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博弈困局 重塑中国改革动力

中国大陆新一轮改革已启动数年。几年来，改革推进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一些困惑与困境，有评论称，改革推进低于预期，甚至大大低于预期。

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结构调整缓慢，企业利润下滑，风险逐渐积聚，资源环境恶化。另一方面，2020年，中国必须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宏大目标。

中长期看，中国大陆未来二十年完全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种潜力的开掘只有依靠改革。短期看，刺激政策稳增长效果日益式微，副作用日益显著；唯有改革方能阻止经济之无限下滑。

可以说，能否经由改革尽快建立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完善共享、共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役。无此，则百年目标不过空谈。但是，中国本轮改革难度显然超出1980年代。不想改、不敢改、不会改、反对改、没权力改等，使得改革推进动力不足，陷入困境。

中国能否走出博弈困局，找到智慧方案，重塑改革动力？各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或许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改革开始由酝酿造势阶段，转入调整落实阶段。

缺乏社会参与和共识

“改革动力出现问题，是因为改革所处阶段变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表示，中国过去属经济改革阶段，动力很容易内生，因为基本没有既得利益者，处于集体贫困，改革意味着思想解放、承认物质利益、让大家发财，人们积极性自然高涨。这实际是政府向市场分权的机制，企业与个人成为主体，动力自然内生。

新一轮改革则是社会改革（治理改革），即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

社会改革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向社会分权，使各种社会组织成为独立主体，从而再次形成内生发展动力，充分实现社会自我管理即自治功能，从而最终实现“共享”发展理念。比如，纯粹靠财政“一平、二调”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甚至是危险的。财政保底线的同时，社会公平主要应通过机会公平实现，机会公平则需要社会改革来促进。再如，中国发展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与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改革密切相关，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

“中国发展到今天，资本、知识、平民、政府四阶层能否形成改革合力，是一个难题。过去要向资本倾斜，共富共享要向百姓倾斜，由政府制定方案非常困难。社会改革还是要相信人民。”刘尚希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原主任陈淮同样认为，中国改革必须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参与结合起来，有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首先，应调动各方积极力量，而不是调动一部分智囊、权贵、既得利益者来改革。“其中年轻人是最大的改革动力。深圳特区是一批年轻人干起来的，互联网、房地产等民营经济也是一批年轻人干起来的。”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企业家群体积极性，企业家就会通过利己的动机最终推进社会发展。

第三，允许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利益，让权贵、垄断者回归平民。“比如高端人群对豪宅的需求不应被剥夺。比如不动产登记、房地产税等是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但有舆论解读其为反贪官、打富豪，这就和保护私有财产，和改革背道而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指出，当下改革陷入困境，关键是由于缺乏共识。当务之急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尽快形成共识，共识达成后，进一步研究操作方案时，才可能触碰到利益格局。

“很多人说改革没进展是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收益不足以攻破成本。但你仔细观察，很多改革还没触动利益，在设计环节就搁浅了。设计方案时，很多人陷入一种游离状态。为什么？大家对以国家现代化为总目标的改革的认识，没有达成足够的共识。”

高培勇举间接税改直接税为例。在设计环节，甚至学术讨论时，很多人对要不要实现直接税，要不要开征以房地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都属游移状态，相当多认为间接税比重高，是中国的优越性。现代意义的税收制度，税、价应分开。但在很多管理者看来，税和价混在一起是中国的优越性，可在不知不觉中征税。“如果是这样的观点，那就没必要开征财产税，没必要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走向综合治理，没必要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

同样的，各家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目前都是笼统提法，没有具体措施。“根源还是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国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应该是怎样一种格局，大家都各说各话，没有共识。”高培勇说。 2015年10月2日，上海，在外滩放风筝的男人，几个月前，在他背后的陆家嘴举办了“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与扩大开放”论坛。

改革务求实效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长期从事改革方案制定与执行工作。他表示，不能只从逻辑上讲动力，要使改革真正有动力有实效，改革本身的文章要切实做好。

首先，应突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不等于面面俱到，必须牵一发而动全身，否则就容易形成泛改革症、硬改革症。把所有东西都归到改革，核心就会模糊。把所有事情都叫做改革，就容易引起厌烦，就会减弱参与改革的冲动。

其次，坚持基本原则。应从实际出发，但决不屈从于实际，随意变更原则。到处开口子，改革内涵就会被掏空。

第三，注重衔接，防止脱节。比如不断“双降”，但流动性未进入实体经济，是由于下一环节没有跟上。因此改革需要配套，尤其部门之间需要配套、衔接。

第四，务求实效，不能为改革而改革。要正确研判关键问题所在；科学制定政策，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时间，需要深入的认识，需要第三方参与，需要高层统筹兼顾、俯瞰全局，需要把改革的利益主体排除在外，与虎谋皮必然失败；精准发力，一旦方案设定好，落实过程不能游移变动；及时绩效，改革不能一笔糊涂账，每项改革究竟带来多少效益，要有科学指标和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近期正在参与国务院文件清理领导小组工作。他提出，中国改革能否有实效，最后落脚点其实是有无“红头文件”。因为维系整个中国运转真正的神经是“红头文件”，所有法律离开“红头文件”不能运转。比如新颁布一项税法，税务局会表示，还没收到文件，不能执行。

