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常人政治的困局

公共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

很不幸，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

平心而论，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防止强势群体单方面左右中国发展

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三十个年头。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还利用这种强势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即所谓“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

以公车改革难为例。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因此，有人说房改成了“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无疑，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但是，在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的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更值得关注的是，强势群体已经成为支配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常人政治必须走出的困境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

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权威政治下，他们不仅走不出这个困境，情况还将更加恶化。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