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认可的收入差距公允值

人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代表性群体，恰恰是与权力相关的行业或职业群体。

关于收入差距问题，除了基尼系数这个客观衡量指标外，还要考察社会大众的主观公平感，考察社会公众对公平的主观认定。不过，迄今为止，就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的客观事实，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证明社会公众能否承受这样的结果；其次，如果确实是社会公众感觉到了不公平，那么，他们承受的底线在哪里？有没有一个社会公众心理承受的阈值？我们不妨拿这些问题直接去问问广大的社会民众。

北京居民对收入差距的主观认定

2006年5月，我们通过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PPS），对具有北京市户口的15～70岁的北京市民进行了一次入户问卷调查。

我们知道，在操作化层面，有必要把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平的认定分为两个问题来讨论；一是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二是现有的收入差距是否公平。合理与否反映的是人们对各种收入分配结果是否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认同情况；公平与否则反映了人们对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

本次调查就十种有代表性的高收入职业或群体，设计了一组公平感问题：1、他们的高收入是否合理？2、他们与工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公平？3、如果不公平，高几倍为宜？

调查结果表明，在北京城区居民的心中，被认定为收入高既合理又公平的有IT新富豪、私企老板、奥运冠军和获奖科学家；合理但不公平的是金融保险业高管人员和国企高级管理人员；不合理也不公平的是房地产商、等落马高官、政府公务员和演艺界明星。

在合理且公平的群体中，首先，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网络精英的高收入不仅没有让人反感，反而成为现代青年人和学生追求的人生目标。曾在中国富豪排名首位的丁磊就被很多白领青年视为楷模，成为新一代人创业致富的榜样。其次，从个体商贩发展起来的私企老板的高收入也没有引起人们的不满，反而被七成左右的北京居民认为既合理且公平。最后，八成以上的北京居民都赞成获得奥运冠军的体育健儿和获得国家奖励的科学家的高收入既合理也公平。这应该视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对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公平原则的一种肯定。

在合理但不公平的群体中，半数以上的北京居民认为金融保险业和国企高管人员的收入比普通工薪阶层高一些是合理的，但同时有47.8%的北京人认为国企高管的收入对于工薪阶层而言是公平的，有49.7%的人认为不公平。认为不公平的人们提出，国企高管的收入应该只比普通工薪阶层高2.44倍。这应该被视为北京居民对国企各职位等级拉开收入合理差距的心理承受阈值。比较人们对同为高收入的私企老板与国企高管的认同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私企老板的高收入似乎比较宽容，而对国企高管的高收入就有反感：毕竟企业不是你个人的，国企的产权我普通劳动者也有份，你的收入可以比工薪阶层高，但不能高得离谱。

与工薪阶层相比，被北京居民认定为收入差距不合理也不公平的，有政府公务员、房地产商、演艺界明星和像这样的落马高官（腐败分子）。这里原右的北京居民认为既合理且公平。最后，八成以上的北京居民都赞成，获得奥运冠军的体育健儿和获得国家奖励的科学家的高收入，既合理也公平。这应该视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对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公平原则的一种肯定。

在合理但不公平的群体中，半数以上的北京居民认为，金融保险业和国企高管人员的收入，比普通工薪阶层高一些是合理的；但同时有47.8%的北京人认为，国企高管的收入对于工薪阶层而言是公平的，有49.7%的人认为不公平。认为不公平的人们提出，国企高管的收入应该只比普通工薪阶层高2.44倍。这应该被视为北京居民对国企各职位等级拉开收入合理差距的心理承受阈值。比较人们对同为高收入的私企老板与国企高管的认同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私企老板的高收入似乎比较宽容，而对国企高管的高收入就有反感：毕竟企业不是你个人的，国企的产权我普通劳动者也有份，你的收入可以比工薪阶层高，但不能高得离谱。

