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诗及教义:艾约瑟对威廉·柯柏的译介

摘 要：在威廉·柯珀作品的汉译历史中，艾约瑟所译《孤岛望乡诗》、所作《大英诗人彀伯尔伟廉传略》占据着重要位置，但研究者向来忽视了两文的存在。艾约瑟摘引一则传奇故事及他人日记，引出诗人长诗，并以七言形式译出。他有意设置了客观的叙述方式，以掩盖自己的宣教目的，最终仍是希望吸引读者接受诗作的宗教寓意。为了将宣教意图与文学译介融合，艾约瑟突出了柯珀生平中符合中国文化心理的内容，并对原诗作了大量改写。其译作有着积极的文学交流价值，在传教士的西诗译介活动里，此一方式也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艾约瑟；威廉·柯柏；译介策略

1879年12月13日，《万国公报》“杂事”栏刊出了《孤岛望乡诗》，副标题为“大英诗人彀伯尔原作”{1}。该文不仅译出长篇诗作，且加上了包含有一则故事的引言。1880年1月3日，该刊又登载长文《大英诗人彀伯尔伟廉传略》{2}。前文署名“艾约瑟译”，后文作者标为“艾约瑟”。两文相互配合，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一个名为“彀伯尔”的西方诗人，以及一首题为“孤岛望乡诗”的西方诗歌。较之1854年《遐迩贯珍》的弥尔顿《自咏目盲》、1857年《遐迩贯珍》所刊《和马传》等，此处内容更见丰富，叙述方式也远为复杂。

但是有关晚近中国翻译文学的研究著述中，至今尚未有论者发现该译介的存在。由此，这样一些问题也就需要提出：“彀伯尔”为何许人，有关他的译介究竟有着何种面貌？艾约瑟的译介注重了什么，融入了什么样的因素？在入华传教士的西诗译介历程中，此一诗一传有着怎样的位置和意义？于此不妨先从一个看似不相关、曾出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西方诗人说起。

一、近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威廉·柯珀

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在西方一直享有盛名，被称为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先行者，多种文学史都为之留有一席位置③。尽管“Cowper”进入中国有着多种译法，但这一名字在现代文学中并不算陌生{4}。1916年12月刘半农于《新青年》发表《灵霞馆笔记》，介绍拜伦时有如此一笔：“英国近世文士，以书札为世所称者，首推威廉高伯，Milliam Cowper（生一七三一年，卒一八〇〇年，亦工诗，以翻译希腊荷马Homer诗集得名）。”{1}梁遇春1929年在致石民的一封信中，也以“Cowper”轶事为例，来表达自己替人上课时的心情：

弟近来替人教四小时作文，每次上课，如临死刑，昔CowPer因友人荐彼为议院中书记，但须试验一下，彼一面怕考试，一面又觉友人盛意难却，想到没有法子，顿萌短见，拿根绳子上吊去了，后来被女房东救活。弟现常有CowPer同类之心情，做教员是现在中国智识阶级唯一路子，弟又这样畏讲台如猛虎，既无Poetical halo围在四旁，像精神的悲哀那样，还可慰情，只是死板板地压在心上，真是无话可说。{2}

1940年4月，《中国文艺》发表庄杰所译《短札三则》，其三即为“威廉·考伯（W.Cowper）”谈论创作“约翰·吉耳宾”的一封书信，表示自己其时“决不意其印行现眼”，只是想着“自娱娱人”，“然而现在竟举世均乐道之了”③。这几处言说都附出诗人英文名，因而很容易查知其人即为英国诗人威廉·柯珀。而且，创作成就与生平事迹被多位作家关注，自然也表明其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为人所知。

