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何吉贤译

我们今天的演讲中将涉及四个问题，以讨论目前的世界秩序，并为在这种世界秩序下建构一种替代性方案提供可能的政治策略。这四个问题都是大问题，在此，我们只能粗略涉及，但我们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个实质性的分析框架，以期为与诸位在今天及将来的讨论敞开大门。一开始，我们将对我们提出的、用来描述我们今日面对的世界新秩序的帝国概念进行简略的解释。接着，我们将对新出现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我们称之为非物质生产的霸权进行分析。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将导向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即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今天提出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必要性。最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可能的地缘政治策略和地区联盟方案，也许，它们能为改变今日世界中帝国秩序的统制性局面开创途径。

帝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和全球战争

我们的核心假设是：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形式的统治权(sovereignty)，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型的统治权正在出现，我们称之为帝国(Empire)。我们认为，这种新的帝国统治权与主要由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现代历史阶段创立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现代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居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统治权，并涉及这些民族国家将其国家扩张到附属的外国地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多数都有全球野心，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只能主导世界的一部分。最终，这些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并导致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和无数其它暴行。

现代历史时期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在今天已经改变，因此，我们已有条件一一归纳出它的三个核心特点。简而言之，第一个就是帝国主义的霸权结构，它紧紧落实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当这一国家霸权力量扩张至国外地区时，主导核心区与从属的附属国或附属地区之间，也即内外之间存在着一道明确的分界线。第三个是，在现代历史阶段，从来就不止存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总是存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帝国主义总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内部竞争和潜在的冲突。

与现代帝国主义不同，今日形成之中的帝国并非基于国家霸权，就其模糊任何内外界线这一点来说，它恰恰是全球性的。然而，我们说帝国不依赖于国家霸权，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就不再重要了。毋庸讳言，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国家当然比另一些国家更处于强势。帝国的权力涉及到了民族国家，但远远不仅于此。帝国的霸权基于一种复杂的构成之上。大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帝国霸权是由世界上君主式力量与贵族式力量的不断融合而构成的。比如，我们可以将五角大楼比作全球军事事务中的君主式力量，因为它常常采取单边行动。当美国政府有效地支配着国际和全球事务的时候，我们甚至也可以将美国政府整个比作一个君临天下式的君主。至于世界上的贵族式力量，我们应该将美国之外的其它强势国家纳入其内，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非国家性力量，如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之类的超国家经济组织，以及其它一些强势力量。君主式力量无法单独统治这个帝国，它们必须不断与各种全球贵族式力量协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主宰这个帝国，无论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国家，无论强大如美国者。

认为帝国霸权是一种混合性构成，涉及全球君主性力量和贵族性力量的协作和融合的观点是理解帝国霸权这一概念的很好入门途径。另一种更具挑战性的概括性态度――也许它更能抓住这一概念的实质――是将帝国看作一个权力网络，将帝国霸权看作一个发散形的网络。发散形的网络是没有中心的，它有数目不定的关节点，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一概括方式，主导性的民族国家、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它全球性主导力量就构成了帝国霸权网络中的关节点，它们在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共同产生作用。这一网络模式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先前的判断，即在帝国中，内外之别已更趋模糊；当然，任何发散形的网络之外都存在可能被接纳为关节点的潜在因素，因此，这一网络的内外界线也是不确定的。

这里，我们暂且先停一下，不接着往下说，而就这个问题中容易引起的一些误解做几点解释。首先，我们将再次强调，当我们说国家霸权不再如现代帝国主义一样，是帝国的基础的时候，请不要认为我们说的是民族国家不再重要了。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民族国家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替代性概念：争论的一方认为，由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民族国家就已无关题旨了；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民族国家仍然在起作用，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全球化。我们认为，这种替代性认识是错误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仍然非常强势，但它们已不再是最终的主导力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全球帝国的网络结构包括主导性的民族国家，也包括了其它大量主导性力量。其次，当我们说帝国主义冲突和战争不是帝国的特性时，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主要国家间已不存在矛盾和冲突了，实际上它意味着帝国网络的各个节点间的矛盾和冲突已内在于其结构之内了。同样，当我们说帝国没有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内外界线经常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在这个世界上已不存在等级和从属关系，我们也不是指权贵和一无所有者之间就不存在差别了。相反，帝国之起作用，正是通过扩大其结构内的等级和分隔而得以实行的。然而，这些分隔线并不能沿用国家边界甚或诸如南北、东西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样的全球性分界线。现在，等级制和剥削的线索已变得更加复杂和破碎，它们贯穿了每个国家和地方的空间。因此，如果我们将帝国霸权理解成一个网络，那么，我们必须强调，这个网络绝不是同质性的，在其不同关节点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悬殊的等级关系。

