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动因

摘　要：本文通过观察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的国际需求、我国的人口结构对劳动力和储蓄率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贡献占比提升的可能性和沿海、内陆发展的差异化，尝试分析我国目前至2020年宏观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原因。

关键词：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增长结构

中图分类号：F061.2；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4.5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26-03

一、未来潜在增长率测算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需求降低的影响

全球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之后进行调整，迈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潜在增长率都会有所降低。这样一种态势可能会维持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根据IMF数据，2004—2007年全球平均增长率高达5%；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和随后的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显著回落甚至负增长（2008年2.8%，2009年-0.6%）。尽管2010年明显恢复至5.2%，但主要受各国宏观政策的强力刺激推动，经济自身的增长动能尚未恢复，其后遗症在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中显现出来，2011年全球增速再度回落至3.9%，并且IMF对2012年的最新预测再次下调至3.5%，未来恢复至危机之前的水平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从20世纪80、90年代科技革命明显提升劳动生产率、90年至今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释放和全球贸易进步以及2000年后全球房地产繁荣，尚未找到新的方向。另一方面，“从全球经济结构角度，会出现一个经济的再平衡过程。这个再平衡早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真正进入再平衡的调整则是在危机过程中以及危机之后。危机“迫使”一个本来早该进行的调整过程成为现实。毕竟，再平衡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而这种转换过程是相当痛苦的。这是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增长方式的扬弃，甚至是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需要体制机制的转换，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者都来重新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再平衡是相当困难、耗费时日的。并且，这样一种增长动力的转换，在短期内还会导致增长速度的放缓”①。

（二）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影响有限

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过去10年间，中国劳动力的增速已经出现明显下降，特别是年轻人口数量已经出现减少。有些人担心随着“人口红利”结束，中国劳动力增长势头放缓并在2015年后转负，中国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但实际上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

首先，劳动力增速下降并非新现象。事实上，中国劳动力增速在70—80年代初曾高达15%，但到2005年已大幅放缓至约7%，2010—2015年期间这一增速还将从5%下降到3%，但下降速度比1970—2005年缓慢得多，并非一夜之间就发生，并且有多种因素可能部分抵消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如机器代替人力可以减缓劳动力成本对总成本的冲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链内移可以降低运营成本等。

其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夸大了，通过比较过去30年中每隔5年的劳动力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发现，90年以前劳动力增速超过GDP增速，90年代以后则明显落后，显示劳动力增速的波动对经济增速并没有实质影响。

因此，GDP增速不仅取决于劳动力规模，也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之所以劳动力增速急剧下降并未影响到经济，是由于劳动力重新分配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发挥作用。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一系列改革，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裁员分流，发展加工贸易推动出口，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等。这些改革使得四川和湖南等内陆省份的农民迁移到沿海地区，成为富士康、戴尔等跨国公司的企业员工，同时国企前员工也转向私企工作。

而对于未来10 年中国劳动力增速放缓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的判断，同样在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方面得益于设备升级和劳动力的再分配，另一方面受益于劳动力质量的明显提升。

从劳动生产率提升角度看，过去10年主要通过劳动力转向更有效的地区和部门来实现。如今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未来的装备升级，机械替代人工的趋势已经出现，将进一步推动沿海地区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同时，内陆省份工业化的势头依然强劲，并将在未来5年将继续下去（戴尔、惠普和富士康等跨国公司正将生产基地从沿海地区转移至内陆省份）。产业转移意味着内陆省份的劳动力分配将可能复制沿海省份的经验，从而劳动生产率将实现强劲增长。

从劳动力的质量提高角度看，当前中国教育水平仍偏低，25至29岁的工人只有不到15%有大专以上学历，35岁以上的工人，这一比例不到10%。随年轻一代教育水平提高而老一代陆续退休，今后几年总体劳动力教育程度将更高。通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可以发现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上升潜力巨大：OECD国家中（包括韩国），几乎所有符合入学年龄条件的青少年都有就读高中，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约80%。

从量化角度同样可以论证上述论点。按照 “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 来看，过去20年中投资（即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分别占GDP增长的62.4%和33.5%，而劳动力的作用十分有限，仅占4.1%。

（三）投资仍将维持高位

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高储蓄率，在资本账户未开放的情况下，这直接导致了投资的高增长。但中国储蓄率并非一直像现在这么高，90年代一直停留在35-40%的水平，只是2000年以来大幅上升，在2007年攀升至50%以上。这导致中国的投资激增，同时经常账户盈余高达GDP的11%。究其原因，是我国人口结构特征所决定，这段时间正是储蓄者（25岁到64岁）超过了净消费者（小于25岁或大于64岁）人数之时。不同年龄段的储蓄行为不同：成年劳动者需要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尤其在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尚不完善、医疗教育消费巨大的情况下，更需要积累储蓄；而退休人员和青少年尚未产生收入，因而是净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