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政角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摘 要：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含义出发，阐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并分别从制度、经济、文化或心理三个层面分析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难点，最后从财政角度提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财政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86

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在我国，市民是指有城镇户口，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城镇居民。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特征：（1）拥有城镇户口，能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2）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从事非农业生产；（3）具有与现代城市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不仅实现在身份由农民变为市民、在地域转移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和职业上实现非农化，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市民化）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结构化）（文军，2004）。因此，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身份的市民化。拥有城镇居民户口，能享受到城市提供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各方面公共服务的保障；（2）职业的市民化。在城市里拥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能负担城市的基本生活支出；（3）思想的市民化。具备与现代城市文明相适应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生活习惯。

2 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难题

2.1 制度层面上的障碍

造成当前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格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形成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背景条件下，并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基于户籍制度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的城乡差异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得户籍制度逐步成为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关键原因，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时至今日，粘附着各种经济利益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障碍。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已在国内基本形成共识，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都将户籍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问题之一，各地纷纷推出居住证制度和落户积分制度。然而，细看各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大多在学历、专业技术或者投资额度等各方面设置了较高门槛，农民工群体要实现身份上的市民化仍面临较大难度，落户政策俨然已成为各地吸收人力、资本或技术的手段，这明显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初衷或宗旨不符。且当前各地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触及核心利益，依附于户籍制度而存在的城乡差异化社会福利制度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户籍改革的难点所在。没有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平等待遇，户籍制度改革就难说是成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也就无从谈起。

2.2 经济层面上的障碍

首先是收入上的压力。只有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才能为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选择范围十分有限，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相关专业技能，其职业选择的范围十分有限，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如建筑工人、工厂流水线工人或者低端服务业从业人员，而这些工作普遍工资水平较低，职业上升空间十分有限，导致农民工群体收入一直处于社会较低水平。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农民工在就业中可能存在的歧视以及在城市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工作流动性大，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大了农民工的生存压力。

其次是支出上的压力。首先他们要面对的是城市的高房价。住房是农民工在城市安居的基本保障，但在当下社会，农民工群体只有极少数人能在城市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房价高昂、工资低且工作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缴纳住房公积金，使农民工在城市购房面临重重困难。同时，多数地方政府将农民工排除在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使他们无缘城市廉住房或公租房。大部分农民工工棚或简易住房里，缺乏基本的公共生活设施，居住环境极其恶劣，住房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另一方面，相对于农村生活的半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需要钱，且城市物价普遍高于农村物价，使得农民工本不宽裕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因此，经济能力也是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一大障碍。

2.3 文化或心理层面上的障碍

一方面，多年的城乡二元发展现状使得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上产生巨大的差异，而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生活环境又使得城乡居民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要实现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不仅实现使农民工实现身份和经济能力上的转变，更要帮助农民工完成社会意识、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上的转变。当前，大量农民工尽管工作、生活都在城市，但与城市居民之间仍存在着无形的隔阂，不仅在工作和生活空间上局限在边缘地区，在情感、精神上也被其他城市群体所排斥和歧视，使农民工群体难以从心理上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大部分农民工群体只是将城市当作谋生的地方，认为自己仍是农村人，终归会回到农村。

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较低的文化程度不仅限制了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范围及其水平，也限制了其自我发展的能力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通常，较高的文化水平对新鲜事物或新的生活环境有着更好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并且有更大的自我提升的潜力，更容易培育市民化的生活观念和行为习惯，进而能更好的得到市民群体的认同。而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民工群体不仅就业选择范围有限，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在融入城市居民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各种障碍。

3 从财政角度破解农民工市民化

3.1 加大对公共服务投入的财政支持

当前二元化的户籍制度的形成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推挤缓慢，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基于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不公平，其外在表现为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方面享有更优的待遇。因此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首先必须要破除户籍制度的障碍，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要削减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使其与农村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处于同一水平显然不现实，所以实现农民工和市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只能是建立完善的农民工社保制度，并逐步提高其保障力度使其达到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水平。而现实中，由于医疗、教育、就业服务等公共品的外部性以及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农民工流入城市大多并不太愿意对保障农民工公共服务增加投入。因此，中央财政应当加大对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用于地方政府解决农民工公共服务，改变当前农民工群体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的局面。

3.2 从财政方面多渠道、全方位提高农民工收入

只有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才能为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积累物质基础。从财政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建立完善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知识水平不够、就业技能匮乏是制约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当前大部分农民工都是低端制造业产业工人或者服务业底层从业人员，主要依靠出卖体力赚取低廉的报酬。而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低素质的劳动力已经呈现出供过于求的状况，这进一步制约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另一方面，企业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工人供不应求，其工资水平也显著高于普通工人。而企业通常不愿意投入资源来培训工人，市场上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又过于昂贵，因此政府可投入专项资金，建立常态化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不仅能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增加农民工收入，还能缓解企业企业用工难问题。

第二，对农民工创业给予多方面支持。扶持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工进行创业，如对农民工创业公司或个体户提供一定额度的政府担保优惠贷款，或者对其税收进行减免，主动为农民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农民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

第三，加大财政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的支持力度。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知识水平有限，法律意识淡薄，社会关系较少。与用工单位相比，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工作中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务纠纷时，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经常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农民工过度加班、工伤赔偿纠纷以及被用工方拖欠工资等现象屡被曝光。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予以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财政资金来支持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的推进。第一，加强相关法律常识的宣传，提高农民工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据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与用人单位或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6.2%。比上年度还下降了1.5个百分点。可见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都缺乏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这对于以后可能出现的劳务纠纷维权将十分不利。因此，政府可依托媒体或者相关组织深入工地、厂区等农民工聚集区进行普法宣传，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提高其维权技巧。第二，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制度。依靠劳动保障部门、司法部门以及一些律师志愿组织为有需要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

3.3 构建市民化生活环境，实现农民工内在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农民工在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意识等方面实现了有农民想市民的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对硬件的投入，提供足够的公共基础生活设施建设以满足，农民工群体对生活、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建设相关的软环境。建立城市化的社区服务体系，引导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培育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心理和意识，积极主动承担起市民责任，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后，作为城市管理者，应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正面宣传，改变市民心中对农民工固有形象的偏见，淡化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心理，积极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为农民工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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