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翻译学中的翻译交际功能手段

［摘要］本文对翻译交际功能手段的本质进行研究，并着重阐述形成交际功能手段的理论基础。此手段在翻译过程中强调语言和非语言手段的相互作用。根据此手段，翻译过程可以成为一种通过译语的词汇单位和句法结构对原语相应单位和结构进行改变的过程。

［关键词］交际功能手段 翻译的对等性 交际意向 篇章的主导功能 交际效果

［中图分类号］H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38－02

每个时代的翻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要求、任务和标准的理解都是不同的。翻译理论方法都不是随意翻译的结果，它体现社会现今翻译学发展阶段对翻译活动所提出的要求。

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产生首先是从相关语言学的发展开始（即20世纪30年代以语言学为中心的多语言的同步研究及多语言体系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出现了语言学翻译理论并得以发展，А.В.Федоров在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把翻译看作是“与语言和文学相关的创造性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两种语言连接在一起，用一种语言手段解决另一种语言的任务”[Федоров,15]。类似的翻译手段为学者们提出了一些现存问题，例如，翻译中语言间相互关系的确定、翻译中处理方法的分类、非等价词汇的翻译、专有名词和熟语的翻译、原文和译文的分歧等。对这一方向的研究终归是关注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的契合与分歧，并把翻译理解成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一种语言符号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符号。最为典型的就是Л.С.Бархударов的观点。这种对翻译的态度在当时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在И.И.Ревизин和В.Ю.Розенцвейг的《一般翻译和机器翻译基础》（1964）一书中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对告知的转变，或是变体。

显然，上述观点与翻译的交际功能手段没有任何联系。它具有局限性，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中译者本身的活动。

翻译理论思想最大的飞跃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涌现出大量译作和翻译问题的专著，大多数新观点都依据俄罗斯境外研究（Ю.Найда, Дж.Кэтфорд）。而俄罗斯本土则出现А.Д.Швейцер的著作《翻译与语言学》（Швейцер,1973），与其后续著作《翻译理论：地位，问题，方法》。而А.Д.Швейцер的观点也是在境外众学者（Г.Йегер,О.Каде, Г.Тури,Ю.Найда）创作研究和观点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来源于莱比锡学派的翻译理论基础。

А.Д.Швейцер的观点中，主要概念是关于交际目标、交际效果以及考虑到篇章的广泛需求而划分的篇章功能主导等。有关翻译活动任务的观点主要是依凭О.Каде提出的交际活动图示理论。О.Каде很准确地划分了翻译作为交际活动的现有阶段：1.翻译活动，本质上可分解成两个有相互关联的交际活动――发出者与译者的交际、译者与接受者的交际；2.译者轮流扮演接受者与发出者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交替本质上影响着翻译过程[Швейцер,63]。交际通过篇章的形成来实现，因此А.Д. Швейцер对篇章的功能性特点特别重视。

篇章的这类特点绝非偶然产生：它们是由话语发出者的交际目标所决定的，篇章的接受者可以理解篇章作者的意图，并对接受者产生交际影响。由此А.Д.Швейцер提出了三段式因素：1.交际意向，即交际目的；2.篇章的功能参数；3.交际效果。对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А.Д.Швейцер认为，译者在原文篇章的功能主导基础上揭示以此篇章为基础的交际意向，并创造最终的篇章，试图达到与此意向相关的交际效果[Швейцер,147]。

这一观点的成立也受到莱比锡学派代表А.Нойберт及美国语言学家Ю.Найда的观点的影响。从А.Нойберт的观点中А.Д.Швейцер把翻译的相符性划分成两种形式：1.原文内容与译语标准的相符；2.翻译语用角度的相符[Швейцер,76]。而Ю.Найда在翻译理论中加入了翻译获得者的反应与原文获得者的反应相一致的功能等价性概念。

