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龙纹的演变看商代到西周的社会信仰更替

摘 要：龙纹作为社会意识在文化上的体现，不但承载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蕴含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通过对商代和西周时期龙纹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社会信仰状况的变化，对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龙纹；社会信仰；转变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84-02

龙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图腾形象之一，是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思想结晶。作为社会意识在文化上的体现，龙纹的发生发展过程对我们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商周青铜器上龙纹演变的分析来探究商周时期的社会信仰。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对龙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以闻一多先生提出的“图腾合并说”影响最大。闻一多先生在1942年发表的《伏羲考》一文中指出：“大概图腾未合并之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别的形形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说法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但综合其他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大家都比较认同龙是一个综合体的观点。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龙的起源进行粗略归纳，即龙的起源是自然界中某几种生物（如蛇、马、蜥蜴、鳄鱼、虫、松树等）、现象（如云、彩虹、闪电等）或氏族图腾的综合体。

关于龙的起源问题的莫衷一是与青铜器上龙的众多形象为我们了解龙的特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其中最直接的便是在商周青铜器上龙纹的界定方面。张光直先生在论述商周青铜器的动物纹饰时说：“龙的形象如此易变而多样， 金石学家对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就带有很大的弹性：凡是真实动物对不上， 又不能用其他神兽（如饕餮、肥遗和夔等）名称来称呼的动物， 便是龙了。”同时，由于一些抽象化的夔纹和凤鸟纹在整体风格方面与龙纹比较相似，因此它们也经常被冠以“龙纹”或“夔龙纹”的称谓，因此笔者认为，“龙纹”是个宽泛的概念，对青铜器上的龙纹的探讨也不能拘泥于一家之言，需要将夔纹、凤鸟纹甚至饕餮纹都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从它们的演变过程和内在联系去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

商代和西周时期都属于巫风炽烈的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都是为祭祀的目的而铸造，青铜器上的纹样都是为服务于巫卜和政治统治而存在的，龙纹的产生自然也与此二者关联密切。

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装饰比较粗犷、抽象，这一时期的青铜纹饰以饕餮纹为主，龙纹并不见于当时的青铜器上。这一时期的龙纹主要体现在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玉器上，整体形象大耳无角，带有猪的特征，这种形象的产生，表明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较为单纯，人们对上天的希冀较多停留在对生产资料的丰富上。商代中期龙纹渐渐在青铜器上兴起，这时的青铜纹饰比较精美，龙纹大致呈现两种造型，一种是两首相对或首位相接的“鳄形龙”，一种是头部居中，身体围绕头部盘绕的“蛇形龙”或称之为“蟠龙”，两种龙纹都带有短角，身躯上的装饰更为细密。商代晚期是龙纹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的龙纹体态多变，装饰更加复杂，已经完全脱离了商代早期“猪”的形象，从饕餮纹的范畴中脱离出来，并结合鸟的姿态，出现了“回顾式”龙纹，整体造型更趋于符号化。

西周早期的龙纹较之商代有所继承，但一改商代狰狞可怖的气氛，更多地向更加艺术化的方向发展，整体造型趋于和谐动人。这一时期凤鸟纹大量出现，龙纹与凤鸟纹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许多龙纹借鉴了凤鸟纹的装饰特点，加入了许多鸟类回顾、卷曲的元素，龙的躯体也较为舒展，多呈波状或带状造型。西周中晚期的龙纹造型较之商代和西周早期产生了巨大变化，如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指出：“大约从西周穆王时期起，出现了青铜器纹饰逐渐简化和抽象的情形……盛行了几百年的兽面纹突然衰退而体解……兽面纹这种变形和抽象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根据西周能断代的标准器上的纹饰判明，这种变化开始发生在穆王时期，恭王时期的器上已有了根本的改变，可以说，青铜器纹饰的变形和抽象的过程，总共不会超过五十年。至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纹饰几乎全部成了兽体的变形图案。”这时的龙纹也绝大多数以变形和抽象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变形非常严重，以至于龙的身体各部分已经没有了明确的区分，造型上更加僵硬，这时的龙纹更像是单纯的装饰符号，恐吓的意味荡然无存。这种抽象的龙纹便是后来的“窃曲纹”的前身。

西周政权将商王朝取而代之，在政权更替的同时起到了文化转型的作用，在社会信仰上更是造成了不小的更替。虽然商政权和西周政权在社会信仰上都以天帝为核心，但二者的信仰重点又有明显的不同。

商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各种来自自然界中的危险层出不穷，由此人们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原始巫术大行其道。由于主持祭祀的巫师们拥有可以与神明沟通的能力，因此占据了氏族中的主要话语权，而巫师阶层也慢慢具有了氏族领导的雏形。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宗教则很自然地体现了巫师们或者说领导阶层的要求，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领导阶层的要求最终明晰为王权要求和国家意志――利用巫术信仰来维护统治。