出现于庄杰译文里的“约翰·吉耳宾”，即为威廉·柯珀的叙事长诗《布贩约翰·基尔平的趣事》（The Diverting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辜鸿铭译《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即为该诗的完整汉译。但这首诗进入中国的历史，并非始于1935年。施蛰存认为早在1900年代，辜鸿铭所译该诗就有了初版本{4}。黄兴涛编辑《辜鸿铭文集》时，也认为该诗最早应出现于1905-1910年间{5}。此外，辜鸿铭的翻译很早就受到伍光建、苏曼殊、王森然等人赞誉。伍光建认为“用五言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了，读来十分亲切”{6}；苏曼殊也十分赞赏辜鸿铭的翻译，谓之“辞气相副”{7}；王森然更是认为该首译诗“即在中国古诗中，亦属少见”{8}。目前研究者关注到的威廉·柯珀汉译，追溯的时间也几乎全在1905年前后。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如此印象，即威廉·柯珀进入中国的历史无早于此者。实际上，传教士马礼逊1812年出版《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即已译出威廉·柯珀诗篇《比音乐还美妙的声音》，且标明为“高百耳氏诗”{9}。1818年马礼逊编译出版的《养心神诗》，也包含有威廉·柯珀诗作。其助手米怜即有回忆，指出《养心神诗》包含考珀（William Cowper）、牛顿（John Newton）合撰的《欧尼赞美诗》内容{10}。只不过他的言说十分简略，原文又长时间没有译为中文，故而研究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息。

那么，在马礼逊翻译之后，辜鸿铭翻译之前，是否还有其他的威廉·柯珀译介？

如前文所述，《万国公报》所刊《孤岛望乡诗》、《大英诗人彀伯尔伟廉传略》，集中译介了名为“彀伯尔”的英国诗人。“彀伯尔”，与“柯珀”、“考珀”的发音似乎相近，所涉内容似乎也有关联。且看艾约瑟《传略》开篇：“彀伯尔伟廉，英国伦敦城北伯尔革含斯的得人也，生于一千七百三十一年”，结尾处又说其“一千八百年始卒”。前后时间延续，正与刘半农《灵霞馆笔记》所注“Cowper”生卒相同。艾约瑟还叙述彀伯尔诗名之盛，称其“更善尺牍”，曾“译名士和美尔诗以英言”，以及“为议政院供事，司录纪诸事”等。“和美尔”一词，定为荷马英文名Homer音译，也正应和了后来刘半农的有关介绍。再看“彀伯尔”其他信息，与梁遇春、庄杰等人的叙述也是恰相吻合。查考威廉·柯珀生平事迹，这位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先行者，正有着忧郁自杀、译荷马诗、擅长书信诸种行迹{1}。由此可以断定，此处所说“彀伯尔”实为“威廉·柯珀”。

“彀伯尔”之名，在艾约瑟《孤岛望乡诗》一文中，除直接出现于副标题之外，于正文里仅出现一次，不过是用来表明译诗原是由他所作，现将之“译于左”。后一篇文章《大英诗人彀伯尔伟廉传略》，也未标出诗人英文名。这使得后来的读者，似乎很难将之与威廉·柯珀关联起来。“彀伯尔”这种译名此后不再出现，史料本身又是难得一见，研究者难免会一直忽略这两篇文章，从而无从辨析其他问题。不过，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威廉·柯珀的汉译历史，而且还能以此为线索，进一步认识晚近中国的翻译文学形态。该诗人在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延续，其实也反过来烘托了“彀伯尔”的译介意义。

二、译介叙述中的故事、诗及教义

《孤岛望乡诗》、《大英诗人彀伯尔伟廉传略》，两文刊载前后仅隔二十来天。前者1071字，后者为1489字，集中介绍了同一位外国诗人，这在早期的西诗汉译历史中实在是难能可贵。此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等刊物，以及《六合丛谈》连载的艾约瑟“西学说”，虽也有明确介绍西方诗人诗作之处，但篇章大都零散简短，字数往往不过三五百。《和马传》篇幅算是较长，也只900余字{2}。可以说，在艾约瑟的威廉·柯珀译介之前，极少出现有如此篇幅的同类文章，这也决定了艾约瑟的译介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孤岛望乡诗》中，艾约瑟的叙述方式较为复杂，这一点首先就值得注意。在开篇小引中，他用非常客观的口吻简要叙述了一则旧闻，并表明后面的文字只是转录他人日记：

