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上海故事

有朝一日，要是每部电影都能如此精雕细琢，翻上几“翻儿”，我们何愁没有好片子看？

此奥斯卡非彼奥斯卡，这是一个人名，全名是奥斯卡・路易・科斯多。这位古巴出生的美国制片人兼导演，因为有一个美丽的中国妻子，来到她的故乡上海，写了一个剧本并且拍成了电影，叫做《红美丽》。个中来龙去脉包括花絮趣闻，时下不进电影院但天天通过媒体“看”电影的人们比我知道得多。这里想说的只关于电影本身，具体地说就是，当观众屡屡觉得我们的电影讲不好自己家里的故事时，不妨通过这部老外拍中国的影片，零距离地瞧瞧人家来自好莱坞的功夫。

首先，这个关于女人复仇的悬疑故事，如同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好莱坞电影，套路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可言。弱者向强者复仇，倚靠的是最不可靠的，却原来爱人正是仇家……这些构成戏剧的要素，任何一个都能编出一个基本成立的故事来（所以人家那边的剧作教科书里才会有什么36种标准剧情之类）。从大洋彼岸千里迢迢来拍中国故事，基本框架却还是用一个老套，我想这大概不是简单的“手艺潮”，口口声声对上海有感情的奥斯卡，却没敢轻易往中国文化里伸腿，原因是知道您这儿水深，搞成“洋泾浜”更对不起上海，还是保险一点，大路子上驾轻就熟，内里面再下功夫。其实，世上多数走票房的电影，都是采取类似的策略，既然以愉悦观众为诉求，在人文张力或者思维创新上就无需负载太重。远的不说，就说去年那部《疯狂的石头》，即便看之前就告诉你那故事套了一部英国电影，看的时候照样乐翻，因为真正好玩的是影片的每一个局部。

当穿红旗袍的邬君梅很酷地干掉了第一个仇人之后，我就明白对《红美丽》的“中国特色”无需再期待什么；然而，这多少有点缺憾的心情，很快就被奥斯卡扬长避短地拿出看家本事填补了。这看家的本事，就是在叙事过程中，通过剧情的设计和时空的重组，让似曾相识的故事发生反常规的、让人出乎意料的转化，用行话来说，就是平铺直叙中来几个“翻儿”。

第一个“翻儿”是律师被犯人追问，最终达到心灵的沟通。

就这个故事的“干货”来说，有没有一个律师的出现本来无足轻重，而由于叙事流程采用了时空交错结构，故意在开场不久就让我们知道邬君梅的最终归宿是在狱中，由此引出了律师孙红雷。有意思的是常理中律师向犯人的取证，由于犯人内心的需要变成了她对律师的逼问。就在这有悖常理却饱含人性的逼问――拒绝――再逼问――坦白中，俩人在人格平等层面上达到了某种情感的互动。

第二个“翻儿”是为丈夫复仇的妻子说，是自己逼死了丈夫。

伴随着邬君梅的复仇行为，影片总是刻意营造着某种悲剧感，我们感受到的这种氛围，似乎并不仅仅来自孤儿寡母的凄单无助，而总好像隐藏着什么难言之隐。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地说出了如刀刻在内心深处的痛，原来，是她无休止的欲望酿成了丈夫的杀身之祸。于是，带着深深内疚和自责的复仇，包括其中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的熬煎、义无反顾和怯懦犹疑的两面，就成了本片最有意味的看点。

第三个“翻儿”，是杀手说，本来是要杀你的，但是现在我爱上你了。

虽然这招没有什么独创性，但这个美国人的行为逻辑，并非如最后一场戏葛优损他的那样非理性，而恰恰是一个动态、鲜活的性格。人都是可以变的，一念之差就变了也好，深思熟虑后再变也好，只要他是感情动物，就总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如此说来，把这三个翻儿合起来看，它们都反映着一条思路，就是用开掘人性和人物关系，赋予故事以生命。在奥斯卡眼中乃至好莱坞的制作法典里，这种围绕人物情感和内心世界的笔触，要比所谓真实不真实、像不像什么地方重要的多。

这就是这部被有人称作“穿唐装打领带”的电影的创作价值观。

“……近七年来，上海这座城市的身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多数外国访客来说，她几乎西化到了难以辨认的地步。我之所以编导《红美丽》这部电影，并非由于那些显而易见的表象，而是试图捕捉那些潜移默化、非细察而不可见的东西。不断加速中的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在普罗民众当中所衍生的冲突，乃是我最感兴趣的。”（摘自本片《导演阐述》）

在大学生电影节上很稀罕地见到宁浩，蛰居多日皮肤都白了许多，几个月来他把自己跟一帮哥儿们关在招待所憋剧本，婉拒一切出头露面，包括《艺术人生》春节特别节目。既然《疯狂的石头》是当初殚精竭虑的结果，下一部要想不让观众失落，更是须臾不敢怠慢。我暗暗祝福，有朝一日，要是每部电影都能如此精雕细琢，翻上几“翻儿”，我们何愁没有好片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