交际功能的出现意味着翻译理论逐渐在医治自己的“儿童病”，此病的症状就是对所译篇章的语言本身的组成部分特别关注，注重翻译上的转换。

现今在研究翻译特点、影响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各个因素的时候，找到了一个领域，对于交际参与者，也就是说对于带有指令和意向的原文创造者和对于带有对译文反应、需求和民族文化特点的译文接受者来说，这一领域至今还是空缺的。换句话说，产生了翻译过程的“人化”，摆脱了一般的、由一种语言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技术转化，而变成一种按照В.Н.Комиссаров说的“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更广泛范围”的研究。

“翻译的交际功能手段”概念首先在З.Д.Львовская的著作中使用（Львовская,1985）。她认为翻译过程总的来说是言语的理解和产生的过程。应该在人的言语活动领域即交际层面寻找翻译理论的主要标准和出发点。交际手段的概念基础是语言意义和言语涵义两个概念的区分，包括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从属关系[Львовская,75-76]。

把翻译过程看作是言语活动类型进行研究是本文的重点，原因如下：

1.言语交往的最终阶段是把交际涵义从篇章中分离出来。但是解释者可以在对比语言意义和对每个言语环境来说很重要的非语言因素的时候理解篇章的涵义。然而，涵义的语言和非语言构成的一般规律，不管在原语篇章的生成与理解过程中（“原文作者译者”），还是在译语篇章的生成与理解过程中（“译者译文接收者”），都是表现在交际层面的。

2.每个准确构建的篇章都具有语用方向。在两种语言接触时，译语篇章的语用方针原则可以考虑一系列与文化历史、民族、社会和操译语团体的相关特点的一系列补充因素。这些因素同样要求在交际层面进行考量。

3.必须关注篇章涵义的语言和非语言成分，即关注交际层次，此研究方向超出了对语言间体系、规范、惯例层次上现存特点的研究。

4.评判翻译过程的主要业务原则与译语和原语篇章相符性的主要标准就是两种语言篇章的交际功能的相符性[Львовская,75-76]。

与初期翻译理论中使用的方向相比，З.Д.Львовская大幅度拓宽了翻译过程的研究领域。本质上，融入了两种语言交际的全部过程，此过程由原语篇章的生成开始，由译语篇章的解释为结束。换句话说，此过程是指交际过程，它具有一定的结构，并对自身无论是语言还是非语言成分（非语言成分特别重要）都产生影响。

如果把З.Д. Львовская的观点看做是翻译过程的一种模式的话，那么这一过程可如下进行：

在初级阶段，鉴于交际参与者与言语环境的相互作用，在交际参与者的意识中形成了言语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即主要交际任务）。动机和目的通过创立有一定涵义和思想结构的篇章而得以实现。在这一阶段可以选择一系列语言手段来表达篇章中的思想来形成篇章。

在下一阶段，篇章涵义的解释由篇章接受者去完成。在两种语言交际的条件下解释者就是译者，译者会把篇章的概念意义与言语环境的构成成分相对照。在此基础上，由篇章提炼出其蕴含意义，由此可以看到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译者本人所知的背景知识。

再下一阶段是带有原语篇章意义的译语篇章的形成阶段。在译语篇章中帮助表达意义的语言手段与原语篇章中的语言手段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是指语言和非语言因素。

在最后一个阶段，译语篇章的接受者对其篇章的涵义内容进行阐释，并把此篇章的概念意义与言语环境的构成成分相比较。

在这一观点中，言语环境起重要作用，若不考虑言语环境就不可能正确地形成原语篇章，也不可能解释译语篇章。言语环境可以定义为篇章作者的个性、言语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篇章解释者的个性、交际地点和时间、言语对象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Львовская,90]。这里，在言语环境的构成中可分为两类情境――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交际环境（包括篇章作者的个性及其动机和目的，交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解释者的个性），在篇章中描述的具体环境（包括言语发生是关于什么或关于谁，所描述的行为或事件的地点和时间，篇章中描写的人物、实物及现象特征等）[Львовская,92]。

