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进税率视角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均现象分析与路径思考

摘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十报告中的核心要义之一。个人所得税在国外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进而降低基尼系数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但对于我国，这种效应微乎其微。文章基于累进税率的视角，尝试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的调查数据来推算与探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均等程度及其内在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解决路径和思考。

关键词：CHIP；收入不均；路径思考

一、 问题展现与数据说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步伐仍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同期由民间学术机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在北京公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这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社会现实。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收入分配不均的研究主要着重于研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对于不同种类收入的不平等现象研究较少。本文将从收入结构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和思考。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促进再分配公平方面，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进而降低基尼系数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实用的政策工具。但对于我国来说，这种经验却不太适用。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

二、 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种类的不平等水平测算

基尼系数是目前国内外衡量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为常见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的大小和计算过程并不是本文需要说明的重点，因为这个参数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但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里，各种类型的收入却具有一定的遗传特征，是加大收入不均程度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测算和分析不同类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具有指导性意义，可为进一步促进再分配公平的财税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本文把城镇居民收入分为种类：工资收入、奖金收入、个体职业者收入、第二职业工资收入、财产（投资）收入、实物收入（福利以及非现金收入）、社会转移支付收入和津贴及补贴。根据分类后的收入进行各自基尼系数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

测算结果显示，在不同种类的收入之间，不平等现象差异非常大。虽然工资收入在不同工种之间、不同员工层级之间差别正不断扩大，但是比起其他种类的收入，工资收入的公平程度仍是最高的。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工资收入可以说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工资收入基尼系数较低反而拉低了总体的基尼系数。

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另一种政策途径是政府对困难群体提供社会转移支付和补贴/津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安全网。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对于低收入阶层的补助力度并不大，但是该系统还是为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改善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社会转移支付与补贴/津贴的基尼系数很高，因为其只针对最为贫困的群体。其他种类的收入基尼系数越高，将会损害社会公平，但是社会转移支付以及补贴/津贴的收入基尼系数越高，将越有利于社会公平。

最为不平等的是财产性收入，在这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有些类似。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居民存款最高，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的国家，但是占总人口很大部分的中低收入人群投资的规模极小，其投资产生收益，比起高收入群体进行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来说微不足道。个体职业者以及自营公司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这与个人的资源禀赋以及经营水平直接相关。高收入经营者，获取的收益必定占到该人群的绝大部分。此外，实物收入以及奖金收入也非常不平等，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的群体成员能够享受到奖金收入以及不必交税的实物收入。

三、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对收入不均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分析

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税后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税前，个人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作用明显，如图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所得税制度在每个国家发挥的再分配作用力度也不尽相同，以丹麦为例，其个人所得税制度使税后基尼系数相对税前降低幅度很大，大概相当于日本这一水平的三倍。但是我们惊异的发现，税前基尼系数与税后基尼系数在中国几无差别，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微乎其微，其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核心原因是因为中国财政收入来源于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非常小。据中国财政部税政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 054.09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6.7%，排在前三位的主要税种依次是国内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27%）、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18.7%）、营业税（占税收总收入的15.2%）。通过数据测算可以看到，基尼系数与个人所得税占比财政收入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美国除外）。

由于我国政府并不依赖于个人所得税作为筹措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不平等方面作用也极其有限，所以税后基尼系数与税前相差无几。在考察基尼系数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GDP的关系时，同样可以发现该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GDP越高，基尼系数越低；个税收入占比GDP越低，基尼系数越高。

在短期内，个人所得税总额占比税收收入的比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的形成历史并不长，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税种，但是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保障系统的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时将会使我国对于间接税（包括关税、增值税等）的依赖程度将逐步降低。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个人所得税对于收入再分配的贡献甚微。在累进税率视角下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是税制结构导致实际征税的累退性。由于我国目前的税制，主要以针对消费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营业税为主，而对于针对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我国的占比很低。出现这种情形，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是相关的。针对消费进行征收，有利于简化税收征管工作，快速征收国家财政资金，在现阶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主要面相消费行为征税的税制结构，往往会使得税负向低收入阶层偏斜。因为对于高收入阶层，其消费所占个人所得的比例往往要大大小于低收入阶层，换言之，他们有充分的余下资金能够进行投资等其他非消费类的活动。而对于低收入阶层，这种情形则完全相反，他们的收入减除掉每月所必须的支出，往往所剩不多，而这部分必需的消费，还必须征收间接税。因此，可以这么说，在我国，主要税制结构偏向于针对消费征收税收，中低收入阶层由于无法避开以及消费占比较高而被征收了较多的税收，高收入阶层则得以避免，因此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累退性。

