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和谐社会评价体系研究

一、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广泛的关注。实践界与理论界纷纷就和谐社会评价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独到见解，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实践界的研究成果国家统计局（2006）以同志关于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为依据，建立起了一套和谐社会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社会和谐指数为总目标，向下分解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6个二级指标。在定性分析和谐社会内涵、特征的基础之上，将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化分解为25个三级指标，根据可行性的原则，最终保留了社会安全指数、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慈善捐款占GDP比重、人口流动率等18项可测的三级指标。中国社科院（2006）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建立起了一套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以经济社会和谐为总目标，向下分解为经济效益指数、人口素质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社会秩序指数、社会结构指数、社会稳定指数6个二级指标，结合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则，将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化为38个具体指标，如社会结构指数中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经济效益指数中的人均财政收入、生活质量指数中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北京市统计局（2006）以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为依据，运用社会学的现代冲突理论，建立起了一套和谐社会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社会主体主观诉求、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三大类。其中，社会主体主观诉求为主观指标，向下可细分为对和谐社会的认同度、幸福感、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社区归属感相对剥夺感、底层市民自我认同度等6个具体指标，主要由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和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则为客观指标，向下继续细分为万人拥有专职社区工作者、食品安全检测抽检合格率等20个具体指标。深圳市社科院（2006）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共进”思想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套和谐深圳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客观监测指标体系和主观满意度评价两个部分。其中，客观监测指标体系包括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发展、生态文明6个一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分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十万人批准登记数民间组织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政府民主决策率、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万人拥有律师数等35个二级指标，并且每个指标都注明了专门的责任部门，如由司法局负责的人民调节案件数、知识产权局负责的每万人年度专利申请量，保证了数据采集的可及性；主观满意度评价则通过设计的《社会和谐量表》和《个人幸福量表》，实地调查获得。

（二）学界的研究成果张德存（2005）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和谐社会的科学表述，建立了一套和谐社会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5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化为29个二级指标，如民主法治指标下的村民自治情况、法律法规建设，公平正义指标下的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充满活力指标下的全社会创造力、公众生活质量水平，安定有序指标下的利益关系协调情况、诚信评价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指标下的大气净化能力、空气改善情况等。在权重处理上则采用了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朱孔来、曹圆圆（2006）在科学界定和谐社会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以和谐社会为总目标，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为一级指标，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统筹发展能力、宏观经济效益、公平正义不、法律法规、发展活力、创新力、居民发展质量、民主、文化建设、道德规范、诚信友爱、文明典型、社会事业发达、社会秩序、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为19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50个三级可测指标。在权重处理上则同样采用了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吴诣民（2007）根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从制度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活力、政治文明建设5个方面组建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文化建设、政府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创造力17个二级指标，并具体细分为恩格尔系数、人口流动率、大学生毛入学率等45个三级指标。该体系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指标分为超前指标、同步指标、滞后指标。陈钰芬、苏为华（2007）以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述为依据，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建立起了一套省域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以省域社会和谐为目标，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公平、社会稳定、资源环境为5个一级指标，将经济发展细化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4个二级指标，将社会进步细化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新农合医疗覆盖率等6个二级指标，将社会公平细分为城镇基尼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等5个二级指标，将社会稳定细分为城镇失业率、每万人立案数等5个二级指标，将资源环境细分为人均水资源量、人均耕地面积等5个二级指标。齐心、梅松（2007）根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大城市的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以和谐社会为总目标，以社会治理、社会意识、社会公平、人与自然、社会稳定、社会活力为6个一级指标，选取了社区归属感、人际友爱度、生产总值能耗等25个二级指标。其中公共安全感、社会参与指数等9个二级指标为主观指标，主要通过电话抽样调查获得，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则采用了阈值法。胡继连、戎丽丽（2007）以问卷调查的数据为依据，通过计算分析山东省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得出了“总体和谐、某些方面不和谐”的研究结论。并根据和谐与不和谐的事项构成情况，提出了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坚持国家的惠农政策、改善教育收费秩序、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服务条件、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和社会治安等对策建议。杨涛、吴国清（2007）以城市社区为研究载体，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从社区自治组织与管理、社区认同与参与、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治安良好、环境优美6个方面建构城市社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居民自治、社区满意度、健康卫生服务等17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分为党员参加社区的比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社区人均健身器材数量、车辆定位停放率等73个三级指标。潘剑（2012）以农村社区为研究载体，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关于农村社区的研究，从人自身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4个方面组建农村社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包容心与幸福感、当地文化与社会风尚、绿色社区建设、社区需要与公共服务等20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112个具体指标。

二、相关研究论点综述

（一）定性研究的导向作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在借鉴国外社会发展指标的基础上，围绕着和谐社会的内涵、特征、历史沿革展开，并且一般都采用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提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家统计局和谐社会监测的评价研究。在这类文献中，往往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总目标，通过目标层导向分解为下一级指标，，定性研究的导向明显。但也有一种类型，研究目标不侧重于预警与监测，而在于如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类文献以北京市统计局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强调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杨涛、吴国清则从城市社区的角度理解社会和谐。他们认为和谐社区的基本特征应包括：社区自治组织与管理、社区认同与参与、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构建城市和谐社区也就要严格按照这些基本特征导出次级指标。潘剑则选取农村社区为切入点，他认为农村社区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应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正确对待这些关系，指标体系的构建也要围绕着这些定性的研究展开。可见不同角度的研究决定了不同的指标体系，构建一个相对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必须准确界定相关概念的内涵、特征、历史沿革、理论依据，并在构建指标的过程中坚持定性研究的导向作用。