我们希望我们已清楚地指明了，帝国的这一网络结构完满地适应了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本生产循环的需要。资本总是要求在其生产和消费领域具备这种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总是要通过现存的等级体制起作用，而且还会产生新的权力和财富的分割。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将帝国认作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结构的恰当的政治形式。

现在让我们来面对针对我们的帝国观念提出的最严肃的挑战，即：美国在“反恐战争”，特别是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了我们的假设。美国现在正在证明，帝国主义还活着，而且还在大行其道！但是，在我们看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证明的恰恰与此相反。不错，白宫的主子们有着帝国主义的野心，他们还制定了一个由美国最终统治全球系统的计划。美国的安全和先发制人信条，美国之免于国际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制约，美国领导人在处理有关其它国家事务时表现出来的傲慢，这些都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的单边主义旨在打破我们前面在提到帝国特性时所说的君主式和贵族式力量的不断协作和融合，而强调全球君主的自。然而，在入侵伊拉克和“巴格达大捷”一年多之后，这些妄图以帝国主义者坐大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兑现。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尽管美国的军武库与其它所有国家相比都占有极大的优势，但美国并不能通过单边行动保持全球秩序（很明显，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保持全球秩序）。相反，在伊拉克，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只是进一步引起了骚乱，并使失控的地区日益扩大。换句话说，白宫的帝国主义企图从一个反面的角度证实了我们关于帝国的假设：他们的失败表明了，今天建立一个帝国主义政权的不可能性。只有帝国――一个以全球各种权力中君主式因素和贵族式因素的不断协作融合为特性的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体系――才能保持全球秩序的等级体系。

最后，在离开帝国这一话题前，我们还想进一步阐明我们论证模式的另一个细节。我们认为，当下，帝国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我们这种对趋势进行论述的方式也是马克思著作的特点。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只是英国经济中的一个部分，它在欧洲经济中也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更小了，但马克思将资本认作一种趋势，并把它放置到未来发展的情势中，因而分析出了一个完全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关于帝国的论述与此相似。帝国是全球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结构体系得以在其中保持并保证它们的全球秩序的惟一形式，这一事实也给帝国这一趋势造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必要性。讨论帝国主义何时开始向帝国转化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许始于1989年中国的社会运动，也许始于苏维埃体制的崩溃，也许始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也许始于1968年的全球系列暴动。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帝国在今天都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全的事实，但我们坚持认为，这是我们明天将要面对的一种权力形式。因此，我们要在今天对它进行充分的分析，以备将来真正面对它。

新的生产方式：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

在针对全球统治权变化而提出帝国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在生产过程中也正在出现新的转化。按照我们的看法，非物质性的生产正在对其它形式的生产构成一种霸权，它已经取代了以前的工业生产的霸权。

任何经济体系中都存在多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它们比肩共存，但总有一种劳动方式能对其它的方式构成霸权。这一霸权性的劳动方式像一个风暴的中心一样，能逐渐转化其它的劳动方式，并使它们适应自己的核心本质。这一霸权劳动方式的强势并不建立在数量的优势上，而建立在它对其它劳动方式施加的转化能力上。

