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启动新马歇尔计划

194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为“二战”后欧洲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引领了欧洲的复苏。著名经济学家、前世行高级副行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提出了启动“新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总体上利大于弊；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事实，中国现阶段仍需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比照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经验，中国大陆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职，从华盛顿回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重执教鞭。前不久，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就新结构经济学、金融危机成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发展道路等议题进行了分析，并系统阐释了启动“新马歇尔计划”的意义。

启动新马歇尔计划

记 者：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普遍疲软，您认为能否寻找新路径走出“新常态”困境？

林毅夫：是否能走出“新常态”的困境，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危机既然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应采取全球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措施，即全世界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扩大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以增加需求。如果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货币贬值的效果，给发生危机的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记 者：但一些学者担心，“寅吃卯粮”终究会被清算。

林毅夫：传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很大质疑。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挖洞补洞”创造就业，这叫做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

我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关键是怎么把公共债务用好，提高它的质量，短期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从长期看不是“挖洞补洞”，而是用来消除一个国家增长瓶颈。这样，这种有效投资不仅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从长期来看，生产力、生产率跟增长率也都会提高，政府税收就会增加。通过生产力、生产率、增长率提高所增加的税收偿债，老百姓负担就不会增加，政府才能创造就业、创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钱，各种需求因而增加。

记 者：投资于那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瓶颈、环境瓶颈的项目，是因为边际收益更高？

林毅夫：是的，边际收益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纽约到华盛顿的铁路220英里，火车要走三个小时，如果是高铁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从三个小时缩减到一小时，效率提高了不少。但和非洲一些落后国家没有铁路相比，同样建高铁，回报孰高孰低？

记 者：包括非洲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贡献？

林毅夫：欧洲委员会估计，未来10年欧洲向基础设施投入约2.8万亿美元。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测算，美国在未来5年需要2.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每年1.5万亿美元。其他测算数据更高，仅印度在未来5年就需要1万亿美元，拉丁美洲到2030年的电力需求约为43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每年7500亿美元。

麦肯锡公司预测，为应对持续投资不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扩大、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亚洲未来10年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将达到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将会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有了去处。

194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为“二战”后欧洲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引领了欧洲的复苏。现在如果启动新的马歇尔计划，模拟测算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应增加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7%，全球GDP增长2%。全球经济将从“新常态”走向“新新常态”，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增长率的同时，发达国家将恢复稳健增长，从而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记 者：那么，资金何来？特别是投资非洲等地区，资金匮乏更成问题。

林毅夫：发达国家可以用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埋单，也可以用增发货币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后者的效果会远好于前者。另外，大量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亟需找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仅各财富基金在2008年底管理的金融资产估计高达3.2万亿美元，它们已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项目投资。新兴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协会估计，财富基金仅有18%的投资组合用于本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投资，其中只有小部分用于基础设施。

在当前的经济动荡中，许多曾经被视为安全诱人的投资机会失去了吸引力。过去养老基金一般投资于政府的公债跟资本市场，如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债跟资本市场都不可靠了，政府的公债风险也增加了，加上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利率降低的背景下，投资回报率非常低，风险也非常大，这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了。

从2008到现在，各成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约有1.5万亿美元，加上专司基础设施投资的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助力，全球性的新马歇尔计划完全可行。

贫穷国家新机遇

记 者：新马歇尔计划让人想起新农村建设。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潮涌现象的产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你曾据此提出了启动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消化过剩产能的对冲措施。

林毅夫：是的，两者的道理完全一样，这是结构的差异。当你投资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后，除了短期投资所创造的需求外，未来当地收入增加，对消费的需求会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有利于产业升级。

记 者：那么，产业转移又将沿着“雁行模式”在新兴市场展开？

林毅夫：这一波的产业转移，我更愿意称之为“领头龙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区别在于量的不同。

在过去2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构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90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化工品占33.7%，制成品占66.3%；2009年，前者缩水至11.5%，后者扩容至88.5%，印证了产业升级。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国家，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四小龙在80年代初，产业开始转移时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在80年代韩国是230万人，中国台湾地区不到200万人，新加坡只有50万人；如今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工人估计在8500万至1亿人之间，所以当年的日本、韩国等经济体是“雁”，我们是“龙”。

非洲总人口约为10亿，制造业总就业人数却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中国有10%的制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领头龙”现象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翻两番。同样，巴西和印度出现产业升级，也会向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就业机会。

记 者：制造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国大陆为例，改革开放前，同样是劳动成本很低，产业转移却没有发生，经济发展也很迟缓。

林毅夫：这是一个好问题。结构的变迁，成功不多，失败却不少。

我做的研究显示，从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内，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产钻石的小国，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都在东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盛行，鼓励普遍以农业为基础、经济总量远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兴办与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即进口替代战略或赶超战略。这一思路固然目标远大，却犯下了违背比较优势的致命错误。

由于这些产品在国际上不具备成本优势，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竞争，这些国家的政府给大量亏损企业提供保护，减少其投资和运营成本。为便于实施，许多国家还依赖国有企业发展目标产业。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后来的扭曲：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而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

在发展经济学“1.0版本”衰落之后，“华盛顿共识”兴起，即发展经济学“2.0版本”，强调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做参照系，通过休克疗法疗伤，反对政府干预市场。

今天回首发展经济学1.0版本和2.0版本的失败，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记 者：问题是，政府如何有效甄别比较优势和具备竞争力的产业？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在帮助企业顺利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设计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主要分为六个步骤：

一，找出参照模型。通常，作为参照模型的国家与本国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发展，被模仿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参照国已经成功生产超过20年。这类产业在参照国是夕阳产业，正好是本国的朝阳产业。

二，看是否已有国内民营企业自发地进入第一步选定的新产业。有则意味着企业已经识别出此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可以考虑优先发展这些产业，使该产业迅速具备国内国际竞争力。

三，若选定的产业对本国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参照国的企业来投资，它们会有积极性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政府要做的是解决外资企业投资的瓶颈障碍，同时采取便于国内私企进入这些行业的措施。

四，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产业最近才出现，除了第一步已经选择的产业外，政府还应该关注国内企业的自发创新，发现具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时应该帮助先行企业解决在进一步发展上的各种障碍。

五，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较差、全国同步改善有难度的现实，设立工业园区进行局部改善，工业园区还有鼓励产业聚集的优越性。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的竞争优势是专业化，需要有产业集群。

六，政府可对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激励：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企业所得税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资的资金，或获取外汇的优先权以进口关键设备，或优先获得金融服务。

通常而言，在市场大潮中起伏的企业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是，单个企业解决不了产业升级所必然产生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政府之手的作用不可或缺，结构主义时期是过犹不及，华盛顿共识时期是不及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