英国苏格兰人赛拉基尔格阿里散德③，生于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操舟为业。因于太平洋舟次与舟主不睦，被放于孤岛。舟主与书数卷，及测量日月方位之器，及刀一、斧一、釜一，并火枪药弹数事，扬帆而去。赛被放独处岛上，时一千七百零四年九月也。逾四年四月，有他英舟至，乃载之归。舟人日记中录赛居岛之状，备志于左。

艾约瑟以寥寥数语叙述塞氏遭遇，标明其人出生及“被放”时间，这些信息与英国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故事原型正相吻合。1704年苏格兰水手塞尔柯克与船长发生争吵，被弃于荒岛，四年后才获救回国。这一真实事件当时颇受关注，英国作家笛福由此获得灵感，于1719年完成了后来风靡文坛的《鲁滨孙漂流记》。不过，在艾约瑟的中文叙述里，故事是否属实，日记是否真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见得重要。假托他人笔记来虚构故事的做法，于他们也并不见得陌生。倒是艾约瑟的这种叙述方式显得特别，它将文章的其他内容都归入了“舟人日记”，使之呈现出一种客观事实的意味。

在接下来的日记转述中，艾约瑟也有意保持了一种客观语调。对塞氏的具体遭遇和感受，他并无明显的评说议论，表面上的确是停留在“备志于左”的状态。塞氏初至岛上，免不了一番“孤影彷徨”、“忧心惴惴”，但正如文本所述，“久之渐觉无恐”，感受“别有一番风味”。伐木结庐，追猎牛羊，过起半原始生活，虽有惊险，却也不无乐趣。甚而在获救之时，其人还“弗欲食”、“弗欲饮”，“似若舟中人世不若岛中之乐者”。在塞氏获救之后20年，英人舟过孤岛，捕获山羊一只，塞氏当年所为“其破耳者宛然在焉”。艾约瑟如此讲述一则传奇故事，似乎只是为了引起读者兴趣，别无其他深意。日记叙述与艾约瑟的小引前后结合，共同维持着一种叙述上的客观，或者说一种纯粹的故事感。

随后，文章以如此一笔引出译诗：“诗人彀伯尔伟廉赋诗七章，以纪其事，译于左”。在文字排列上，艾约瑟只是将译诗全文提高了两格，并没有将“赋诗”之事与日记内容分开。这似乎造成了理解上的歧义：“赋诗”既可以属于日记本身的记载，也可以是日记范围之外的内容。如此一来，艾约瑟的小引叙述包含了舟人的日记叙述，日记叙述似乎又包含了威廉·柯珀的赋诗纪事，或者说艾约瑟的叙述只是在客观地转录舟人日记、赋诗纪事。全文由此形成三重叙事视角，艾约瑟自己只是站在了最外面一层，也是最为“客观”的一层。

这样的叙述设置，使得“孤岛望乡诗”为何出现于此，为何采取此种形式翻译等问题，与艾约瑟似乎都拉开了距离，没有了直接关系。他仅仅是一个“客观”的转录者，文中内容与之并不相干。但问题在于，艾约瑟难道真正做到了置身事外，这种“客观”难道没有隐含其他意图？事实上，以何种形式汉译诗作，在翻译中改变哪些内容，选用什么样的词语，这些都并非文中引用的日记和威廉·柯珀所能决定。艾约瑟表面的“客观”以及有意设置的转述方式，其实很难将自家身影隔离在外。