十九和二十世纪，工业劳动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种霸权性的地位，尽管与其它生产方式如农业劳动相比，它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就工业生产能将其它生产方式卷入其漩涡这点上看，它就具有了一种霸权性的地位：农业、矿业甚至整个社会本身都被赶上了工业化之途。机械化实践，连同工业劳动及其工作日带来的生活节奏，都逐渐使其它社会构成单位，如家庭、学校和军队都发生了变化。当然，转变后的劳动实践，如工业化了的农业，与工业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它们也享有越来越多的共性。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工业劳动失去了霸权地位，代之而起出现了“非物质性劳动”，即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交通、关系，甚或情绪反应的劳动。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如服务工作、智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涉及了非物质性劳动的某一方面，但没有一个能囊括其全体。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将非物质性劳动分成两种基本类型――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它们常常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第一种方式主要涉及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处理象征性或分析性的任务，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工作等。这种非物质性劳动产生想法、符号、符码、文本、语言单位、形象和其它诸如此类的产品。我们将非物质性劳动中的其它主要一类形式称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与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感情（emotions）不一样，情感（affects）涉及精神，同时也涉及身体。事实上，情感，如高兴和悲伤，揭示了整个机体中的现时生命状态，它在表达出某种身体状态的同时，也表达了某种思维模式。因此，情感劳动是一种生产或操控诸如轻松、愉快、满足、兴奋或激动等情感的劳动。我们可以指认出一些情感劳动，如法律服务、航空服务和快餐服务等等。情感劳动重要性提高（至少在强势主流国家）的一个指标是越来越强调教育、态度、个性和“社会亲和”方面的表现作为雇用员工的重要因素。一位具有良好态度和社会技能的工作人员也即一位适宜于从事情感劳动的员工。

在此，我们应强调指出，所有从事非物质性生产的劳动仍然是与物质有关的――它象所有劳动形式一样，都涉及我们的身体和头脑。所谓非物质性是指其产品。我们认识到，就这一点说，“非物质性劳动”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概念。换一种说法，如果把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即这是一种不仅创造物质商品，而且还创造关系并最终创造社会本身的劳动，这也许更有利于理解。这样一来，“生命政治”这一概念就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间传统意义上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是，生命政治一词也额外产生了其它许多概念上的复杂性，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尽管非物质性这一概念有其含混之处，但还是易于入门掌握并更好地指认经济转化的总体趋势。

当我们认为非物质性劳动正趋于占据一个霸权性地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工人生产的主要是非物质性商品。相反，如几百年来的情况一样，农业劳动在数量上仍然占据优势，从全球范围来说，工业劳动在数量上也没有下降。非物质性劳动在全球劳动中只占少数，而且，它只是集中在全球某些主导性地区。因此，我们在说非物质性劳动占据霸权地位的时候，指的毋宁是非物质性劳动在质量上占据了霸权地位，并给其它劳动形式以及社会本身施加了一种倾向性影响。换句话说，非物质性劳动在今天所处的地位正如一百五十年前工业劳动所处的地位一样，那时，工业劳动只占了全球生产的一小部分，并且集中于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但却对其它的生产方式构成了霸权。正如在那时候所有劳动方式及社会本身都被推向了工业化一样，今天，劳动和整个社会都得进行信息化，要变得更智能化，更可交流化，更情感化。

从某些方面来说，在工业霸权时代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为理解非物质性劳动霸权的主要特性提供了钥匙。例如，农业生产者在劳动中总要使用知识、智力和创造性等非物质性劳动的典型方式。当然，农业工作是一种极为艰苦的体力劳动，但农业也是一门科学。每位农业生产者都是一名化学家，要为不同的土壤选择适当的作物，要将水果酿造成酒，将牛奶提炼成奶酪；同时他也是一名遗传生物学家，要选择最佳的种子以提高作物品种的性能；另外他还是一名气象学家，要随时观察天象的变化。农业生产者必须得了解地球，并按照它的律动节奏工作。选择和决定最佳的日子播种或收获庄稼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这不是本能的随机反应行为，也不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而是基于传统知识，并结合当前观察到的条件的决定行为，通过运用自己的智力和经验，不断地进行创造性调整（同样，许多农业生产者还得是一名金融人，随时不断变化观察市场行情，以决定抛售产品的最佳时机）。农业中典型体现的这种随着自然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变化的开放的科学，更多地是非物质性劳动核心包含的知识类型，而不是工厂中所需的机械性科学。

我们关于非物质性劳动的观点也不应与199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乌托邦梦想混同，一些人认为，主要通过技术革新、全球化、飚升的股市，所有工作便可以变得有趣而悦人心情，财富变得民主化，并可以免除向过去的倒退。非物质性生产的霸权并不能使所有工作都变得令人愉快，回报丰厚，它也不能缓解工作场所中的等级制和控制现象，也不能遏止国家或全球劳动市场的单极化趋势。尽管农业劳动中包含了许多非物质性劳动的质素――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但农业劳动在全球系统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城乡等级制并没有得到缓解。

