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下的认知

自古至今,学者们多以“礼崩乐坏”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状况,但李宏锋的专著《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李著”)出版后,笔者欣喜地发现――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

一、李著中值得借鉴之处

(一)“礼乐张力”分析模式

此书是以作者博士论文《礼乐张力下的音乐体认:以春秋战国礼乐关系为中心》为基础而成书。全书以“礼乐张力”为切入角度,以春秋战国礼乐关系为中心,分析当时束缚在“礼”中的“乐”走向艺术性的必然。最后,紧扣“礼乐张力”这一分析模式反思近代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演进历程。自此,全书强调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可谓一大亮点。这个观点也为中国音乐研究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在给作者博士论文答辩的评语中认为:“作者提出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见图书封底)此评,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者的成果,是对已有学科大量研究积累的“老课题”―礼乐,进行的新时代的探索,并对其试图进行学术创新,表示赞许。

李著认为“张力”概念的合理性,在于“并不是将其用作一个高度理论化的特定名词。而是仅取其一般意义,以求更为形象地说明‘礼’、‘乐’二者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之所以以“张力”来解释礼与乐形成一种相互吸引又抵斥的关系,在于“礼的本质属性,要求将包括乐在内的一切事物吸纳到它的体系之中,用做现实政治的工具;音乐自身的艺术属性,又以其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礼相排斥,要求摆脱礼制等级化、一般化、共性化束缚,为艺术独立生存争取自由空间”(第63页)。将礼乐矛盾考察作为礼乐研究的重点,寻迹音乐艺术属性的历史演变规律,以此俯瞰春秋战国时期礼乐诸种事象。这有别于以往,较多地是以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及相关学科方法对礼乐问题进行探析。

“礼乐张力”突出的矛盾碰撞,可观察到礼、乐相附带来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相冲突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即“‘乐’在人性觉醒的时代精神感召下,自身蕴含的与人性本质相一致的艺术特征日益凸显,与维系等级制度、压抑个性存在的‘礼’形成尖锐矛盾”(第1页)。带着这样的思辨路线,作者在结论的后半部分,反思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把中国音乐于20世纪下半叶遭受西潮冲击而发生的巨大变革,归因于政治与艺术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的自由人格与极权专制的尖锐冲突,这其实就是“礼乐张力”在另一个历史时代的再次作用。在这个内在根源下,作者再次强调,要使艺术获得繁荣,须尊重艺术追求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本质,并要求外部环境给予艺术一个自由展现的空间。由此,学术性的文字和高度理论化的研究中,透露出了作者浓烈的人文关怀。作者试图唤醒人们对音乐的艺术性的感知,这成为此著成书的情感动力,也使全书对现下和未来中国音乐发展的深切关注显得合理合情;这样,“礼乐张力”分析模式的顺势提出,也才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致用价值。如果这一观点能为中国音乐在未来的发展提供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启迪,那么这才是广大学人引为自豪的价值体现。鉴于此,笔者也深深感动于作者高尚的音乐艺术责任感及为此付诸的巨大心力。

(二)借文化分层理论分析音乐本体及其文化内涵

李著结论部分运用的文化分层理论较值得关注。在“结论一”中把音乐分为“物本:音乐包含的器用层面特征”、“文本:音乐的音响组合形式”、“人本:特指与创作者或欣赏者精神自由状态相联系的思想认知”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中外文化分层理论有两种,一是“二层分”说――上、下层,二是“三层分”说――上、中、下层,两说都为纵向分类。显然,李著采用的是“三层分”说。但从“物本”、“文本”、“人本”三个层面看,李著对音乐做的是由表及里的横向分析,这更符合音乐显性与隐性的特征,即物本、文本为显性,人本为隐性。以往对礼乐的研究文章或著述,多以直接表述分析音乐各要素。借用文化分层框架,植入对应的音乐要素,凸显了作者力图拓宽音乐研究方法的精神及对文化分层理论准确、恰当的运用能力。至此,李著得出,单纯强调音乐艺术“形而上”的先秦儒家,对音乐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的原因,即人为地割裂了音乐人本、文本和物本之间的联系,在此之上,又把音乐与政治中的礼制结合,制约其对形式本体及精神世界的自由展现。

作者对音乐“人本”层面的解释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音乐人本层面对象征个体生命自觉与独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是音乐本质特征的最终表现,也是衡量音乐艺术价值高低的基本准则。”(第352页)在音乐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对判断“这种音乐的艺术含量如何”没有明确的方向,讨论仍在进行。以往,我们多以丰富的感官享受来认识音乐的普遍性价值,作者提出“音乐要象征个体生命自觉与独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一基本准则,适时地丰富了我们对音乐艺术认知的途径。

(三)李著的文献价值

此书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即对大量文献的整理运用。从李著的三个附录、近三百条参考文献便可看出作者对治学的认真态度。要阅读、挑选和提炼散见于文献中的所需内容,并将其一一列出实非易事,这对作者来说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啊!附录一“《左传》所见春秋‘非礼用乐’事例一览表”和附录二“《左传》所见春秋‘赋诗’年表”共囊括70个事件,以如此丰富的文献支撑书中对“非礼用乐”及“赋诗”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讨,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力图在史料分析中得出“礼乐张力”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作用力的执著精神。参考文献包括古典文献、中文专著、汉译专著、学术论文四种,值得提出的是,古典文献大部分选用1949年建国后各学者的校注、译注版本,并非原文。这或许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作者对学习使用第一手文献的治学严谨态度有待提高。