彀伯尔视角下的“孤岛望乡诗”，第一、二章叙述独处孤岛时的寂寞感受，后面几章叙述对故乡亲友的浓浓思恋。现将译诗与原文一并列出：

孤岛萧然独启目，此乡属我争者孰。

海滨之内周山麓，飞鸟木石我豕鹿。

昔人曾喜隐山林，我居山林何穷蹙。

愿于城市为贫民，慵享富贵于山谷。

嗟嗟此乡惟我独，胡以一人为人族。

宾来客去久无闻，海水声惊流洄澓。

默然忽言复愕然，此君何人音甚熟。

逍遥瞥见鹿豕游，不识人故鲜觳觫。

友爱亲恩孝与睦，人生良能本性淑。

何时振翼若鸠飞，重飞乐国获嘉福。

乐吾所乐释茕茕，圣道真理同习读。

老吾老兮师所长，幼吾幼兮重乐育。

圣道若金堪饱腹，世福乌足拟天禄。

荒岛难瞻拜主常，巉岩怪石心空肃。

钟声疾徐永无声，乐事难喜哀难哭。

记得故乡礼拜钟，抑扬声里人相逐。

风兮何事吹舻舳，以予为载太相蹴。

波涛澎湃苦飘飙，吹吾绝■邻蛇■。

海水茫茫望故乡，其能为我吹信复。

但得家人识我存，虽不归亦解频顣。

海风疾兮若转柚，予心忧兮转更速。

山日高兮光相暴，予之思兮光尤倏。

故国遥兮胡已归，吁嗟心动如地缩。

拭目复见岛光寒，离人若醒还愁恧。

海鸟飞归栖巢木，山兽入穴咸藏伏。

夕阳已坠物冥冥，嗟我孤客应觅屋。

营窟结草以为庐，主恩何处不锡仆。

愁人忆主即增安，默默心祷敢怨■。{1}

VERSES

SUPPOSED TO BE WRITTEN BY ALEXANDER SELKIRK， DURING HIS SOLITARY ABORAD IN THE ISLAND OF JUAN FERNANDEZ

I am monarch of all I survey，

My right there in none to dispute；

From the centre all round to the sea，

I am lord of the fowl and the brute.

Oh， solitude！ Where are the charms

That sages have seen in thy face！

Better dwell in the midst of alarms，

Than reign in this horrible place.

I am out of humanity’s reach，

I must finish my journey alone，

Never hear the sweet music of speech，

I start at the sound of my own.

The beasts， that roam over the plain，

My form with indifference see；

They are so unacquainted with man，

Their tameness is shocking to me.

Society， friendship， and love，

Divinely bestow’d upon man，

Oh， had I the wings of a dove，

How soon would I taste you again！

My sorrows I then might assuage

In the ways of religion and truth，

Might learn from the wisdom of age，

And be cheer’d by the sallies of youth.

Religion！ What treasure untold

Resides in that heavenly word！

More precious than silver and gold，

Or all that this earth can afford.

But the sound of the church-going bell

These vallies and rocks never heard，

Ne’er sigh’d at the sound of a knell，

Or smil’d when a sabbath appear’d.

Ye winds， that have made me your sport，

Convey to this desolate shore

Some cordial endearing report

Of a land I shall visit no more.

My friends， do they now and then send

A wish or a thought after me！

O tell me I yet have a friend，

Though a friend I am never to see.

How fleet is a glance of the mind！

Compar’d with the speed of its flight，

The tempest itself lags behind，

And the swift wing’s arrows of its flight.

When I think of my own native land，

In a moment I seem to be there；

But alas！ recollection at hand

Soon hurries me back to despair.

But the sea-fowl is gone to her nest，

The beast is laid down in his lair，

Ev’n here is a season of rest，

And I to my cabin repair.

There is mercy in every place；

And mercy， encouraging thought！

Gives even affliction a grace，

And reconciles man to his lot.{1}

耐人寻味的是，塞氏岛上的“别有一番风味”在译诗中不再出现，故事原本所无的“圣道”、“真理”、“礼拜”、“钟声”、“主恩”等词汇却频频登场，呈现出浓郁的宗教意识。如第四节诗句“圣道若金堪饱腹”、“荒岛难瞻拜主常”、“记得故乡礼拜钟，抑扬声里人相逐”，显然是将荒岛苦难、故乡思念与明确融合在了一起。译诗结尾：“营窟结草以为庐，主恩何处不锡仆。愁人忆主即增安，默默心祷敢怨■。”表达主恩无处不在、信主得救的宗教思想一目了然。以这样的译诗结束全文，故事中的传奇塞氏形象也就脱胎换骨，变为了虔诚的祷告者，他的苦难与得救都在对上帝的信仰中寻到了安放。艾约瑟前文叙述的“客观”，在此也明确归入了对基督教义的颂赞之中。

