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黄裳

黄裳去世后，关于他与同代文人的关系，引起诸多议论，想来颇为有趣。黄裳是难得的文章家，一生往来于学界、文坛之间，朋友甚多。钱锺书、汪曾祺都与其有交往，留下的话题牵涉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神经。其间与汪曾祺的友情，是颇可一谈的。

汪曾祺年轻时在上海做过中学教员，工作不遂心，他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希望换一个地方。沈从文觉得他文字好，通美术，也许到博物馆更为合适。于是给在南京博物馆的两个画家李霖灿、李晨岚去信，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信中说：

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做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何想法，我再写信给济之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8卷，46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沈从文的推荐，一时没有见效。汪曾祺显得无可奈何。而这时候他结识了黄裳、黄永玉，便在枯燥中平添了诸多趣事。

黄裳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有名气，随笔天分高，乃沪上名笔。汪和他一见如故，两人同逛书铺，相饮而歌，在那时候是密切的一对。黄裳《故人书简·记汪曾祺》云：

认识汪曾祺，大约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顷，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酒馆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

为什么到巴金那里去，大概是沈从文介绍的，也许与萧珊熟悉也是一个原因。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扎堆，那是自然的。汪曾祺由于多重因素而受到巴金的提携，是一直念念不忘的。我有时想，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小说，汪曾祺说不定也会成为黄裳那类人物。我读汪氏的一些笔记，谈古书与艺林旧事，风雅毫不逊与黄裳，有的更为传神，但他偏偏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注意的倒是《聊斋》式的笔意，写人间草木与凡人轶事，于是运笔就有了黄裳少见的韵致。那是小说家的天赋，其文介于故事与谈话之间，诗词与序跋之间，就超出了一般文人的格局。对比鲁迅与周作人，我们就可看出，前者的峻急、深幽，是小说与哲思的对碰，延伸着张力，而后者止于小品之调，遂不出明清文人的笔记，灵动的一面就少了。小说家写随笔，倘通些旧学与西学，有点杂家气，就比一般的散文家高明。孙犁、叶兆言的文字在某些方面就是要比一般散文家有宽度与深度的。

黄裳的文章多，勤于书话，是不可多得的杂家。汪曾祺在学问上大概要逊于他。黄裳虽为报人，却很留意学问家的动向。对版本学与文物情有独钟，见识不凡。他的文章介于周氏兄弟之间，谈历史掌故与文人习性，飘逸多姿，为文坛中罕有之人。钱锺书、沈从文、俞平伯都看重他，在报人中，被学界认可的读书人，他可能是最重要的。

黄裳回忆汪曾祺时，言及当年的通信，有一封一九四七年的信件，汪曾祺的语言很怪，对黄裳很有好感，也能够看出彼此的友情：

黄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当在涮羊肉之后也。今日甚欲来一相看，乃舍妹夫来沪，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当陪之去听慧珠，遇面时将有的聊的。或亦不去听戏，少诚憩也。则见面聊些什么呢？未可知也。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谈，莫见怪也。慢慢顿首。（苏北《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

看此信，能嗅出汪曾祺年轻时候的狂傲的气息。喜酒、爱戏，加之交友之乐都有。他和黄裳对戏剧都有研究，彼此写过一些谈戏的文章和信件。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旧式文人的爱好。那时候的黄裳、黄永玉对汪曾祺都很看重，以为大有潜力。他们之间的互相欣赏，现在看来也是一个佳话。

我编副刊时，刊发过黄裳、汪曾祺的文章，印象是精善秀雅，字迹好，有书法家的痕迹，文章舒朗自在，学识暗含其中。他们阅读面广，读人亦深，文章是有力度的。近几十年间，讲版本与藏书的文章，能及黄裳者不多，而言草木虫鱼，汪曾祺则是佼佼者吧。他们在一些地方有些神似，尤其涉及明清前后的野史，连叙述的口吻都是一样的。如黄裳《倚声初集》：

南陵徐氏所藏诗余最富，年来余所收不少，多明刻善本及清刻零种，曾嘱书友更为余致之，久而无所得，亦淡忘之矣。一日过来青阁，见架上有旧本诗余数种，即得其康熙刻之古今词汇三编，有积余藏印，即寻书出谁何，估人告积余生前以词集二十许箱售归林葆恒，即卷前钤印之庵也。为之狂喜，即嘱陆续更为余致之。一月后乃见此本及荆溪词、瑶华集、记红集、词洁、留松阁十六家诗余等，以百金易之。皆罕见难求之册，一旦收之，大快事也。（《来燕榭书跋》，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这样的文章很好玩，学识见解都有，是殊为难得的。黄裳的学识与见解，汪氏颇为欣赏，他在讲到在上海逛书摊时，提及了这位书友。《读廉价书·旧书摊》云：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实大概是想好好学学英文，但这本《威尼斯商人》始终没有读完。

我倒是在地摊上买到过几本好书。我在福煦路一个中学教书。有一个工友，姑且叫他老许吧，他管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开水，还包几个无家的单身教员的伙食。伙食极简便，经常提供的是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他在校门外还摆了一个书摊。他这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于校门内侧，手里做着事，择菜和清除铁壶的水碱，一面拿眼睛向地摊上瞟着。我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

