命为代价供后代读书的彝家妇女；想起了阿力色呷死于困苦的父亲和两个美丽善良的姐姐；想起凉山如今还有无数个家庭遭受着同样的苦难；想到天津的父老乡亲感人至深的博大爱心和慷慨解囊的慈善行为，我无法不为这份庄严和神圣而泪湿衣襟。
在捐赠仪式上，我们双手捧上天津人民自愿捐赠的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元建校资金交给布拖县人民。
1998年夏天，一座崭新的校舍矗立在凉山布拖县亚河村海拔2800米的山地上。这是一座以报社的名字和读者的名义命名的希望小学，全称为“天津农民报读者希望小学”。300多名穷苦的凉山娃娃终于坐在了温暖明亮的教室里，他们不仅得到了由《天津农民报》读者资助的学费，而且每个孩子都领到一套崭新的校服以及运动鞋，还有书包、铅笔盒等全套文具
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那一天，1998年8月12日，这一天距我第一次采访凉山整整一年。
在希望小学落成并开学的仪式上，彝族同胞再一次为我穿上民族盛装，并聘请我为希望小学的名誉校长。我已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脚把彝族弟弟阿力色呷的上学路走一遍。
8月13日一早，我在阿力色呷的陪同下启程了。我们从阿力色呷当初就读的学校一直走到他的故乡。一路上，我们共趟过5条河，河水上涨，深及胯部，由于水流湍急，我们必须手拉手过河，才能站稳脚跟。那条坎坷崎岖的上学路，我走了近3个小时。一路上我的脑海里涌现的都是弟弟小时候在这条路上经历的辛酸往事。同时我还知道，这条路不仅弟弟曾经走过，如今还有无数的凉山苦孩子每天在走，还有无数的凉山娃娃在重复弟弟当初的苦难经历。
这条路让我刻骨难忘。我暗暗发誓，要把扶助穷苦孩子读书的事坚持做下去，要把扶贫和慈善事业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做。
但是，谈何容易。我只是一个普通记者。我的手里只有一支笔，我只有一颗柔软却并不坚强的心。何况，我还要面对许多人的不理解和种种难言的苦衷。
幸亏世上还有那么多的善良人，他们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从1997年至今，我在凉山的穷孩子与天南海北的善良人之间充当了一座桥梁，使300多个读不起书的凉山孩子重返校园；希望小学的全体学生得到了未来6年的学费。几年来，我的稿费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支付助学过程中所需的经费。作为一个生活清贫的工薪阶层，我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座桥梁，我所连接的是一条多么美好的路―――一端是渴望读书的穷孩子，另一端是迫切地要把爱奉献给别人的善良人。自从走进凉山，“良知”这两个字在我心里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不可触摸的名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我想对每一个善良人说：也许你的能力有限，也许你即使竭尽全力能做的事情也太小，但是请别对那些身陷苦难的、绝望无助的人背过脸去，哪怕你送给他们的仅仅是一道关爱的目光、几句温暖人心的话语，或者仅仅是一个真诚的微笑，都很重要。在锡伯莱文里有句谚语，大意是：拯救了一个人也就是拯救了全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正是由你、我、他，每一个属于个体的生命构成的。珍爱自己就是珍爱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