然而，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有可能使工作条件得到改善。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非物质性劳动范式下工作日的变化，具体地说，工作时间与娱乐时间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绝对了。在工业劳动范式下，工人在工厂的时间内几乎完全用于生产。但是，当生产的目的是解决一个问题或创造一种想法或关系的时候，工作时间就可能扩展到生活的全部时间中。一个想法或一个形象蹦入你头脑的时候，你不一定在办公室里，你也可以在洗澡，甚至在睡梦中。我们可以再次借助农业或家庭劳动的传统特性来理解这一变化。传统上，田野中的农业劳动当然是没有上下班概念的：如果有必要，工作时间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意义上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更为明显地打破了工作时间的分界，工作时间可以充满人的一生。

许多经济学家也用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来标示从一种以稳定的长期雇用关系（典型体现在工厂工人身上）为特征的经济，向另一种以灵活性、流动性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化：之所以要有灵活性，是因为要完成各种任务；之所以要有流动性，是因为工人必须得经常变换工作；之所以会有不稳定性，是因为没有保障稳定、长期雇用关系的合同。例如，一种正在出现的后福特主义式农业生产方式就体现了这种技术变化。农业现代化严重地依赖机械技术，从苏维埃式的拖拉机到加利福尼亚的灌溉系统，不一而足，但农业的后现代化却有赖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的创新，并有赖于专门化的生产系统，如暖房、人工照明和无土农业技术。这些新的技能和技术可能使得农业生产脱离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向专门化、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转变。另外，与后现代工业生产的信息化（如通过将通讯技术整合到现有工业生产过程中）方式相同，农业也信息化了，最明显地体现在种子这一级上。例如，农业中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争议，就是种子的基因，即种子中包含的遗传信息应归谁所有。种子公司对其培育的作物新品种（目前一般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进行了专利注册，但农民在长期的农作劳动中发现、保留和提高了作物的遗传资源，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支持他们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我们在这儿提到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赞同或谴责哪种做法――农业中某些科学的介入确实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有些却是有害的。我们的主要目的只是在指出，农业变化过程及种子基因等所有权的争论，已日益依赖于信息，特别是作物遗传信息的控制和生产。这也是农业信息化的途径之一。

从总体上说，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倾向于将生产的组织从装配线上的线性关系转变成发散形网络中的多头和不确定关系。信息、通讯交流和协作成为生产的规范，网络成为组织的主导性形式。因此，生产的技术系统与其社会构成间是紧密配套的：一方面是技术网络，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体间促成的协作。这一相互适应的配套关系介定了劳动的结构，同时也体现了新的剥削实践和结构的特性。事实上，在我们看来，非物质性劳动霸权下剥削已不再主要是对以个体或集体劳动时间为标准测量的价值的剥削，而是对协作劳动产生的价值的攫取，这种价值经过在社会网络中的流通，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生产性协作的核心形式不再是作为资本家组织劳动的一部分所创造的价值，而只是从劳动本身的生产性能量中产生的。这确实是非物质性劳动中的关键：生产信息交流、社会关系和协作。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非物质性劳动这一概念可能能够恰当地描述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经济的转型状况，但与至今仍然需要农民和工人在田间地头和工厂流水线上劳作的、处于从属地位的部分经济却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却依然认为，非物质性劳动霸权的趋势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所有领域和地区。首先，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决定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例如，某些非物质性生产形式被局限在全球的强势地区内，同时，许多工业和制造业生产部门却转移到了全球的一些从属地区。

