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理政”的当代价值

“媒体理政”的历史定位

理政就是治理政事。所谓“媒体理政”就是通过大众传媒自身固有的政治形态与政治资源特征，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发挥其治理政事的功能与作用。“媒体理政”不同于“媒体执政”。“媒体执政”也叫新闻执政，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新闻媒体来执政。这个提法源于美国白宫发言人，它区别于传统政治传播中的“宣传统治”一词。在我国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李希光先生。他在全球传播语境下，将新闻执政看做政府利用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能力的执政方式，即运用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笔者认为，“媒体执政”是从政府的角度阐发的执政方式。而本文的视角则是从媒体本位出发，分析当代大众传媒自身的政治形态特征及其理政功能。

“媒体理政”所依赖的传播技术从属于社会管理技术。从技术哲学角度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受到支配社会生活的技术力量的推动。1980年钱学森提出了“社会技术”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技术即是“改造社会的工程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的理论、经验、技能和方法的总和”。在这里，我们认为所谓“社会技术”，就是人类改造、管理社会和调节、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社会技术通过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调控社会发展方向、管理社会事物，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新闻媒体和传播技术，就是社会管理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目前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自古以来，传播技术就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古希腊哲学家把演讲术视为最崇高、最精致的学问和艺术。掌管语言、精通传播，是贵族王权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实现国家治理，管理社会的重大技术。在古代中国，圣贤必须是精通传播技术的。“天垂象，见凶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文》解释：“圣通也，从耳。”圣人和帝王、大巫师或政治军事首领，构成掌管传播权力的核心统治集团。从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角度来看，核心统治集团无所不及的传播范围，决定了人们的时空感觉和意义理解。

近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的手段，主要是依靠各种社会调控和整合机制完成的。它包括四大机制，即国家行政整合机制、社会公共组织整合机制、伦理道德与文化整合机制、媒体舆论整合机制。现代新闻媒体隶属于媒体舆论整合机制。它是国家管理社会的软性手段，是国家治国理政的舆论平台。这种软性管理手段主要是“媒体理政”实现的。

网络时代“媒体理政”的重要性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政府转制以及文化振兴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关键期，社会秩序失范、行政管理失误、社会结构失衡现象较为普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闻媒体的公共领域身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社会管理和舆论纠偏功能愈加凸显。当下，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六大因素：数字信息技术、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公民社会的构建、网络催生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交流与融合。在这种更加开放的视角下，解析媒体、公民和政府三方之间的合理关系，也是考量“媒体理政”的宏观背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当代中国新闻改革开启T政治信息公开的新时代。一系列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与媒介自身的迅速反应机制结合，提高了政府处理突发灾难事件的效率。2008年春运期间，我国南方一些地区遭遇冰雪灾害，新闻媒体迅速反应，特别是广播，在那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成为及时报道新闻、沟通信息、传达政令的第一媒体。在随后不久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中，新华社在震后10分钟第一个发出快讯，第一时间向全世界灾情，报道体现了中国政府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和社会各界的凝聚力。

其次，新媒体拓展了中国公民信息权利与表达的空间和渠道。中国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条件和现实空间也在不断地形成和拓展之中，公众自主意识增强，更加自觉、积极地参与到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突发事件的讨论中来。网络俨然已经加入了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之中。在这个平台上，网络议政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新形势。博客、论坛、圈子、微博等诸多新媒体传播技术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了一个公共平台，公民舆论监督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监督的效力也在不断加强。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2008年，全国各地掀起了“网络问政”的热潮。政府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做宣传、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可以说，在信息时代网络问政平台是政府了解民意的“前沿哨”，发现问题的“显微镜”和排解民忧的“直通车”。

第三，网络时代高速发达的大众传媒是政府必须开发利用的政治资源和执政手段。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过程中，顺应时代变化，以积极的姿态调整与媒体的关系。政府与媒体共同保持对时代的深刻体验，主动适应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确实是明智之举。这是最具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的重大举措，也是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的新特征。在经历了“躲猫猫”、“邓玉娇”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政府不仅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还要学会利用网络与网民们打交道。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2008年，总书记在人民网考察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人民网的“舆情频道”和各地的政府门户网站的设立，是对新闻媒体的政治资源特征的有效利用。2008年8月1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25家媒体联合采访时郑重承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始终是向世界敞开的。新颁布的《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件》，使开放透明自信的理念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迈进。

可见，强调“媒体理政”是对媒体、政府和公众三方的现实需求的回应。尤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媒体理政”是媒体正确应对社会现实严峻挑战和完成历史重任的双重需要，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因此，媒体在辅助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舆情的集散地，主流新闻媒体要密切关注和把握社会整体意识的脉搏，及时调控社会意识流向；聚焦社会问题、解读热点事件和焦点事件背后的信息，以积极的舆论、独特的视角引导社会的整体意识和直觉。同时，要提高全社会媒介素养，提升公民的信息利用能力、分析能力以及理性批判能力，提高网民的网络伦理素养。

作为重要的社会纠偏和社会肌体再生机制之一，主流新闻媒体应以“X光透视”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方式，消除社会毒瘤，干预社会生活，正确引导舆论，推动制度建设，要引导网上舆论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引导群众认清虚假、炒作的新闻，完善监督机制，避免垃圾邮件、虚假信息、恶意破坏等网络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作为思想库、信息库及中央政府的“外脑”，主流新闻媒体要及时整理分析网络舆情报告，研究社会思潮与现象，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拓展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平台，拓展政府行政空间、提升政府执政能力；面对突发事件，必须迅速了解情况，并回应公众疑问，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总之，新闻媒体要为公众利益提供诉求通道，要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通过媒体实现政治参与，从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