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秦帝国的兴起

摘 要：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优越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对秦帝国兴起起到非常重要而直接的作用。包括：对秦人族群性格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对创造相对稳定的变法环境的保障作用；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对扩张战略和外交战略均起到增加保障与纵深的作用；对因战争引起破坏起来缓冲和抑制作用。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地理环境； 族群性格； 秦国兴起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3）01-0069-02

19个世纪末，瑞典地理学家克节伦提出了地缘政治学，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1]。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华夏大地到了战国争雄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当时秦国地处西陲，远离当时的中原，披山带河，四塞险固，既远离六国的互相攻伐，对六国又有着高屋建瓴的势态。因为我国地貌西高东低，战国七雄中，赵魏韩楚燕齐均在第三级阶梯上，唯有秦国国土分布在第二级阶梯上，这种地貌形势格局，使得东方六国面对秦国有翘首仰视之感。加上秦国东部边界，或有江河峡谷险阻，或有高山雄关控扼，使其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

一、地理位置对秦人族群性格的塑造

秦人源自东部，但居于西部，与西方戎狄毗邻，戎狄野蛮粗暴，对秦人烧杀掠夺，秦人为了生存，全民皆兵，在与西戎长期厮杀的漫漫历史里，练就了秦人坚刚强毅强悍勇猛的性格。《诗经》中秦风诗篇《无衣》对这一尚武精神有很好的描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2]。慷慨豪迈的秦腔出自耕战结合的秦人，尚武的勇悍早已化作在他们身上流淌的滚滚热血，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族群性格的一部分，秦人连在饮酒吃饭之时都唱《无衣》之歌。

坚刚强毅而又忠于国家的尚武传统，是秦国由小变大以弱变强最终能席卷天下吞并海内的重要原因。商鞅变法以后，尚耕尚战，奖励军功，将斩首数量作为衡量军功，获得富贵的标准，更加激发了秦人的尚武精神。由如此尚武精神浇灌出来的军队，人人强韧善战，战力之强，天下莫能与之敌，使山东六国直呼秦为“虎狼之师”，避之唯恐不及。

纵观商鞅变法后，秦国战争年表，秦军大大小小数十战，只有堪堪几次败战，据统计，秦国有记载的斩首数量是166.8万人[3]。

独特的地理位置滋生出来的刚毅坚强悍勇无比的尚武之风，以尚武精神浇灌出来的铮铮铁军，为秦国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地理位置对秦国商鞅变法的影响

秦国披山带河，四周险固的地理环境为变法的成功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远离山东六国互相攻伐的纷纭战争，不易受外部环境的动荡波动，从而能专心致志于变法，成为当时战国七雄变法中最彻底，历时最长，范围最广而又最成功的一次，为秦国的强盛富强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要说外部环境对变法成功的重要性，先从战国大争历史潮流说起，当时魏国敢为天下先，李俚引领的变法是战国变法浪潮的先声，制定法经，改革官制，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第一强[4]，但魏国处于四战之地，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韩，常受到战争干扰，自从变法开始，魏国一直纠缠于与赵国，齐国，楚国，秦国的战争泥潭中，特别是魏齐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摧毁了历经魏文侯，魏武侯二世积累的变法成果，雄强一时的魏武卒消亡殆尽，变法成果被战争吞噬，不能持续下去。再看秦国，秦孝公即位以后，任用商鞅，大刀阔斧进行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的度量衡，推行郡县制，而当时的外部环境，山东六国忙于彼此争霸，无暇西顾，秦国远离中原战火，而有了一个外部安定内部稳定的环境，从而能推行变法数十年而没有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使得秦国变法成为最彻底的一次。

而其余五国的变法，大多因外部环境的干扰，要么变法不彻底，要么变法领域不够广，要么变法不够持续，要么变法成果被战争吞噬。

公元前391年楚国吴起变法，限制旧贵族，改变分封制，整顿吏治[5]，但楚国在长期与三晋的龃龉下，国力涣散，分封世族权力过大，而不能集中力量变法，使得旧贵族趁机作乱，击杀吴起，变法流产。

公元前357年齐国齐威王变法，整顿吏治，改革军制，推行法治[6]，很快便强盛起来，但由于多次与魏国，燕国拉锯式的攻伐不断，变法大打折扣，特别是在燕国乐毅率领的诸侯联军的进攻下，连下七十余城，差点灭国，变法积累下来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本来已殷实富裕的民众变得十室九空，强盛的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354年韩国申不害变法，内修政教，集权于君，以“术”贯彻法治[7]，使得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弱势的韩国骤然获得“劲韩”的称号，但还是由于外部战争的干扰，使得变法贯彻的不完整，韩昭侯与申不害一代明君贤臣更是在战火中兵败身亡，变法被迫中断。

