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草木虫鱼”

少时读书，无法可循，无经典可参照，读的大多数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很多都是名作家选集或者名篇选集之类的读物，认识汪曾祺就是从这些选集中获取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名家，为啥偏偏对汪曾祺的文字印象最深？大概就是感觉到他的文字与那些主旋律的名家不一样。

《老头儿汪曾祺》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性质的书。其中提到，他的孙女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老师让学生从文学名著中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以便写作文时应用。她把名作家爷爷的书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好词儿，因此断定：“爷爷写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后来还真诚地帮助爷爷分析一下他的文章为啥“不咋样”，总结出了三大罪状：一个是中心思想不明确；其次是段落分得不好，最后是乱用标点符号。因此在学校老师眼中，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最多得个“二类中”，也就是七十多分吧。

这话现在看确实有几分逗乐，孩子的乐趣透着十分的天真。但是孙女的分析大体是不错的，我们小时候读书，认为最好的散文是杨朔的《荔枝蜜》，尽管从来不知道好在哪儿，总觉得都收到语文课本里了，当然是最好的。但阅读的天性是靠直觉，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文字不是语文课本能灌输的，业余翻书的时候读到汪曾祺，总觉得这个老头写的东西跟那些名家不一样。虽然说不出来好在哪里，但已经能感觉到这是另外一个阅读的世界，是课本的那些范文所不能给予的。

《老头儿汪曾祺》中提到一个私下里的段子，大意是汪曾祺跟家里人聊天时说对解放以来散文评价都不高，认为不少作品“不是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就是过度抒情，顾影自怜，文字过分雕琢，败坏了中国散文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老头儿从隔壁房间出来说：“散文配乐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这两位“大家”都有文章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作为范文推崇。小时候读书，我们写作文就从这两位散文大家中总结出某种套路和模式，一套一个准儿。不过，长此以往写作文，味同嚼蜡。

汪曾祺曾提到现当代作家里他最为推崇的是鲁迅和沈从文，解放后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他推崇的是孙犁。推崇前两位不奇怪，少年读书都喜欢鲁迅，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模仿鲁迅的痕迹很浓，喜欢沈从文更不用赘述，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延续了沈从文的文脉，这是中国作家中唯一的一对师徒获得了同样高的赞誉。至于他推崇孙犁，是觉得他把革命题材写成了真正的小说，超出了一般意识形态的局限，很是难得。

不要小看这些琐碎的标准，其实真正做到这种文章的境界很难。汪曾祺去世后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个“最后”很值得玩味之处就在于，没有人像他那样写文章了。这种遗憾是源于文化的断裂，还是源于生活的日益粗鄙和平庸？值得当今的写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