与工薪阶层相比，被北京居民认定为收入差距不合理也不公平的，有政府公务员、房地产商、演艺界明星和像那样的落马高官（腐败分子）。这里原因很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有56.9%的北京居民认为房地产商的高收入不合理，59%的北京居民认为他们与工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公平。房地产开发商取得的高收入、高利润，直接与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被相对剥夺有关，因此在社会公众眼里，他们的高额收入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第二，对于之流的腐败高官，74.7%的北京人认为其收入不合理，78.7%的北京人认为收入差距不公平。倒是半数北京人对北京市政府公务员的真实看法令人吃惊：有50.5%的北京人认为北京市政府公务员的收入不合理，有54.4%的北京人认为他们与工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公平。这大概是自北京市公务员先于国家机关进行的“3581”工资改革后的首次民意表达和反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利用钱权交易获得高收入的腐败高官，多少对公务员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三，除了落马高官外，北京居民对演艺界明星的高收入评价最低。有61.8%的北京人认为他们的高收入是不合理的，有64.2%的北京人认为他们与工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公平。

这些被半数以上北京人认为取得不合理也不公平收入的职业或群体，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到底差多少合适？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半数以上北京人认为，这四种职业或群体中，房地产商的收入应比工薪阶层平均高3.2倍；政府公务员的收入应比工薪阶层平均高1.9倍；演艺界明星的收入应比工薪阶层平均高2.96倍为宜。至于那些腐败高官，他们的非法收入理应全部没收。

北京居民对收入差距公允值的认定，虽然不能直接视为政府对收入分配调控的目标，但它是民意的真情流露和真实写照，表达了普通市民对社会公平的直观感受。

应该警惕权力与资本结合给社会带来的风险

人们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收入差距拉大，对收入差距的公平认定标准取决于其价值取向。

首先，尽管平均主义是人性天然取向，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概仇富。大多数人承认袁隆平的五百万国家科学奖金拿的合理且公平，认可刘翔等奥运冠军的高收入合理且公平；甚至半数以上的人们对私企老板和丁磊等IT精英的高收入也表示认可。就本次调查结果分析，北京居民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起码归为平均主义、拜金主义和绩效主义三种。这三种价值取向会交替出现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把自己的收入和高收入的人相比时，或把自己的高投入与别人的低投入相比时，人们会倾向于平均主义的公平观；把自己的投入与报酬之比和别人相比时，人们又会倾向于绩效主义的公平观；而各类富豪榜的推出和渲染，又会刺激人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青年人的金钱欲，导致拜金主义倾向泛滥。因此不能抽象地讨论社会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人们的公平观念是建立在其价值判断的基础上。

第二， 对收入差距有不同的价值认同，会使大量民众卷入同一大规模社会运动的风险性降低，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应该警惕的反倒是权力垄断或权力与资本结合给社会带来的风险。

市场化改革时至今日，用人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进行双向选择，自主就业必然会带来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而多元的价值取向，就会避免大量的民众情绪化地卷入同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去的可能性。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人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代表性群体，恰恰是与权力相关的行业或职业群体。因此，我们更应该警惕权力垄断或权力与资本结合带给社会的风险，这种起点与程序的不公平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第三， 目前的分配不公主要是的腐败和非法收入所致，整顿市场分配秩序是当务之急。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被北京居民认定为不公平的高收入群体，主要来自垄断行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违背了机会均等的原则，房地产与当地政府的共同利益联盟不仅成就了中国地产商的迅速暴富，而且把一大批贪官送入牢狱。而要扭转这种局面，整顿市场分配秩序，政府责无旁贷。

第四， 在政府可控的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改革领域，一定要遵循程序公平原则，按“提低，扩中，调高”的顺序来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人为制造新的分配不公。

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正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内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逐步向体现多劳多得的市场分配机制过渡；但如果这个改革过程不注意程序公平原则，就会造成新的和更大的分配不公。在本次调查中，北京居民对北京市政府公务员率先调整工资收入颇有意见，以至于把政府公务员相对的高收入归入不合理也不公平一类。在目前党政机关各项福利仍优于一般国企职工的情况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应取之道。

现在，国家确立了“提低，扩中，调高”的缩小贫富差距手段，在执行中也应该遵循先“提低”，然后“扩中”，最后“调高”的优先秩序原则。此外，还要特别警惕公务员队伍扩大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