燕国乐毅变法，以商鞅变法为蓝本，奖励农耕，奖励军功，国力迅速增强[8]，公元前284年乐毅率领诸侯联军打败号称西帝的齐国，连下齐国七十余城，盛极一时，但由于与齐国长期纠缠，空耗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最终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军，恢复齐国，燕国大受重创，变法成果也灰飞烟灭。

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变法，除了改革军事外，还重视农耕，改革土地所有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增强[9]，成为战国后期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强国，但赵国亦处于四战之地，没有披山带河的天然屏障，北有匈奴窥视，西有秦国侵凌，东有燕齐环伺，南与韩魏龃龉，外部压力极大，长期需要大量的军队镇守边疆，而且赵国几乎与当时的每一个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年年有战，使得变法断断续续，变法成果也因巨大的国防支出而消耗掉，因而远没有秦国变法那么彻底那么成功。

观战国之世，唯有秦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远离山东六国的战火纷扰，虽也时有对外战争，但几乎所有的战争在境外，战火极少在境内燃烧，为变法的持续进行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环境，使得变法在秦国进行了一百余年而没有中断，变法成果最丰厚，这是秦国一统天下的根基。

三、地理位置对秦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要说地理位置对秦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先从秦国疆域的发展说起。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王室有功被封为诸侯，划岐山以西为封地。其后历经商鞅变法，秦国逐渐强大，经过一系列开疆拓土，占有今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地域，这一国土范围，地理位置极其优越，资源丰富，宜农，宜林，宜牧，关中沃野千里，黄土高原土肥水足，成都平原那更是天府之国，使得秦国经济蓬勃发展起来，为统一大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一）气候

关中平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雨热同期，适合农作物生长，既是重要的水稻产地，又有粟，麦，稷，豆浆等适应于北方水地的农作物；成都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足，雨热同期，盛产水稻和小麦。

（二）土壤

关中平原的土壤成分主要是“凄土”，土质疏松肥沃，非常适合深耕细作，是当时全国出了名的良性土壤；成都平原为多条河流冲积扇重叠连缀而成的，整个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沉积物之上覆有粉砂和粘土，含有丰富的鏻，钾等元素，很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

（三）水源与水利工程

整个秦国疆域河网发达，水源充足，成都平原与四川盆地有波澜壮阔的岷江，沱江，基于发达的河网与充足的水源，秦国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许许多多的水利工程，特别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与郑国渠。都江堰的修建，使水患成灾的四川成为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郑国渠的兴建，使得当时关中大面积的盐碱地得以改良，从而沃野千里，美名传天下。当时有一首歌谣称颂“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张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两大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得关中与四川盆地成为闻名天下的粮仓，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四）矿藏资源

秦国境内之山地丘陵多矿产资源，盛产铜，铁，玉石，丹砂等资源，使得秦国冶铸业十分发达，特别是冶铁业的蓬勃发展，铁器牛耕广泛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除此之外，丰富的矿藏资源与高起的冶铸技术还为冶铸兵器，制造战具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了常见的戈，戟，矛，钹等常见兵器，还有大型的连弩机以及众多大型云车攻城器具，当时秦军锐士天下无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装备精良，将士披坚执锐，个个盔甲鲜亮，战力之强，天下无出其右者。

（五）畜牧业

秦人以驯养马匹发家，是从马背上发迹的部族，因而畜牧业在很长的时间里是秦国的支柱产业，秦地的天水，陇西，北地所处之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地区，为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适宜牧草生长，且水源充足，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秦国畜牧业的发达冠绝六国，为秦军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进行车战与马战的蓄力，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流动性与攻击性，这也是秦军在无数次战争中锐不可当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

秦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为农业，畜牧业，冶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秦国的富强兴盛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四、地理位置对秦国外交策略与战争战略的影响

战国七雄中，秦，齐，楚，燕为侧翼国家，赵，魏，韩为中心国家，侧翼国家比中心国家在战略发展空间上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作为侧翼国家的秦国，向东向西向南发展在自然地理环境上都有着极大的战略纵深。

（一）向西，向南的战略大开拓

秦国从穆公开始，便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巨增，加上数代的经营，至秦献公时期，基本肃清戎患，稳固了陇西大后方。其后秦惠王时期，任用司马错统帅大军剪灭巴蜀，将其吞并，使得秦国领土延伸到四川盆地。关中与巴蜀的开拓与巩固，成为秦国两大固若金汤的大后方，从此秦国的战略纵深独步天下，大有一举东出横扫六国之势。