“文件多如牛毛，清理非常困难。所有部门都报上来，我这个文件要继续有效，因为文件精神对现在还有指导意义。其实有些都是10年、20年前的文件，完全脱离现实了。实际是有这个文件才有编制、才有经费。”金碚认为，要真正推动改革，就需要在文件上切实下工夫。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表示，与着眼存量相比，推动中国改革的务实策略仍然是增量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触及既得利益，即便当年穷到极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村里也有一两个反对的。一致同意（共识）是不存在的，改革永远有反对者，永远有既得利益阻碍。关键是找到克服阻碍的办法。”

他强调，中国仍应借鉴以往的增量改革经验。只要大力发展新制度，新制度比旧制度增长快一点，旧制度最终会趋向无穷小，慢慢被淘汰。至少新制度发展能为旧制度改革创造条件。比如1990年代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企抓大放小改革创造了条件，承接了大量转业工人。

“我想来想去，有些改革还是比较难的。比如大型国企改革，国有资本还是太强大。因此我非常同意现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金融，逐渐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本结构，改变制度结构，为旧制度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样改革就能逐步推向前进。”樊纲说。

重构改革动力

不过，金碚也提出，以上办法都不能解决本轮改革动力问题；改革不能推进，根本瓶颈是改革落实者会因改革而利益受损。

他认为，本轮改革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目标是公共利益，就不能保证每个参与改革者都获益，利他不一定利己。参与改革者可分为四类：第一种，奉命行事者；第二种，被改革对象，这些人也要参与改革，在改革中不一定马上获益，甚至受损；第三种，改革的受益者，但往往不拥有权力，参与性有限；第四种，利益中立者。如此格局使得改革推进动力不足。

“1980-1990年代为何有那么强劲的改革动力？因为中国当时太穷了，为了生存，我们可以付出极大的代价。当时的首要目标是个人利益，谁改革谁得利，先改革先得利，利己的也利他，这样一种改革动力使得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改革一定要形成正能量循环机制，万不可坠入负能量循环机制：就是我不得利、你也别想得利，你把我关到笼子里，我也把你关到笼子里。”金碚表示，虽然现今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公共利益，但也必须再次形成主观为社会、但客观也利于自己的双赢多赢局面，改革才会有动力。

金碚分析，中国正处在规则与机制转换时期，旧规则已经失效，新规则尚未形成，从而导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例如，他的家乡是碧螺春茶的正宗原产地。由于制度转换，高档碧螺春市场大幅萎缩，中低档最低价也要28元/两，但网上充斥着9元/两的非正宗茶。当地农民与合作社陷入困境。“各行业各企业都遇到了类似情况，就是旧规则变了，但新规则还没建立。”

他强调，推动中国继续发展的机制正在探索，过程中社会包括企业界都会非常痛苦。“所以必须控制规则转换的成本，不能让这个成本太高。”

樊纲更进一步提醒，中国必须尽快顺利完成转型过程，否则会有重回计划经济老路的风险。“欧洲历史上的计划经济怎么来的？就是针对当时市场经济的两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二是经济周期。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讲贫富差距，第三卷讲经济周期。我现在更理解为什么当时出了那些思潮、那些理论、那些蓝图，是有原因的。中国既然搞市场经济，这两大问题就会出现，处理不好，就会有很多思潮产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也指出，中国的转型是可逆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从传统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其改革不可逆。但中国是双重转型，包括从计划体制转到市场体制。“如果不解决民生问题，如果在改革中出现大的差错，就会有人留恋过去，‘吃大锅饭多好、铁饭碗多好’。”

事实上，中国改革正与计划体制老路、权贵经济邪路、暴力动荡死路以及长期不前的徘徊之路赛跑。计划体制在中国仍占相当比重，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氛围依旧浓重。某些群体因权贵、垄断或系列制度安排，一定程度蜕变为少劳多得的食利阶层。腐败等权力失衡引发经济社会失衡，造成暴力恐怖温床，一旦慢性痛苦超过流血，即有引爆风险。

这些道路不是未来威胁，而是现实存在，偶曾掀起风浪，但尚未成为主流。对系统性道路风险的狙击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现实动力。

中国经济正面临发达国家产业回流与新兴经济体成本优势双重挤压。创新转型需海量资金、有效激励及教育、科技等诸多配套。但中国有限资源为高税负、高房价、产能过剩、腐败等所耗散；多劳多得创新激励不彰，食利、投机、抄袭风气盛行；教育、科技、行政等部门远未融入全球开放竞争，企业孤军深入，独木难撑。

如若改革不能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必失全球立锥之地，内外资本出走，精英用脚投票，民众重回贫困，则经济社会政治风险必至，执政基础必危，复兴之路必断。因此，所有内外压力都要求中国改革必须推进，都要求尽快形成对各群体激励兼容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