结合已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可知，商代人们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信仰体系，他们不但信仰天帝，还信仰祖神（即祖先）和各种自然神，众神之中以天帝为首，有着明确的等级关系，即便如此，商代人们所直接祭拜的主要对象却并不是天帝，而是与部族关系更为密切的祖神，他们希望借祖先向天帝转达他们的敬意，同时他们不但祭拜本氏族的祖神，也祭拜各子姓部族的祖神。晁福林先生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殷人尊崇和祭祀尽量多的先祖， 是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商王朝没有像周代那样大规模地分封诸侯， 而主要是靠发展子姓部族的势力来巩固以其为首的方国联盟。尊崇和祭祀尽量多的先祖，便可以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凝聚子姓部族的力量， 从而形成方国联盟的稳固核心。”祖神在商代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在商代青铜器中，与祖神相对应的纹样便是饕餮纹。饕餮纹作为祖神在人间的代表被广泛用于各种青铜器之上，而这时的龙纹只能作为饕餮纹的陪衬，多装饰于青铜器器足或口沿等部分，极少以主体装饰的身份出现，由此可知，商代的龙纹在社会信仰方面占有的地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龙纹的存在价值是针对于整个祭祀而言的。

整个商代的龙纹保持了一种较为怪异可怖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对大众产生一种恐吓效果，调动出人们敬畏的心理，使人们建立起对巫卜活动的重视与对统治阶层的顺从，由刻满类似怪异可怖纹样的青铜器作为人神沟通的桥梁，进而达到统治者维护统治的目的。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指出：“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等等（如时下某些美术史所认为），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

西周时期，饕餮纹的地位渐渐被龙纹所取代，大量龙纹以主体纹样的身份出现在各种青铜器上，龙纹也渐渐成为大众所崇拜的纹样之一。这一现象应该是统治者刻意而为之的。黄厚明先生在《图像与思想的互动：饕餮纹内涵的转衍和射日神话的产生》一文中指出：“把‘龙’和祖神连在一起，在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据考古出土文献《竹书纪年》载：‘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 光照郊野， 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生而能言， 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关于文献中提到的‘黄帝轩辕氏’， 郭沫若根据殷彝图形文字， 将‘轩辕’考释为‘天’之音变。‘天’一词出自《国语》， 其言‘我姬氏出自天’。如果郭先生的结论可靠，那么，‘龙’、‘轩辕’、‘天’三词都在周族祖神或天神的意义上获得统一。”如果黄厚明先生的推论无误，那么我们不难看出，西周政权一直以来都将龙纹作为主要崇拜对象，龙纹统领了西周政权的社会信仰体系。

西周政权取代了商政权之后，西周统治者意识到单纯的武力镇压不足以维系政权的稳定，于是他们为自己的统治寻求理论依据，通过对社会信仰的控制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西周政权将自己的社会信仰加以变通，对商代遗民的信仰进行了平稳过渡。西周政权在注重祖神（当然，他们的祖神的标志是龙）崇拜的同时，提出“天子”的概念，将统治者的地位同天帝联系起来，更对西周政权取代商政权的行为制造理论依据，例如周公对殷之玩民所布文告《乡土》中有这样一段话：“非我小国， 敢弋殷命， 惟天不畀，惟帝不畀， 惟我下民秉为， 惟天明畏。”通过大量类似的宣传，统治者将西周政权取代商政权的行为神圣化，让民众相信商政权的统治是逆天而行，周文王、周武王取而代之是顺应天意的行为。这种平稳过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仰改变的阻力，这一点从西周初期的龙纹对商代造型有所保留中可见一斑。西周中期以后，西周政权的社会信仰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这种信仰变化，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信仰变化是指由西周的宗法关系而引发的社会宗教结构变化；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指当时宗教的社会地位下降，民众产生相对人性化的世界观等。事实上笔者个人更倾向于将这两种观点合二为一。西周在政治上推行分封制，靠同姓诸侯来拱卫王室，这必然会导致西周社会中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的观念加强，进而商代那种相对松散的“族群”概念，在西周初期完成社会信仰的平稳过渡后，“宗”的观念必定大行其道，进而对西周初期那种貌似“兼容并包”的社会信仰产生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西周统治者一直以“以德配天”的观念来统治民众，这种人文色彩浓厚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宗教的控制力度。同时西周晚期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原有的社会信仰几乎完全崩溃。因此，西周中期以后的社会信仰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是能够成立的，而受此影响，当时作为西周社会信仰的典型代表的龙纹造型发生巨大变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古人留给我们的众多历史文物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有关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但承载了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蕴含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龙纹是古人在长期生活生产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纹样，它有着自己独特地发展过程与叙述方式，在我们当今重新审视特定历史时期的的社会信仰状况时，能否找到真正符合当时实际的文化语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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