二是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不合理。扣除制度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个人所得税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中，一般都会根据纳税人不同的社会负担情况规定相应的扣除标准，而且随着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负担的相关费用也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并没有充分考虑每个人所面临的各种负担，未能充分对不反映税收负担能力的部分进行合理的扣除。另外，费用扣除的确定忽略了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个人纳税能力的影响。在通货膨胀时期，个人维持基本生计所需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而现行税制中尚未实行费用扣除的指数化，费用扣除标准的长期不变无法适应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

三是高收入阶层的逃税现象比较严重。有证据表明，该阶层的收入来源包括股票操纵、炒房、垄断国企的巨额奖金、一部分官员及其亲属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和贪污所得、、自然资源开采、土地及房地产开发和其他税收当局未发现的垄断超额收益等。这些巨额收入来源的累进征税对于税务当局来说难度非常大，但是又恰恰是引致收入不均最严重的领域。

综上，在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占比仍非常小，发挥收入调节作用十分有限的背景下，应当研究如何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升其调节能力的同时，研究制定其他政策和制度进行配套及强化，逐步形成以个人所得税为中心出发点，配合征收财产税、破除行业垄断等政策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

四、 解决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均问题的路径思考

1. 要对个人经常所得进行累进税率征收。个人经常所的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财产性收入、个体经营收入等。这部分收入进行综合申报，减去符合标准的扣除额以后，余下的部分一同计入累进式税率。从前文的测算结果可知，将经常所得而非仅仅只针对工资薪金所得计入累进税率征收，对于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的阶层影响有限，而对于自主经营以及财产性收入较高的高收入阶层调节效果明显。

2. 要调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目前的所得税制度就其本身来看，主要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缺陷，抵扣项目少和累进税率设置不合理。尤其是如果对于个人经常所得进行累进税率征收，更应当对这两方面进行优化方能进一步体现公平。税前扣除应该进一步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通货膨胀以及其他重大支出负担，建立起一套指数化动态化的税前扣除数计算机制，防止由于扣除过重或者不到位导致削弱其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另外，应该研究在目前的5%起征税率，7级累进税率基础上，调节累进级次，避免由于税收级次过多过密加重劳动者的边际调整，不利于鼓励多劳多得增加收入。此外，还应当研究目前的3 500元起征点是否合理，是否应当在物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做出一定的调整，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

3. 在长期内调整税收组成结构，逐步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当前我国税收收入的70%以上都是间接税，而间接税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之一，可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税负。同时，我国税收收入的90%以上由企业缴纳，这部分税负同样也会嵌入价格渠道转嫁。就收入分配方面来看，直接税由于其无法转嫁，直接向被征税人征收，对于其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最大。在目前结构性减税的背景下，应当进一步调节我国税收组成，这样既能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又能够对于高收入阶层征税力度进一步增强，提升税收制度再分配作用，一举两得。

4. 要加强税收征管，增强税收执行力，防止高收入群体“合理避税”以及逃税。针对收入来源多样化、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这样的问题，建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制度、雇员和雇主双向申报制度、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等相关的内容，将完税的监管制度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增设居民收入信息共享机制，工商、银行等相关部门为税务机关提供必要信息，将纳税情况纳入诚信纪录，对偷逃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在投资、消费等方面进行限制，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提高征管水平。同时，还要加大对于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监管，掌握其不同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对其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如持有公司大量股权、取得大额投资收益以及从事房地产、矿产资源投资、私募基金、信托投资等活动要加强税收征管，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

5. 适时考虑启动按家庭计征个人所得税。按家庭计征不是简单地按个人收入扣税，它更能体现出一个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关系，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目前，全世界仅丹麦、芬兰、瑞典等17个国家按个人征税，除此之外的大多数国家，均采用按家庭征税。中国虽有城镇化、工业化、人口流动等复杂的因素使这一制度设计变得相当复杂，但从技术角度上讲，在信息化时代解决这一难题并非没有可能。推行按家庭计征个税，会让累进税率发挥出最大效率，促进收入均等化。

6. 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健全。首先是要打破行业垄断，垄断行业可以利用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获得超额不平等报酬，导致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一项研究表明（惠宁，郭淑娟，2012），在垄断行业（如金融业、电力以及石化等）和非垄断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业）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高达2.21倍。另外，垄断部门内部也缺少合理分配机制，导致其内部收入分配同样也存在如高管与普通一线员工收入差别过大等问题。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经营成本、利润以及工薪分配监控，制定工资指导线，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收入畸高的垄断行业可考虑进一步征收暴利税。

7. 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强化政府公共财政职能，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单一，并且相较于别的社会阶层更容易受到天灾、疾病以及通货膨胀的威胁，生活处于温饱边缘。政府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好硬币的“另一面”，有针对性的对城镇居民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做到有的放矢，提升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效率，做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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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项目号：11XJL010 ）；重庆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研究——基于供给与需求视角”（项目号：12XWQ10）。

作者简介：陈穗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周鹏飞，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

收稿日期：2013-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