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作为一种文学

“时评作为一种文学”，是可能的吧?用一百种不同的文字套式去骂，终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8月中旬在香港某处与“梁公”谈事，他眯着眼睛环顾四周行人，不无感叹地说：“在我眼里香港变得陌生了，”我笑着回应，当然当然，你周一在北京，周三在上海，周五又飞去了昆明演讲，难得一周有两天在香港，文章只替内地写而不替香港写，其实是“在香港眼里梁文道变得陌生了”。

于是谈到他9月将在香港报纸重出江湖、提笔上阵。香港的梁迷有福了。

眨眼梁文道已有39岁了吧?维基上都有的岁数资料，不算私隐。这把年纪说不上是“年轻”了，但若称“公”，尚嫌太早。恐怕是他的外形生得少年老成，而且文笔沉稳，思考缜密，有浓浓的早熟意味，故在内地常被冠以“公”称。张大春曾有诗句“荷锸随身宁惧老，偷针渡劫早称公”，说的本是高信疆先生，或许用于梁文道，亦有合处。而我以老友之身喜跟梁文道开玩笑道，前有梁启超，后有梁文道，异代“双梁”都是广东人也都是青年导师，广东人对中国的贡献，形而上总大于形而下，近年潜心学佛的梁文道总摇头道，别妄语，别妄语。

梁文道今年在内地出版了三本书，其中《常识》和《我执》各销十多万册，影响力惊人，网络上遂有人戏言“梁公是继金庸之后第二位最能在内地卖书的香港作家”。香港某团体最近推出“中学生好书龙虎榜”六十候选书目，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简体书上榜，但肯定今年有，那就是《常识》。特区年轻人读好书兼学简体字，不亦快哉。

《常识》是一本极有编辑概念的书。书内本来都是独立的评论文章，有长有短，议题不同，深浅有异，但都改了标题，一个个的标题关键词撑起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论述系统，以时代风潮为经，以人文思想为纬，对于读者头脑的碰撞力便被放大了N倍。书展期间止庵先生在香港，大家碰面。他亦赞赏《常识》的编辑功力，并问梁文道，是你构思的吗?梁文道不好意思地点头道，是。

梁文道替《常识》写了自序，就时事评论之朽与不朽提出了深刻看法。他认为“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这难免令我联想到台湾作家杨照在《理性的人》一书的自序(他本姓李，故我对他开玩笑道“这套书应该改名《姓李的人谈理性的人》”)。对于时评，杨照自谓曾有一段下笔犹豫，只因完全看不见效益，骂完蒋经国，同样的骂词完全可用来再骂李登辉：用之于李登辉身上的骂词，同样可被循环使用于。因为相同的愚人蠢事像轮回般不断重演现身，他骂厌了，写厌了，提不起劲再写了。

幸而杨照其后找到了继续执笔的理由。他决定写故事，务求在每篇时评里留下丰富多样的人间故事，因为“故事比日夜川流来去的新闻有趣、迷人，而且让人难忘。就新闻写新闻的评论文章，等到新闻消失被遗忘了，就没有任何存留价值了，用故事来搭配对照新闻，新闻消失了，故事还在，还值得被听到被流传，被拿来映衬其他现实生命经验”。当读到此段，我极想电邮杨照问他一句：不管值不值得，至少你在执笔的时候，总会感到写故事比写纯评论过瘾得多吧?能令作者写得快乐，已经很值得。

所以我想说的其实是：时评有效没效是一回事(如梁文道所说只是“现实意义”)，但在时评写作的技艺上，或可自成一套文化美学价值系统，个中自有坐标，朽或不朽，优或不优，执笔者自己心里有数，文字同业或内行读者同样心里有数。

“时评作为一种文学”，是可能的吧?看高手出招使剑，能否溅血杀敌是一回事，仅看剑舞飞动如繁花似锦，已是极佳的享受了，用一百种不同的文字套式去骂，终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至少我个人就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年。成败与否，由人评说，最关键的是，我自己，写得高兴而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