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赏心”创作浅析

摘要：谢灵运出身豪门世族，才华横溢而渴望仕途名就，但受到当朝权势的排挤而郁郁不平，遂隐迹山林，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其诗歌在精描细刻发展了山水写景艺术的同时表现出比较多的抒情因素，而这种抒情受到当时竺道生佛性说的很大影响。

关键词：谢灵运；赏心；诗缘情；佛性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018-02

谢灵运以其绝世的才华，桀骜不逊的性格，身处晋宋之际思想杂糅、文学复兴、学风重博学多通的特殊时期，其思想、创作上自然能够杂取百家，儒道佛的思想都能在他身上找到明显的痕迹。但因其政治上受到当朝权势的排挤而郁郁不平，遂隐迹山水，以山水诗来怡情悦性、抒发性灵，来缓解这种内心的不平，其诗歌创作更多的从现实走向自我内心。本文试从竺道生佛性说对谢灵运诗文创作影响的角度的来分析一下他诗歌中的抒情因素。

作为谢灵运诗歌创作从现实走向内心倾向的一种表现，“赏心”一词在其诗中多次出现，比如：

“行行即长道，道长息班草。邂逅赏心人，与我倾怀抱”（《相逢行》）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

“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

“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酬从弟惠连》）

“赏心”一词的意思，《文选》李善注曰：“欣赏之心”，五臣注曰：“识我心者”，黄节《谢康乐诗注》兼取两种意思，顾少柏《谢灵运集校注》注曰：“赏心，以心相赏。犹言推心置腹，指好友间无所不谈。”不管是哪种解释，都是诗人在山水欣赏中或领悟玄佛之理，或与好友谈佛论道，都是追求自我心灵的宁静淡泊，达到一种内心的精神满足，在诗中表现的是一种对自己主观心灵世界的关照。在欣赏谢灵运诗歌对山水之美精细描摹的同时，我们同样也能从中感受到谢灵运内心情感的闪烁。

诗歌注重诗人情感的抒发在陆机《文赋》“诗缘情”中就已经得到关注，但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中感情的来源注重的是外物的感发作用。一直到南朝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也是强调诗歌起源于外物的感发，且重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谢灵运主要是将“性情”作为诗文创作的缘起，由现实社会走向自我的内心。其《山居赋》序曰：“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世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作乐，而以作赋。”创作中的“言心”与“即事”，谢灵运追求的是后者，诗人更加注重的是对自己心灵的表达，并强调其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诗人的诗歌创作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产物，这与其玄学思想有关，但主要还是源于其佛教思想。佛教在这一时期帝王群士间盛行，谢灵运自然也会在佛教中寻找精神的寄托。我们从谢灵运的诗文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受到佛教的影响，具体到其“赏心”，则与大乘涅佛性学说密切相关。

佛教发展到晋宋时期，大乘涅佛性学说代替了风行东晋时期的大乘般若学成为当时佛教思想的主流，佛教理论的中心也由般若学的本体论转向了涅学的心性论，揭示人是否具有成佛的内在根据的真实问题，为解决现实中人们摆脱烦恼问题提供了一种根据，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竺道生是其代表，他提出顿悟成佛说，认为“一阐提”人皆可成佛，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却因其势单力薄受到排挤，但谢灵运写了著名的《与诸道人辨宗论》对竺道生的学说公开表示支持，并在其基础上有自己的发挥。其中，他有句话说：“物有佛性，其道有归。”不仅认为“有情”众生皆有佛性，就连“无情”的物也有佛性，而且他们都有其道而归于佛理，这就彻底地贯彻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

谢灵运之所以能接受竺道生的这种佛教思想当然与他自身的经历、人生思想有契合之处。门阀高族出身而又强烈仕功愿望的谢灵运政治上的不顺心，于是希望能用佛学思想来调整自己的这种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的苦闷与不平，找到人生新的平衡点，而竺道生的顿悟成佛的思想却能让谢灵运在山水欣赏中通过一种自觉的顿悟中灭除情累、体悟佛理真知，从而达到对现实的精神超脱，取得内心的暂时性平衡。

而这种超脱顿悟中体悟佛理真知的思维方式其实带有一种唯心主义的色彩。他所要体悟的佛理真知的“宗极”，有一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的性质，而悟佛的顿悟之方法也强调顿悟者内心的平和澄静，以期达到与佛合一、物我皆忘的超然心理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对主体内心的深切关照，并且注重主体自身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主观创造作用，是主体对内心的一种自我反省与体验。

大乘佛教佛性说影响之于谢灵运诗创作，则强调诗人对自我心性的表现，注重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创作中的作用。皎然《诗式》中说过：“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这里的“空王之道”就是指佛教其中也包括佛性说对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影响。他自己也在其《归途赋序》中写道：“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徙，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事由于外，兴不由己，虽高才可推，求怀未惬。尽量分告退，反身草泽，经途履运，用感其心。”“事由于外，兴不由己”，是有感于外物现实而发，所以会“求怀未惬”，因此要“用感其心”，由自己内心出发来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强调在创作中抒发自己内心体验的重要性，以此来摆脱现实中不平，满足自己内心精神的惬意。

谢灵运注重自我心性的表现，但这种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往往是通过“理”的形式出现的。试看《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o。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

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a视乔木杪，仰聆大壑。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

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此诗写于元嘉二年（公元425年）春，诗人从南山新居经巫湖返回东山故居是晚眺春景。前两句交代游程，接下来写诗人见到的各种山水风光，最后六句则是诗人在此基础上悟得的“理”：身处美丽的山水，心里非但不会厌倦，而且让自己更加热爱留恋。不是因为远离高洁之士而惋惜，只因为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与自己同游，孤身一人，内心不是滋味，但赏心若废，山水之美无人欣赏，其中蕴含的真理又有谁来理解呢？

谢灵运希望的是通过佛理的体悟到达到对自己内心苦闷不平之情的节制，最后达到对现实的超脱。虽然由于其心里面的仕功之心始终萦绕心头，没有达到这种希望，但至少在这种努力体悟玄佛之理的过程当中，已经走向了自我内心，诗中表现的也是自我经历与体验基础之上得对山水的审美，以及最后有感而发的对佛理的体悟，这些都是诗人内心的产物，我们仍然能够从诗中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情感。在《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我们又何尝感受不到诗人隐居山中，孤独无友，内心寂寞的感情呢？

谢灵运诗歌中少了现实的关注与表现，虽然也有，比如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写诗人在永嘉郡带领百姓栽种桑树，促进养蚕事业的《种桑》诗写道：“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浮阳骛嘉月，艺桑逸闲隙。”但是诗人整体上是逐渐由现实向内心倾斜的，尤其是在被傅亮集团排挤外任永嘉之后，对现实的失望，所以走向内心，再结合诗人佛教思想以及早期的玄学思想，诗人希望在自己的山水世界里构筑的是一个脱离现实而内心自我圆满的精神家园，虽然并未真正实现，但作为诗人一种主观内心的追求，在对山水景物的描摹与理的体悟中寄托了诗人的情感。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已经出现了抒情倾向，后来谢眺等人的山水诗中注重情感的表现以及与景的融合，则是在继承谢灵运山水诗抒情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发展与成熟。

参考文献：

[1]黄节.谢康乐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葛晓音.谢灵运研究论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