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货币战略

相隔33年，先后平定新疆和的两位将军，在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都在提交给中央的战后重建方略中，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改革货币体制，发行自主货币。

1759年9月13日（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廿二日）、1793年1月17日（乾隆五十七年农历腊月初六），乾隆皇帝分别批复了兆惠、福康安的奏折，同意在新疆发行新的铜币、在发行新的银币。

兆惠底定新疆的次年（1760年），乾隆在一份上谕中坦承新疆遭遇的白银外流：“内地所用银两，携至外藩交易，有发无收，将来恐致耗散。”同样的白银外流情况，在也出现。当时中国白银外流的主要通道，一是通过南疆流失到中亚，一是通过流失到尼泊尔。

两地白银外流有着相同的原因：与周边邦国的贸易，因经济结构的关系，多是出超；因平叛战争而导致以军需为主的大量内地投资进入，白银储量大大超出本地市场的供给能力，溢入周边邦国。

两地不同的原因是：南疆长期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包括货币在内的实际上难以行使；而地区，虽然在握，但长期没有铸币工业，依赖尼泊尔的铸币，无谓地将货币拱手相让。 钱币乱象

早在明朝嘉靖年以前，藏地一直没有辅币，只能将银锭切割成碎银，极为不便。16世纪开始，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开设了一家铸币厂，的银锭送往尼泊尔加工成银币，就成了这两个地区最为重要的金融产业，并因16世纪中叶两地签订了加工条约，而得以制度化。

这一特殊的跨国金融加工产业，表面上实行等重交换，尼泊尔并不向中方收取加工费，但其却在银币的成色上大做手脚——掺杂铜铅合金。学者布尔努瓦的计算表明，这种掺假银币可令尼泊尔从中获得12%的可观利润。

更麻烦的是，当时尼泊尔的马拉王朝已分裂为三个互相竞争的土邦，他们竞相提升银币里的铜铅比例，甚至掺杂超过一半。如此奇葩的劣币，外观已经毫无银色，而是青色，却在驱除良币方面功效显著。

掺假之外，尼泊尔一方还有更大的暴利——利用欧洲与中国、内地的金银比价差额，进行炒作，利润最高可达58%。因此，以和尼泊尔为一方，以北印度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一场有关金属银价格大投机的活动。

兆惠在1759年的奏折中明确提出：“回部钱文应行改铸。”

所谓“回部钱文”，是指此前在南疆地区通行的准噶尔货币。这是一种铜质铸钱，当地称为“普尔钱”。

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硬币，铸造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西方通行的所谓希腊罗马式，以打压法铸造；二是东亚地区通行的所谓中国式，以浇铸法铸造。新疆虽然早在汉唐就纳入了版图，但总是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而常游离于主流之外。

兆惠率军收复南疆，重新铸币发行，即便在宣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回部钱文应行改铸”，不仅是经济战略需要，也是政治战略需要。 铸剑为犁

兆惠提出的铸币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是“照内地制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制钱”即制式铜钱，外圆内方，其铸造方式、含量、铭文，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样直接将内地铸钱所用的模型带到新疆即可，从而可迅速将新疆经济融入全国一盘棋中。而其不利之处则是不符合南疆当地人的使用习惯，而且新疆经济百废待举，一步到位与内地货币并轨，可能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很大冲击。

第二种方案是“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即对南疆原先通行的“普尔钱”进行改造，铭文去除宗教教条，突出“乾隆通宝”这一标识，并使用汉满回三种文字。显然，这种折衷方式既顾及宣示，又顾及了当地的使用习惯。

乾隆其实并未在这两种方案中选择，而是做出了 “一疆两制”的第三种决策：在北疆地区发行内地制钱，而在南疆地区则采用兆惠的第二种方案，发行“新普尔钱”。

整个新疆地区，政府体制有三种形式，一是北疆地区的郡县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二是吐鲁番、哈密及厄鲁特、哈萨克等地的札萨克制；三是南疆地区的伯克制。实行郡县制的北疆及实行札萨克制的吐鲁番等地，长期与内地经贸来往频繁，早已纳入了制钱的实际使用范围，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内地的货币。乾隆的方案，是因地制宜的现实做法。

战争刚刚结束，铸造新钱所需要的铜材，短期之内还难以运抵新疆、尤其南疆，因此，兆惠建议：“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请先铸五十余万文，换回旧钱另铸。”

将铸造大炮的铜材改为铸造钱币之用，这无疑是“铸剑为犁”之策。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新普尔钱”弃用了此前“形椭首镜、中无方孔”的形状，而改用外圆内方，定重二钱，按照1∶2的兑换率回收旧钱，次年改为1∶1回收。如此优惠的政策，大大加快了旧钱的回收速度。

“新普尔钱”开始发行后，南疆地区出现了铸币厂，最早是在叶尔羌，而后扩展到阿克苏、沙雅等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相当原始的铜矿业开始兴旺。政府鼓励南疆民众开采铜矿，铜矿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技术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他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经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用“新普尔钱”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