所述理论观点与早先的翻译模式有些不同，特别是与И.И.Ревзин和В.Ю.Розенцвейг提出的情景指物模式不同。情景指物模式只考虑到理解原语篇章与生成译语篇章的语言学因素，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所指物是由原语中一定的语言单位所指，借助什么样的语言单位能够指称译语中的现实对象。而З.Д.Львовская坚持认为应该考虑到非语言学因素，准确来说是考虑到语言学和非语言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З.Д.Львовская并没有忽视言语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言语不是一种自行构成存在的，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手段。“无论言语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它都是一种影响信息接受者及其意识与行为的意向”[Львовская,123]。按此观点，篇章的意义结构中不仅可以分离出语义亚结构，而且还可以分离出语用亚结构。“篇章的语用亚结构的顶峰通常是由篇章的主要构想、篇章的首要任务所构成的，即篇章生成的主要交际任务[Львовская,130]。其实，这种主要交际任务要通过译者在翻译原文时候来体现。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中介，翻译通过翻译活动可对译文接受者产生影响。由此，对译文接受者产生影响的任务是艰难的，因为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下存在差别，这种差别是由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与社会团体的分属不同而造成，这是其客观原因；而主观原因在于个性层面的不同造成（包括兴趣与职业、政治观念、背景文化知识、个人喜好等）。译者的任务就是通过相应的篇章语义亚结构的变换来减少差别，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同一的篇章是不存在的。因此原文作者在说到译文对等性并遵循现实性原则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根据地指出“译文篇章只是从本质特点上对外语接受者产生的影响，而与原文对其接受者的影响效果并不完全一致”[Львовская,155]。

Л.К.Латышев为翻译交际功能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翻译满足了一定的需求，同时译者满足了社会需求，并由此指引社会制定。Л.К.Латышев的观点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翻译的社会功能概念。他认为翻译的社会功能是“翻译能够保证两语言间接地交流，这种交流与一般同语言交流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Латышев,15]，因此翻译的社会功能取决于在作为语言中介者的译者帮助下参与交际的人们能够直接地交流。此外，翻译的社会功能在传统需求中也有所体现，根据译文篇章的传统需求，如果接受者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语言，就应该使接受者像看原文一样地理解[Латышев,10]。译文在完成其社会功能时所遭遇的障碍就是民族语言障碍。民族语言障碍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借助译文交流的交际者是操各种不同语言的，而且是因为交际者之间存在各种差别，这些差别决定了此交际者隶属各自的文化。民族语言障碍的构成可分为：原语和译语体系与规范不同；操两种语言的人的言语习惯不同；操两种语言的人的信息储备存在分歧。译者的任务就是消除民族语言障碍，因此，翻译是民族语言的传播，即“交际的最直接传达，在此过程中译者要完成对典型的民族语言特征的转换”[Латышев,23]，同时保留交际参与者的个性特征。消除民族语言障碍后的交际对译文的接受者会产生影响，但是译文接受者的反应能完全符合原文接受者的反应是个理想状态，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正如之前所述，翻译已开始在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更宽的范围内研究，“交际”一词是最基本的，因为它能够预测到一切带有需求、动机、目的，并对所理解的篇章有所反应的“活的交际者”的存在，由此在现实言语环境中产生的相互作用就是由翻译在两种语言的交际环境下完成的，这其实也是翻译的交际功能手段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1]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и:Учеб.Пособие.М.,2002.

[2]Львовская З.Д.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а(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испанского языка).М.,1985.

[3]Латышев Л.К.Технология перевода:Учеб.пособие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с нем.яз.). М., 2000.

[4]Латышев Л.К.Перевод: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практики и методик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М.,1988.

[5]Федоров А.В.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Линк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2-е изд.,перераб. М., 1958.

[6]Швейцер А.Д. Перевод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Газет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и воен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М.,1973.

[7]Швейцер А.Д.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статус,проблемы,аспекты.М.,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