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逆歧视”的农民工问题分析

摘要 本文从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否存在对城市职工的“逆歧视”，进而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就业市场的影响，并从规模效应的角度阐述了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城市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农民工 逆歧视 劳动就业 规模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与“逆歧视”工资比较模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部门”的增长，作为解决以农业为中心的“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并且以为这是沟通两部门之间，完成资本与劳动有效结合的唯一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原本已经存在而因表面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大所掩盖的“二元经济结构”显露无遗，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在城市劳动力下岗失业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城市出现了失业率从2000年的3.1%一路攀升到2004年的4.2%，甚至一度达到4.5%(2002年)，城市居民及当地劳动部门，往往以城市就业压力大为借口，对农民工进城务工怀有一种戒备心态，认为农民工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从而演化成一方面城市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解决“零就业家庭”，对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以种种直接间接的就业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又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不仅在城市中得不到任何的补贴、培训，反而要向政府职能部门交纳各种费用。这种心态和做法的源头都是认为农民工进城会造成对城市职工的“逆歧视”，也就是外来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替代和排挤。还有学者分析表明，在城市中，每解决一个农民工就业，将会增加2-3个失业工人等等，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农民工进城的合理合法性。

“歧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在其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首次引入经济学的概念，他借助于将对歧视的“偏好”引入雇主和雇员的效用函数这种方法，试图使竞争的劳动市场模型与不同阶层劳动力之间可观察到的工资判别事实相符。近年来，我国学者用“歧视”、“逆歧视”理论分析我国就业和农民工问题，并提出了各种“歧视”模型，用“歧视”和“逆歧视”模型分析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的竞争和替代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偏好，这种歧视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和政策造成的，有关这方面讨论比较多，在此不作赘述，然而有关“逆歧视”问题，郑州大学商学院杜书云和西南财经大学张广宇对此做了详细分析(2004年)。他们把农村和城市的物价水平因素差异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建立了“逆歧视”模型：首先他们假定农村的物价水平为P，城市的物价水平为P′，则城市物价水平的差异为：

A＝(P′－P)/P，正常情况下A0，这是由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把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中汇回农村消费的部分为β∈(0，1)，则有(1－β)的部分在城市消费；再假设城市职工的货币工资为W′，农民工的货币工资为W，要使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率保持一致，则有：

W′/P′＝W(1－β)/P′＋βW/P

整理得：W′＝W(1＋Aβ)

这个等式意味着如果农民工的货币工资为1，则城市职工的货币工资为(1＋Aβ)，两者的实际工资水平是一致的。所以，Aβ被称为“歧视系数”(加里・S・贝克尔1976)，这样，如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相同，则受歧视的是外来职工；相反，若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货币工资相等，则受歧视的是城市职工。现实情况是除非有外部势力硬性规定，在相同情况下，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利益而给城市职工更高的货币工资，这就意味着农民工以较高的实际工资获得了就业岗位，城市劳动力要么退出就业竞争，要么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由于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引发的对城市劳动力的“逆歧视”。这正是“逆歧视”的理论渊源。

二、有悖于现实的“逆歧视”

然而，理论上存在的“逆歧视”分析却不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印证。一是从全国情况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经常是同工不同酬，根据有关单位调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与同类城市职工相比，2004年相差500元―800元，按1.2亿农民工计算，仅工资“剪刀差”一年就高达1万亿元左右。另据有关部门对湖南、四川、河南三省抽样调查，农民工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1/4，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距中大约31.16%可归为歧视所致。(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3.26)。所以，农民工货币工资远远低于城市职工货币工资水平，显然“逆歧视”难以成立；二是不但两类劳动者货币工资有差异，而且城市职工还可以享受到货币工资以外的许多物质福利，如免费或低租金住房，免费医疗等实物形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新的住房制度的实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步演变成一种社会化、货币化的新福利和保障形式，造就了城市职工或多或少在城市中都有一些“家产”，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获得这些福利，有调查表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实物福利相当于货币收入的72%，这与农民工在城市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杨继绳所著《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中把农民工归为当今中国最穷的人群之列，“他们干着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享受不到城市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们不但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还被老板拖欠工资，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被拖欠的工资打上千亿元”，农民工在城市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是城市中真正的“无产者”，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与城市职工相提并论，更谈不上“逆歧视”问题；三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门槛高，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成本。据统计，一个四川农民工到广东打工，如果是有组织输出，需要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卡”“暂住证”，须向当地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保证金等，加上路费，共计达2000元左右的转移成本(李寒2005年)，还有其子女入托、上学的限制和高昂的借读费，工资还时常遭到用工单位的拖欠，其心理和生理的压抑、付出要比城市职工大的多，而且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苦、脏、差、险的工作，把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费用压低到了最低限度。在生活水平较高的上海，农民工收入从800―2000元不等，其中用于自己生活费用的最低的裁缝(助手)只有100元，而大多在200―500之间，最多的理发行业的农民工仅1300元(1999年4月7日《文汇报》)，这样，将大大降低农民工实际可支配的薪金收入；四是更重的是“逆歧视”模型中，考虑了城市物价水平的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城乡市场一体化后，城乡的物价水平并没有很大差异，农民工汇回农村的一部分货币工资决不意味着其实际收入的增加，因为其用途无非是消费和农业生产。消费的大部分还是工业品，虽然农村消费与城市有较大差别，但我们决不能以农村维持基本生活的低水平消费说成是实际收入的增长。所以“逆歧视”工资比较模型中，假设的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中汇回农村的全部用于消费部分?是不成立的，其次，用于农业生产的部分情况更糟，据农业部门监测显示，仅2004年3月中旬，由于化肥、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至少使全国农民增加物质投入390多亿元(新华社北京2004年4月2日电，记者徐跃飞、黄金权)，2004年全国农资价格平均上涨10.6%，导致亩均生产投入增加17.1元，2005年农资价格上涨8.3%，使粮食亩均收益减少27元，下降10%，亩均粮食生产投入增加21元，增长10.4%(杨卫军，2006年)，这样，便大大削减了农民工汇回农村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货币工资的购买力。由此可见，模型中的A0不一定成立，或大多数情况下不成立，“逆歧视”自然就很难存在。