（二）具体指标选取的差异性不同的文献基于不同的指标构建原则，在指标的选取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齐心、梅松提出了指标应体现其贡献度的见解。这一组建原则对其指标选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并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经济发达而社会冲突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因此社会和谐指标体系应不涉及经济发展方面，而主要从社会治理、社会意识、社会公平、人与自然、社会稳定、社会活力6个方面进行展开。与此相反，朱孔来、曹圆圆则从指标构建的系统性出发，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效益、统筹发展能力等19个二级指标展开研究。

（三）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特点鲍尔教授把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两种，开创了社会发展评价的先河。这种分类方法在国内文献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深圳市社科院就将指标体系分为客观监测指标体系和主观满意度评价两个部分。主观指标通过设计的《社会和谐量表》和《个人幸福量表》，经实地调查获得。北京市统计局也将和谐社会指标体系分为社会主体主观诉求、社会冲突的客观现状、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其中社会主体主观诉求就是主观指标。可见主观指标的加入为冰冷的数据加入了人文色彩，也使得“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也实现了知识精英阶层与民间大众的互动，增加了广大群众对于评价体系的认同。笔者预测，随着民主化进程中参与意识的增强，主观指标的比重还会增大。

（四）经典指标的入选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GDP等经典指标的入选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国家统计局在测度公平正义时，选取了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城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高中阶段毕业生性别比4个指标。陈钰芬，苏为华在测度社会公平时，选取了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城乡人均收入比、高中以上人口城乡比、高中以上文凭人口性别比4个指标。吴诣民、陈涛在测度收入分配时，选取了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3个指标。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在测度生活质量指数时，选取了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地面积等9个指标。深圳市社科院在测度社会发展指标时，选取了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教育占GDP比重等7个指标。朱孔来、曹圆圆在测度居民发展质量时，选取了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水平2个指标。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北京市统计局在测度贫富差距时，就选择了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市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3个指标。齐心、梅松在测度社会公平时，选取了高等教育入学率、登记失业率、城乡消费水平比等5个指标。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评价主体的问题不同的评价主体，因其视角不同，会导致对同一对象在评价结果上出现偏差，从而影响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评价研究的组织者和研究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一般注重实用性，经常选取一些现有的统计指标，因此指标体系的理论支撑显得不足，但由于责任分解到位、协同作业能力强，也保证了数据获取的效率；高等院校一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所建构的指标体系也相对完善，但由于过于追求完美，具体指标数目过多。如潘剑有关农村社区和谐社会评价研究中，就涉及具体指标多达112个，这对数据采集工作必然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不利于评价体系在实践应用中的推广。因此，加强评价主体间的协同创新、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是接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评价对象的问题目前，我国和谐社会评价研究对象主要涉及2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如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和谐社会进行分析，确定了一个总目标，6个二级指标，18个可测三级指标；二是地方层面，如北京市统计局结合北京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北京市和谐监测指标体系，陈钰芬，苏为华提出了浙江省和谐评价指标体系，深圳市也颁布了深圳市和谐评价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石，有关和谐社会区的评价研究也在迅速展开。杨涛、吴国清组建了一套城市社区和谐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73个三级指标。潘剑则以农村社区为载体，组建了一套适用于农村社区的和谐社会评价体系。可以看出，和谐社会理论探索逐步深化，目前的研究已经涵盖国家、省、市、社区等不同层面，但我们也发现，涉及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测度研究仍然较为缺乏。（本文来自于《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甘肃理论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三）指标构建的问题在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从现有文献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以同志关于和谐社会的表述为理论依据，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6个方面组建指标体系，此类文献以齐心、梅松的研究为代表；二是在界定和谐社会概念、特征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会发展指标或者小康社会指标等，构建评价体系，此类文献以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为代表；三是在问卷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调查公众的最终评判设计指标，以胡继连；戎丽丽的《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山东省农村和谐社会建设问题问卷调查》为代表。可以说，目前和谐社会概念的内涵、特征一般都由政府部门、知识精英界定，公众参与程度不高，处于相对失语状态。尽管社会精英的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的状态，但曲高和寡，闭门造车的研究最终会脱离实际，变成纸上谈兵。因此，政府部门和知识精英今后的研究，都应该做到充分尊重民意、广泛征求民意，实现政府部门和知识精英与广大民众的互动。这也与我国目前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脉相通。

（四）研究方法的问题在评价体系数学模型的构建中，一般具有3个步骤：一是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常采用阈值法和Z－score；二是进行指标权重的设定，一般有平均赋权、主观赋权、专家咨询、层次分析等方法；三是对社会和谐度进行综合评价，主要有常规综合分析、模糊分析、因子分析等。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运用6个一级指标，18个可测二级指标，利用综合评价的方法度量社会和谐程度。深圳市社科院通过6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利用专家赋权进行综合评价。张德存在研究中，通过5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以专家咨询与AHP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模糊评价。相比较主观赋权的常规综合评价，专家赋权与AHP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价更能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将是今后研究中借助的主要模型。

（五）数据来源无论是实践界还是理论界，所开展的和谐社会评价研究数据大都来自统计年鉴、政府公报等，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但受目前统计条件限制，数据的查询往往只能具体到地市一级，数据更新较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影响到了部分评价体系的准确性，也限制了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当前进一步深化研究。

作者：刘舒怀单位：甘肃政法学院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