我曾经买过他一些书—那是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纪念的有两本。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现在大概还在我家不知哪个角落里。一本在我来说，是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我对董西厢一直有偏爱，以为非王西厢所可比。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字大，纸厚，汤评是照手书刻印的。汤显祖字似欧阳率更《张翰帖》，秀逸处似陈老莲，极可爱。我未见过临川书真迹，得见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万有文库”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这个向不藏书的人，是视同珍宝的。这书跟我多年，约十年前为人借去不还，弄的我想到用汤评时，只能于记忆中得其仿佛，不胜怅怅！（《汪曾祺全集》第3卷，37页）

对比二人的文字，彼此的个性就看出来了，黄裳一旦进入版本话题，就十分专业，愈说愈深，痴意绵绵。汪氏则偏于经历与书的漫谈，他的书趣之乐固然很多，而不及书外的人与事更引人为乐。孙犁好像也有一点类似的样子，记得读过一篇《野味读书》，与汪曾祺行同一调，此为小说家笔法，自然有些弦外之音的。

说起来二人的性情，在一点上是相近的，那都是慈悲的人，对现代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风潮来了，被裹进去，也并不焦虑，不前不后，不高不低，跟着走就是。对比张中行这样的人，他们就“入世”得很，看人看事还是有一般的伦理尺度的，或者说是不逾矩。而张中行是逾矩的，因而走得就比常人远，此乃哲人之旅，常人怎么及之！

但随着大流走，并非没有操手，二人至少在审美追求上，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他们在喧哗的岁月保持了一份宁静，以沉潜之笔画出山河之色与人性之光，都是深远的存在，读之可久久驻足。写作并非都是自娱，也有抵抗的意味。社会都如此就好么？个性的表达都该有自己的空间的，何必与人一样呢？所以，对他们来说，能在有限的园地，拓出一点未曾有的颜色，冲出荒凉所在，也是一种快慰。傅山的书法与散文，在明末大放光芒，大概就是逆俗所致。徐文长晚年灵光外现，以凡笔而写出神韵来，也是对流俗反抗所致。黄裳与汪曾祺不是不知道此点，他们有时就走着类似的路，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醒我却醉，总要和世界有点距离的。

汪曾祺晚年出名之后，脑子并不发热，有几个人他是佩服的。一是孙犁，一是黄裳，因为那文字有常识与情调，而且二人都是革命队伍过来的人。革过命的人，并非都横刀立马，有时候不免有小桥流水和曲径通幽的趣味。在汪曾祺看来，社会变革与人间潮流，抗不了是真的，只能顺。但顺之中，也要有点小反抗，不被风潮把自己卷得太远。在无人的地方，慢慢地行走，心与上苍交流，世道人心，总免不了凄风苦雨，而文章家的乐趣，乃在于建了自己的亭子，在风雨之日寻了片刻宁静。读这些人的书有时就觉得，人生有时停下来，不急于走路，环视四周，也内看己身，是很好的。

许多年后，黄裳回忆与汪曾祺的交往，还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的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

…… 汪曾祺致黄裳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请作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并非我不喜欢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无锡，碰到高晓声、叶至诚。

一路上逢参观学校，必有大会。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不以为苦，而以为乐。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名声鹊起以后的事。（《也说汪曾祺》，引自《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

黄裳的回忆里透出许多信息。他们相知的深没有问题，但彼此差异较大，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报人做久了，厌倦应酬是自然的。可是汪曾祺晚年并不拒绝应酬，也许是真的没有耐得寂寞吧。他喜欢与青年人交往，交游也是不反对的。这在黄裳看来大概有损文气，应引起警觉。所以他和汪曾祺不同的是，更能沉潜下来，默默地在书海里游走，不为外物所扰。汪曾祺不得高寿，乃痴心于现实的美意，自己深陷艺术的享受里，饮酒、游玩，散失了许多时光。不单纯隐含在诗意里，而是多享世主义式的快慰，这样的洒脱，黄裳没有的。他清秀的文笔也透露出一种寂寞来。唯有诗情是可以自娱的。寂寞也有美，黄裳似乎是这样的。

在精神的气质上，黄裳先追随周作人，后靠近的是鲁迅传统，可一生也没有摆脱周作人的影响。而汪曾祺与鲁迅隔膜的地方很多，道是不同的。一是没有鲁迅式的批判意识，不喜欢金刚怒目式的存在；二是认为安静的文字可能紧接人性的深处，总有美妙的一面，比如沈从文就是这样。黄裳是喜欢打笔墨官司的人物，对不喜欢的东西，愿意说一些刺耳的话。表里一致，也未尝没有偏执之处。汪曾祺有牢骚多在私下说说，很少形诸笔墨，以和为贵，不伤于人。这样的选择，是审美的差异，其实未尝不是人生观的差异。在散文的写法上，黄裳趋于古朴，汪曾祺则是清淡也有，温润也多，更有些意思。他们的文章，在中国是少有的好的。而汪氏富有变化，那是黄裳不及的地方。

汪曾祺在内心是佩服黄裳的，因为他有学问，文字也属于高水准的。一九八八年，香港要搞一个飞马奖，奖励中国的作家，他推荐了黄裳，但黄裳拒绝了。汪曾祺当时如何想，不得而知。从他们晚年的情形来看，路径真的不同，好像也有隔膜的地方。黄裳越来越像个学者，汪氏则还是社会的游走者，随意而好玩。我们把这两个老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审视，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存在。人间的路，总是不同为好。各自的行走，有着各自的快慰无疑。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有时想来，是可久久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