返观全文，“孤岛望乡诗”的这种宗教意蕴，显然将所有的叙述都包含了进来。日记中的故事最终获得意义升华，并与艾约瑟的小引叙述有了直接关联。在译诗选择和翻译之中呈现出的强烈“主观”，成为了瓦解“客观”叙述的一种反向力量。原本一层包含一层的叙述视角，因为译诗表现出的宣教意图，又不得不一层反转了一层。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首诗，或者说为什么选择包含这样一首诗的日记，使得此前的“客观”岌岌可危了。其实，艾约瑟在设置叙述之时，字面上已然存在一些破绽。如果说“赋诗七章”来自“乃载之归”的“舟人日记”，那么在故事传开之前，“彀伯尔”何从赋诗？舟人日记又何以知道此后必定有人要“赋诗七章”？将两者搁置一起，形式和叙述上不加区分，也正是叙述者浓重的主观意图使然。艾约瑟显然是想避免直接的教义呈现，转而借助了“故事”和“客观”来吸引读者兴趣，使之自然而然走到教义面前来。

但是，艾约瑟的译介若仅仅停留于此，作出“孤岛望乡诗”的彀伯尔究竟有何特别，读者仍是不得而知。加之传奇故事占据的篇幅又超过译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损害宣教效果。因而艾约瑟意犹未尽，随后作出了《大英诗人彀伯尔伟廉传略》，并立即加以刊载，以与前文声气相应。传略直接署名“艾约瑟”，其叙述自然可以跳出“译”所需要的那种“客观”，从而可以在内容择取和议论评说中，更为直接地显露真实意图，或者展开其他叙述。

《传略》先是介绍彀伯尔家世及其幼年丧母之痛，又叙述其“嗜诗赋，喜吟咏”，性情忧郁、体弱多病、几自觅死、痛苦不堪之事。当他“偶读耶稣教圣书，始知耶稣福音乃上帝锡恩世人，蒙福人能与主复活，方可平安”，遭遇重重苦难的诗人最终在上帝这里寻到真意，“由是感而信主”，“著教会中颂赞之诗，会中谱以宫商，多捧读珍重之”。艾约瑟还择取彀伯尔的创作进行概述，如“上帝圣旨，奇妙之极，行事人难测度；脚踏沧海，不留踪迹，御风临万国。见四十一篇”，“又上帝圣书，何等奇妙，圣神默示所成；万里显明，如灯普照，引我身到天城。见九十九篇”，并夸赞“原稿西文慷慨淋漓，动人感畏”。威廉·柯珀出生于牧师家庭，自身敏感忧郁，多与教会人士往来，其诗作的确包含浓郁的宗教意蕴。如1779年与人合作的《阿尼颂诗》，1785年所作长诗《任务》等，都是十分注重基督教义的宣扬，充满了对神圣上帝的赞美。艾约瑟表明将这些内容“译为华之俗言”，其意图在于“欲人便于习诵”。可见，威廉·柯珀的和宗教诗作，才是艾约瑟行文择取的重点。

与此同时，《万国公报》也为艾约瑟的宣教意图提供了展现空间。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而成该报；《教会新报》前身，又为1868年9月5日于上海创刊的《中国教会新报》。这几次易名表明了刊物的非宗教化发展倾向，但宗教内容也一直存在其中。至于《中国教会新报》的创刊意图，创办者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表达得十分明白：“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新闻一次，使共见共识，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况外教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进教。如大众同发热心，行此新报，不独教会易于兴旺，而益处言之不尽也。”{1}更名为《万国公报》时，编辑者也刊有文字表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2}，其中“所录教会各件者，欲有意于世人罪恶得救魂灵也”，“教会信息”栏的内容“大半由各处各会寄来，或以受洗者多同归真道，或以信教者少而望祷求，或以生死关情，或望魂灵得救，心心劝善，步步登天。即或因教受人之窘逐毒害，亦应和平忍耐，祈神感化恶心，方为教体”③。艾约瑟为《万国公报》主要撰稿人，在译介西方文学之时注重教义的宣扬，与其传教士身份也正相吻合。