其次，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非物质性劳动的本性倾向于改变其它的生产方式。当然，每种霸权形式的劳动都会制造一些共同因素：正如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劳动的霸权使得农业和其它所有生产领域都要与工业的技术、实践方式和基本经济关系保持一致一样，经济的后现代化和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也具有同样普遍的转化功能，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普遍性基础这样一个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今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长久存在的普遍性基础，如在农业中信息和科学知识所起的作用。我们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说，劳动和生产的条件在全世界或所有不同的经济领域都已变得统一一致了。我们指的毋宁是，劳动过程、生产条件、地方状况和有效经验的许多个例常常与越来越成为普遍性的劳动形式和生产与交换的一般关系和谐共存――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其三，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非物质性劳动是如何同样涉及劳动社会化的急剧扩张，并因此也为劳动的自治政治组织提供了新的基础的。一方面，非物质性劳动相比于先前的劳动形式与协作关系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加密切的关系，协作关系、通讯交流和协同融合关系的建立是内在化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因此，它们也要完全依赖于劳动主体。另一方面，非物质性劳动的产品与其它劳动形式相比是不同的，它的产品是劳动本身，并在许多情况下，它一出来就是社会化和普遍性的。相比于生产汽车和打字机的劳动，生产通讯交流、情感关系和知识的劳动更能够直接扩大我们共同享有的领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生产都更加明显而直接地变为主体的生产和社会本身的生产。换句话说，非物质性生产霸权导致的劳动的进一步抽象化也意味着劳动的更大社会化。共同基础的不断建立，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的日益趋同，减弱了从性质上将不同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级的基础，因此，也为我们称之为诸众（multitude）的劳动者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方案创建了基础。

后社会主义方案，或，在社会主义中，什么因素已经死去，什么因素仍然活着？

对于当今生产方式变化的分析为如何重估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的一些核心方面提供了一个优势的制高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基于发展阶段论或不同发展时间观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战略已不再有效。实际上，这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念是完全照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这种战略在过去是有效的，但很明显，它在今天已不再有效了。这从我们以上对非物质性劳动霸权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确实，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也存在等级制和劳动的分工――但这些不同领域却都是在同一时间下起作用的，它们在与全球体系互相起作用时，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系。在这儿，发展有一种不同的含义；经济发展先于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并生产出共同关系、通讯交流的循环和协作关系。实际上，在今天，如果没有生产的社会化，就不会有发展。如此说来，社会主义中死亡或失效的因素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翻版过来的过渡（transition）观念。

其次，这些经济变化也拆毁了所有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权威化机制的基础（我们还应指出，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控制能起进步作用这一观点，也是从资本家对劳动的组织中学来的，并以此作为追赶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今天，经济的水平线只能依靠一套共同商品来直接支撑。因此，我们得寻找到一条道路，以脱离从外部决定社会商品分配和投资规则的社会主义范式，而走向一种基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共同先决条件的观念。换句话说，我们应从权威化和集中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向经济自我管理的实践。

如上文所说，从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分析出发，我们能认识到进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全球经济中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已经使得国家控制的旧模式不再有实行的可能。但我们也应强调指出进行这一转变的政治必要性。这要求我们本着一种追求政治和民主代议的观念和体制的目的，对国家形式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抨击资本主义形式的国家控制（及其可怕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排列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应批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出来的那种国家形式。这当然远远超越了对苏联集权模式的简单批评，而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特性，如探索新形式的民主代表制。

社会主义传统中仍然活着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在其已经出版的英文版论文集《中国的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中，汪晖已非常精彩而清楚地阐明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民主的要求是不能同对社会平等的诉求分离的。当然，正如他所说的，消除“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毛主义方案，以及旨在消除无数社会等级，包括男女之间的等级、种族之间的等级、世界不同宗教之间的等级等等的斗争，在今天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制定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那么，首要之处就在于在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而且，它是能将争取平等的斗争统合进来的。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能在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发现大量形式丰富、充满希望的反对帝国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斗争运动。这些运动建立在社会主义的遗产之上，并有自己的新方向。许多政治斗争的目标可能只是具体性、地方性的，但一旦爆发，则马上触及全球权力结构，触及整个帝国的本质。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印度反对计划在讷尔默达河（Narmada river）上建造大坝的运动。这显然是一个地方性和国家内部的问题，与土地所有权、国家债务、国家财富的再分配等问题有关，但抗议者马上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世界银行，因为正是后者在支持这一开发项目，并贷款给印度政府。我们也可以看看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Zapatista）。这里，关注的问题也是地方性和属于国家内部的：反抗种族主义者对原住民的迫害、、争取法律权利以及在墨西哥社会中的代表权。但是，萨帕塔运动从一开始就也是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他们认识到自由贸易区的新自由主义建构是如何在背后支持墨西哥的国家政策的。在这些斗争者的行列中，我们当然还应加上巴西的无土地者运动、玻利维亚的本土运动，以及欧洲和北美在“反全球化”旗帜下进行的各种反抗运动（实际上，汪晖也曾指出过，中国的1989年社会运动与全球的这一斗争网络是有“内在联系”的）。