三、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城市就业压力很大，但我们不能以此咬定这是农民工进城造成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根本不是同质的。根据人力资本层次的划分，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划分为四部分：一般能力的劳动力、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力、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劳动力、有资源整合能力的劳动力，可综合归纳为两大类：大众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缺乏专业技能，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综合素质低，大部分属于大众型人力资本，而对应的城市劳动力由于技能层次、文化层次、个人素质的多样性，其人力资本类型则包含了两种类型的人力资本。2004年，农民工从事工业的人数为5438.9万人，建筑业的为3380.5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的为1475.9万人，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的为2701.6万人，其它非农产业的为6102.4万人(《中国经济年鉴》2005年)，而且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的多是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技术要求低的工作。据有关城市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有36.69%的城市居民从事白领职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剩下的63.31%的城市居民从事蓝领职业(商业服务员、普通工人)，其中4.817%城市居民为普通工人，相比之下，只有3.36%的农民工从事白领职业，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从事蓝领工作，其中多达68.15%的农民工为普通工人(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年3月26日)，而且由于城市的“正规部门”中存在歧视性就业政策，农民不易进入，这样，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下表)：

可见，农民工进城务工与城市职工竞争性强的主要集中在大众型人力资本，即一些技术水平要求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在技术水平要求高和有很强的制度障碍的城市“正规部门”几乎没有直接影响。

四、是“逆歧视”，还是规模效应

从微观经济学的要素配置和成本变动的角度分析，生产经营的总成本公式如下：

其中TC为总成本，QK为资本量，R为资本价格利率，QL为劳动力数量，W为劳动力价格工资。

在农村劳动力流入前，企业的总成本TC，产出量Q，农村劳动力流入后，使平均工资W减少，即W/R减少，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更为便宜，从而使企业总成本由TC1降低为TC2，在利润最大化驱使下，企业不会使节省的资本闲置不用，这势必使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使产量由Q1提高到Q2，从而使生产经营中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反而可以抵消一部分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就业水平的下降，甚至有可能使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同时，也有可能引起专业技能型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另外，由于农民工进城导致城市工资水平的上涨约束，会使廉价的劳动对昂贵资本要素的替代，从而增加对劳动市场的需求，这样农民工不但不会抢走城市职工的“饭碗”，还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果我们再从宏观角度分析，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还在于由于农民工的存在抑制了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过度增长，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收益预期，并通过低工资水平为城市产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同时，全国农民工一年还可以造就550亿元的消费市场，这些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据陆学艺、部书田等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务工的有1.2亿农民工，则每年被剥夺的就高达1.92万亿元(杨继绳2006年)，非此，城市就会受到限制，城市就业压力就会更大，所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特性，还是城市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再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587元，加之，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左右，农民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农民要增收，农业要现代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消除抑制分工的制度安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还农民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创业自由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学原理的。虽然农民工进城对城市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一种局部的、短期的、有限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打破和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对建立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陶达文，主编.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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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书云，张广宇.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福利缺失问题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4(11).

[5]王志彬，徐玉龙.农村劳动力进城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农业经济，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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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卫军.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6.

[8]李寒.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要途径.农业经济，2005(9).

作者简介：李杰生(1963― )，男，汉族，陕西省大荔县人，1984年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现在陕西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任教，讲师职称。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