综上所述，将刊于《万国公报》的两文视为艾约瑟的特意安排，的确不无充足理由。“孤岛望乡诗”的翻译意图，在传略的叙述中也有了更为直接的显现。对威廉·柯珀这一诗人的详细介绍，与“孤岛望乡诗”的宗教意蕴保持了一致，艾约瑟的传教士身份和宣教意图也再次得到体现。

三、传教意图的融合与译介策略

艾约瑟为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1848年入华担任驻沪人，随后成为墨海书馆主要负责人之一，1860年后又北上烟台、天津、北京等地传教，1880年脱离伦敦传教会，担任中国海关翻译，1905年逝世于上海。其人在华生活长达半个世纪，有着十分突出的汉文修养，留下了数量颇丰的中文著述。1856年郭嵩焘参观墨海书馆，即在日记中称赞艾约瑟“学问尤粹然”{4}。1857年《六合丛谈》第10号所刊《新出书籍》一文，介绍到艾约瑟的语言学新著时，也称其“居中国九年，于音韵之学，穷流溯源，辨之綦精。凡士自各省来者，无不延接讨论”，故而“于中国声音之理，博考而详，探讨于古书者久，故得自立一说”{1}。他的《华语考原》一文在《格致汇编》上连载{2}，论述中国语言学问题精详得当，以致《教务杂志》称其足以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惭愧③。艾约瑟还十分注重对西方科技、经济知识的译介，曾与李善兰等人合译《重学》、《植物学》等，独自编译《富国养民策》等书，在《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等刊物发表多篇科技文章。

但是，这些方面并没有掩盖艾约瑟的传教士身份及其传教意图。入华伊始，他便奔赴多个地方努力宣扬教义。对宗教的虔信甚至使他在人生的最后四年，在重病加身的情况下，照样坚持前往教堂布道{4}。在文字著述方面，除开积极参与《圣经》的翻译，他依凭良好的汉文能力，撰译了大量宗教读物，如《中西通书》、《孝事天父论》、《三德论》、《释教正谬》、《耶稣教略》等，在《小孩月报》等处也大量发表宗教文章。早在1852年，艾约瑟即在一篇英文文章中表示：“迄今为止，在有才能的中国人的帮助下，用地道的中国语言出版欧洲译著的努力，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过去可以作为未来的标准，那么这样的努力经过更好的导向，就能为基督教在知识界的影响开辟道路。如果知识界不相信我们的优越性，那么一切企图将是徒劳。”{5}这种“优越性”指向，使得艾约瑟的知识译介同时成为了一种传教策略和传教方式。在他对西方著述的汉译行为中，始终存有一个为传播基督教开辟道路的目的。

其实，宣扬基督信仰与译介西方文明，在艾约瑟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两方面同时展开或交融一起，也正是来华传教士在遭遇清廷禁令和社会拒斥时采取的一种传教策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马礼逊等人就表现出了这种意识，他们定期发行中文出版物，目的就是要“将一般知识的普及与传教结合起来”{6}。传教士后来创办中文刊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都刊载较多的西学译介文章，其中就包含着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兴趣，使他们认可整个西方文化体系，进而推动在华传教事业的意图。正如卓南生所言，“这些介绍西洋文明和欧美各国情况的文章，目的无非是要显示西洋文明与西方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改变中国人对外国和外国人的印象”{7}。艾约瑟对西方文学知识的译介，整体上无疑也可归属于这样的意识和行为。

艾约瑟详细介绍威廉·柯珀，并择取饱含宗教意蕴的诗作译出，再次表明了文学译介与传教意图的相互结合。也正是因为这种结合，艾约瑟在译介中作了颇有意味的叙述和改写。为了使读者产生兴趣并最终接近基督教义，艾约瑟不仅采用传奇故事的叙述方式，而且多处迎合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心理。《大英诗人彀伯尔伟廉传略》开篇即择出“孝”这一文化因素，着力强调诗人“性至孝”：