当我们考察这些斗争运动，以及在全球各地开展的与它们相似的无数斗争运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认为它们都是互相孤立，没有内在联系的，因为每个斗争关注的都是具体的地方性问题。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事实上，它们共同（不是作为最低的公共特征，而是作为最高的共同愿望）完成了全球民主的建构，或者至少促进了基于社会平等基础之上的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每一个斗争都从不同角度不仅对其所在国家的非民主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对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性提出了挑战；每一个斗争都发出了不平的呐喊，提出了对民主和平等的要求。

在制定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方案中，这些运动是一个可供利用的资源。但是，很显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发展一种全球民主的机制，而且还要牢固地形成全球民主的观念，这是一件极为艰苦的任务，需要我们广泛吸收各种资源。

地缘政治和地区新政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高目标――作为一个后社会主义方案的全球民主和平等，在结束这个演讲前，我们还想谈谈一个较低一点的目标，并提出地区政治方案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地区主义方案在帝国内有两张不同的面孔。在此，有必要回到我们在开始时已做了解释的帝国中君主式力量和贵族式力量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因为地区主义的问题是与贵族体制这一问题有关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帝国模式的地区主义，在这种模式下，地区性的贵族因素与君主式力量忠诚协作。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化（但却有用）的例子，即美国政府是如何卷入每个地区性的贸易区和地区性的军事联盟中的。沿着这些线索，每个地区联盟都有待美国的最终构成――欧洲的地区联合要由欧洲国家加上美国构成，拉美的地区联合同样包括拉美国家再加上美国，东亚的地区联合也如此，等等。这就是当今坚实地支撑着帝国稳定性的地区主义的现实。

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地区性的贵族性因素（民族国家以及地区经济力量）不是与君主式因素协作，形成联盟，而是与诸众（multitude）协作，形成联盟。这样的联盟就可能构成一种地区“新政”式的东西，即形成这样一种妥协，贵族力量给予诸众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以发展生产力，扩大自己的利益。这一地区主义的面向有可能从帝国转向，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换句话说，这种地区联盟不是加强帝国的秩序，而是可能形成反帝国战略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应牢记，地区贵族力量与诸众在利益上绝不可能一致。这样的地区联盟只能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诸众必须致力于他们自己的目标。

在当今世界，关于这种地区联盟，我们可以举拉美南部圆锥体共同市场（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联盟为例。从拉美的例子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地区新政应同时涉及两个发展：制定民主的国际和全球政策（包括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进一步提出试验性的挑战），同时也要制定民主的国内政策（包括财富的重新分配、、新的劳动政策，等等）。外部的民主化诉求与内部的民主化改革是不能分离的。拉美的例子富有启发性，至今为止，它们只是迈出了很小的几步。在当今的条件下，我们也绝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一个民主化进程的具体步骤。

今天，在结束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们还想与你们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这样一种地区新政在中国是可能的？在何种方式上，这样一个进程已经开始了？中国内部争取平等的民主化斗争的进程能够认同为与东亚民主的地区方案同步，并在帝国的全球体系内部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吗？在何种程度上，社会主义遗产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传统为中国提供了投入这样一个进程的财富？中国的内部运动可以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争取全球民主的各种运动，如旨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富有成效地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吗？

你们都比我们有资格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认定，因为其特殊的经历，在任何旨在反对帝国统治和争取全球民主的地区联合的方案中，中国应该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

(本文为作者2004年5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麦克尔・哈特，学者，现居美国西雅图。主要著作有《帝国》（合著）、《吉勒斯・德勒兹》等。

安东尼奥・奈格里，政治哲学家，现居意大利。主要著作有《帝国》（合著）等。

何吉贤，学者，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一场资本主义的辩护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