(四)研究意义

李著的成书,对古代音乐研究的某些领域,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逐渐体系化、学科化,音乐史学界对春秋战国礼乐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从书著形式的整体性研究来说,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81);到断代性的,如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再到论文形式的专题性研究,如李虎、田可文《曾侯乙编钟的“套数”“编列”及其件数隐意》;各派音乐思想,如蔡仲德《论墨子的“非乐”思想》等。这些专著和论文,对春秋战国礼乐文化的研究涉及时代背景、乐人群体、出土乐器等,表现出今人对礼乐研究的多样性。

但对作者提出的“音乐艺术整体发展规律及其与礼制间的深层矛盾关系”的研究,少有全面、系统、深入的成果。正因看到这一点, 李著在杨荫浏、李纯一、蒋孔阳等人的研究成果支撑下,以自己独到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法看待礼乐问题,探求中国音乐演进的艺术规律和支配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礼与乐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力。不可否认,音乐与政治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强调这种矛盾力,并不是要音乐家脱离政治,而是希望音乐家们能超越对政治中权与利的盲目追求,并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此层面上进行相关音乐艺术活动,才能互为促进,形成良性的循环,获得和谐、繁荣。

二、李著中值得展开探讨的话题

(一)“体认”替代“思想”

在作者的导师秦序先生所作的序中,提到李著选用“体认”代替美学史研究中惯用的“思想”一词的合理性。秦先生认为:“因为许多古人有关音乐艺术的零星言论,并未超出一般感受或认知层面的体会,如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觉得‘未得其数’、‘未得其志’之类,若动辄以‘音乐思想’名之,大过其实。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多年来的美学研究,太强调上升到哲学高度,过于概括过于抽象。”因李著并没有在文章中对其使用“体认”进行相关说明,如果秦先生此序作为李著采用“体认”的原因,笔者认为此处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孔子所言,学界也未明确定性为“音乐思想”,而今人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及用法更多侧重为,反映孔子的音乐修养,及其好学、善学的精神和品质。再者,这两句话并非孔子对礼乐的阐述。所以,如“序言”所“注释”李著针对于“未得其数”、“未得其志”之类的言论未上升到音乐思想的高度而改用“体认”。这论据,既然跟礼乐没直接关系,何须改“思想”为“体认”?

其次,“体认”是指“体察认识,体认生命的意义”。我比较赞同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体认’就是说由体验得来的认识,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直观,不是一种理智的知识。”从秦先生的解释看,其“体认”与此“体认”意思相同。“思想”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解释都选用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这就是思想。”可见“体认”偏于感性,“思想”偏于理性,两者仍有着极大的区别。从现存文献看,孔子对礼乐的零星言论并非感性得来。若以“体认”代替“思想”一词,略失严谨。而且,先秦音乐理论散见于各史书或语录中,其大都从哲学等角度阐述音乐,这并不是“体认”所能囊括和表现的。还有,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可行性,及能为大多数人理解。一直以来,“体认”在音乐史学界极少使用,轻易取以替代“思想”,则显得太过轻率。

在李著中,所谓孔子的音乐体认,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四句的分析呈现。若取秦先生对“体认”的释义,我们会认为上述只是孔子对音乐的“一般感受或认知层面的体会”。但李著的分析,却表现出孔子对音乐的深刻认识,这难免影响我们对李著的阅读和理解。所以,“体认”代替“思想”值得再斟酌。

(二)书名“礼崩乐盛”的合理性问题

阅毕李著,笔者有问:书名中的“礼崩乐盛”是如何定义的?与“礼崩乐坏”有无联系或对比。对于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甚至是音乐史专业的大部分本科学生来说,“礼崩乐坏”是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状况的一个既有概念。当我们看到一个与其大相径庭的学术名词时,我们不由地会将两者相比照而看待:两者是否有联系?再或者,“乐坏”与“乐盛”所指的“乐”是否相同,作者又是依据什么认为是“乐盛”而非“乐坏”的?等等。虽然作者在书中提到“这些僭越礼制的行为,如从社会整体历史发展分析,并未造成史书所极力痛斥的‘礼崩乐坏”’,“这种因袭千年的‘礼崩乐坏’说,显然不能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第97页)。但这个结论,最多只能说是“礼崩乐不坏”,却未能表现出“礼崩乐盛”。所以,在本书开篇对为何以“礼崩乐盛”作为书名做出解释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作者却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解释,难道这只是为了有个吸引眼球的书名?笔者以为此举是显得不够严谨的。

无论如何,《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仍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更为值得肯定的是,书中传达出作者强烈的对音乐艺术的关怀精神,令读者心情澎湃,这极大鼓舞了作为刚刚踏入音乐史学门槛且尚属青涩的学子们,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去关注音乐艺术事业的未来发展及此背后更多深层的理性思考、文化探析。书中对史料解读的角度,涉及史学、哲学、美学、文化人类学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体现了作者广博的知识积淀和深厚的史料分析能力,这给我们正在打基础阶段的年轻一辈学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本。这是值得大家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