（二）连横与远交近攻的策略

秦国辟处西陲，与山东六国对峙于函谷关沿线，商鞅变法后，秦崛起于天下，马上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俯瞰天下，大有席卷天下的气象，山东六国碍于秦国的强大压力，在苏秦的斡旋下，合纵六国抵御强秦，企图压缩秦国的生存空间在函谷关以西。秦国则针锋相对，以张仪“连横”破“合纵”，使得山东六国不能铁板一块对抗六国。“连横”与“合纵”两大策略在实施的可行性与效果上，“连横”实施的难度显然比“合纵”容易许多，六国各有各的小算盘，各有各的利益纠纷，合六国之力抗秦谈何容易，而秦国“连横”只要连结心怀鬼胎的一国，便能破“合纵”，因而秦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推行的“连横”策略大放异彩，在这一策略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苏秦六国之合纵，使之西面事秦。”

秦昭王时期，任用范雎为相，在“连横”策略的基础上推行“远交近攻”的蚕食方略。远交近攻，指结交相距较远的国家，所谓利从近取，害以远隔。“连横”与“远交近攻”策略的交汇使用，使得秦国结好齐楚，令其放松警惕安于现状，并且逐步蚕食赵魏韩，最终赵魏韩不能抵挡秦军而被吞并，其余各国失去三晋这道抗秦屏障，再也不能抵抗秦军的雄师铁骑，很快便被一一扫灭。

（三）先易后难与先难后易的灭国方略

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灭国大战，当时的六国在秦国的“连横”与“远交近攻”策略经营下早已分崩离析，国国战战兢兢只求自保，只有赵国与楚国实力尚存，是战国末期抗秦的中坚力量。

在前期的灭国大战中，秦王嬴政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方略。秦国由于辟处西陲，东出必经赵魏韩三国，而赵国军力尚算强盛，假使先攻赵国，凭借当时赵国在战国末期的巨大声望，发起合纵联军抗秦应当不难，秦国看准了这种形势，选择向实力最弱的韩国下手，只派了内史嬴腾率领一支偏师便将毫无招架之力的韩国攻破，俘虏韩王安，直如秋风扫落叶，韩国灭亡。灭亡了韩国之后，切断了赵国与楚国的联络，防止了两大强国的联盟。

公元前229年，秦灭韩之后向赵国发动进攻，前228年，秦军进入赵都邯郸，赵王迁献出地图降秦，公子嘉逃到代郡。秦国将六国中战力最强的赵国剪灭，大大加速了统一进程。

公元前227年，秦灭赵后立刻北上灭燕，王翦率兵在易水之西击溃燕军主力，次年，攻下燕都，燕王喜逃亡辽东。占领韩国，赵国，燕国后，魏国就成为了囊中之物。

公元前225年，王卉率兵十万攻打魏国，水灌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此时天下只剩齐楚两国，齐楚皆为传统上的大国，都曾雄强一时，楚国土地广袤，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其领土，几乎占据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灭楚的难度在诸国当中应属最难。齐国偏安东海，数十年不闻战事，战力低下，实在不堪一战。秦国当即调整了之前先易后难的灭国方略，变为先难后易，丝毫不给楚国整军备战的时间，先攻取楚国，防止齐楚可能的联盟。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大军进攻楚国，次年占领寿春，俘获楚王负邹，公元前222年又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楚国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国派王贲挥师南下灭齐，已成为惊弓之鸟的齐国毫无抵抗之力，很快打进齐都临淄，齐王建投降，齐国灭亡。至此，秦国一统天下。

秦国根据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实行的外交策略与发展战略极大地增强了本身实力，而一步一步地削弱了六国实力，在此消彼长的力量变化下，逐步实现全国统一。

五、地理位置与战争的破坏

战国大争之世，最大的特点是战争频繁，各国你攻我伐，天下纷纷，极大地破坏了生产。

秦国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辟处西陲，远离山东六国，而山东六国犬牙交错，彼此之间龃龉不断，你攻我伐，你争我斗，长期进行拉锯战，混沌得如同一道泥潭，六国越陷越深而不自知，既破坏了生产，又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而秦国将山东六国阻挡于函谷关沿线，远离六国的是非纠纷，虽也不时加入加入各国的混战中，但几乎所有的战火都发生在国境之外，终战国之世，秦国大本土一直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既保障了变法的平稳实行，又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以秦国的经济基础从未受到动摇与破坏，秦国虽也有数次打败，但由于经济根基还在，所以很快就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恢复过来，六国则不然，战火大多在自家燃烧，不管是战败还是战胜，生产都遭到破坏，经济基础都受到侵蚀，特别是战败后，战争创伤更是难以恢复。秦国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强盛一百余年，而其余六国却时强时弱，原因便在于此。六国就像一口井中的六只青蛙，六只青蛙在井内互相争斗厮杀，虽互有输赢，实质是两败俱伤，秦国就像是井外的一只老鹰，冷冷地观察着六只青蛙的争斗，时而插上一脚，但从不过度卷入其中是非，得到一些利益就抽身而退，等到最后六只青蛙争斗得气息奄奄，再跳出来一起收拾。

结论：综上所述，秦帝国的兴起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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