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疆、核心到新边疆

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危险的国家》揭开了美国的神秘面纱。

中国的政治传统讲究经世致用，强调对历史经验及教训的学习与借鉴；而作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历史”的美国，其国家治理则更多地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仿佛是一个精力充沛，同时却又缺少经验的年轻人，每每给自身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当然，罗伯特·卡根所说的这一“危险的国家”，所指向的并不是其政治军事行动本身的威胁，因为每个有力的国家政权要想争取国际地位都必须展示其政治军事实力，“但是，侵略性的领土扩张主义并非造成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他人的眼中显得危险的唯一特质。美国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带的似乎要吞噬掉其所触及的一切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所构成的危险，如果不是甚至比前者更令人担忧，那也是与之旗鼓相当的。”卡根的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如果当初的英国北美殖民地民众只是追求自身生活的满足，并以英式生活为最高目标的话，那么，这种殖民地不管经济力量有多么强大，在政治文化的世界版图上，依然只是大英帝国的一个部分，只是这个“日不落帝国”边缘的一大块区域，帝国的重心始终在伦敦，而不是北美的某一个城市。因此，有一位于1760年游历过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发现，殖民者“满怀期待和焦虑，盼望着美国向其他世界发号施令的那一命中注定的时刻的到来”，而这就意味着，有朝一日，他们将从大英帝国的“边疆”地带转变成新世界的“核心”。

但是，这一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卡根指出，从美国独立之日开始，其外交政策和国家身份就密不可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和之前所有既存的国家类型不同的是，“美国人现在不是因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土地而相互绑在一起，而是因为他们一起忠于自由的共和制意识形态。他们呼吁将国际法作为规范国家行为的最佳手段，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手段能约束像英法这样的大帝国。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自己并不满意的现实，他们明白，这个现实与他们的志向很不相称。他们期待着有一天，美国可以作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开始塑造这个世界，使它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幸运的是，对于年轻的美国来说，世界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设定的，这也使得这个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当时独特的世界环境，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与外交理念的施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商业化和自由化的共和国”，简而言之，它所秉持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多地是基于众多美国民众的自身需要，而非欧洲帝国皇室贵族的自身好恶，正因此，卡根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不只是保护这个国家和人民，而且还要维持和保护其独特的特质及其史无前例的自由，这个目的本身影响到其外交关系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也使它区别于18世纪其他具有不同政府形式和政治经济形式的国家。”可以说，18世纪和以后两百年的这种思想意识，成为美国自身扩张的主要推动力量。

正是在着力于自身内部问题的政策指引之下，尽管当时美国的早期领导者对于自身的实力深有顾虑，但是，自身国家领土的扩张，却是其始终致力不渝的目标。

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其对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卡根所言，历史学家常常将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时间点定位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但是，卡根在这里显然还是看低了美国边疆开发“危机”所造成的诱因的价值。实际上，美国国内对领土(狭义与广义的)开发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未来的政策走向。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所说的：“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这种转变影响深远，它不仅促进了美国民众的混合民族性的形成，同时又彻底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形成了一种独特特色的“美国梦”。从整体上看，整个19世纪美国向西部的大扩张最终大体塑造了当今美国的版图，并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转向“边疆”：一种自身边疆之外的“新边疆”——外部事务。

到今天，美国国家力量与外交政策的触角依然无处不在，笔者也清醒地看到，尽管美国自身发展遭遇到了某些困境，但是，就美国这个国家自身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与政策转变灵活度而言，我们自己需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