彀伯尔伟廉，英国伦敦城北伯尔革含斯的得人也，生于一千七百三十一年。父为其地牧师，族中多世禄者。性至孝，而母恩尤切切于衷。母殁五十年，于戚家得母遗容，哀慕弥殷，作哭母诗，载全集中，为集中之不可多得者。致书于表妹，略云：兄自不闻母之謦欬，计五十载矣。兹获瞻遗像，中心哀慕，迫切之状，若母氏昔日抱持我之时也。展谒尽礼，而孺慕难离，恭悬诸寝室，俾夙兴启目即瞻，而夜昧梦魂依恋也。云云。{1}

如此孝顺的行为，显然正中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读者心理。由此出发，再介绍诗人其他思想，也就更有可能获得认同。这种引入方式，与《孤岛望乡诗》的故事性引文正有着相似的叙述策略，它们指向的同样是更为深层的传教意图。在诗作翻译中，艾约瑟也采用了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七言诗和诗词用语。译诗题名“孤岛望乡诗”，明显借用了中国诗作惯有的羁旅思乡元素，以获得更多的情感共鸣。而原诗题目仅为“VERSES”，为“诗、诗节、韵文”之意，无从见出“望乡”之影。

艾约瑟有意遵守中国诗作规则，这与刊物中其他汉文诗作的出现可能也有关系。《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都刊有不少中国教友诗作，其内容多为崇信颂主，或与传教士相逢别离的抒怀。1873年艾约瑟中途归国，信教人士即作大量赠别诗刊于《教会新报》，如“恭送 约瑟艾牧师大人回国口占俚言诗律赠行志感即请”、“恭呈艾老夫子大人七律四章”等。其中一首诗，将艾约瑟的在华活动融入了整齐的律诗：“西域贤才中国居，风霜劳碌廿年余。丹忱勇往传真道，慧性详参译圣书。妙算天文探宿海，精求地理度坤舆。明宫有分仁应得，教友同心颂不虚。”{2}艾约瑟与中国文士多有往来，又为刊物主要撰稿人，在其汉译西方诗作之时，自然更有可能受到刊物里诗作形式的影响。他所译的“孤岛望乡诗”共七节，每节八句，与威廉·柯珀原诗结构一致，七言古体与原诗较为整齐的形式也算是相差不远，但在韵律方面却是多有变动。原诗押韵大致为abab式，各节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既出现有换韵，也存在不押韵之处。译诗基本上全篇押“u”韵，偶句韵脚更是严格限定为“u”，如第一节的“孰”、“鹿”、“蹙”、“谷”，其一、三句的“目”、“麓”。这些变动，其实也表明艾约瑟对中国诗歌韵律传统的注重。

在诗句顺序及内容表述上，艾约瑟在翻译中更是作了变动，使得译诗在宣扬教义之时，呈现出了中国诗作韵味。如第一节最后两句“愿于城市为贫民，慵享富贵于山谷”，与原文“Better dwell in the midst of alarms，/ Than reign in this horrible place（宁愿生活在烦忧之中，也不愿来统治这可怕之地）”对照，可谓诗意更浓。“城市”、“贫民”、“富贵”、“山谷”明显为发挥之词，带上了“隐居”与“入世”的文化意味，且将原诗那种痛苦的现实感隔离了出去。第二节前两句，“I am out of humanity’s reach，/ I must finish my journey alone（我在人类能到达的地方之外，我必须结束这孤独的旅程）”，译文却为“嗟嗟此乡惟我独，胡以一人为人族”，后一句显然越出了原有之意，而且将原诗的决绝语气转为了反问。随后两句变化更大，“Never hear the sweet music of speech；/ I start at the sound of my own”，原意为“从没听到甜美的人言，我被自己的声音惊吓”，变为了“默然忽言复愕然，此君何人音甚熟”，明显增添了具体的情境设想。第三节最后两句，化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言，将“可以学习于智慧的老者，受激励于年轻人的冲劲”的原意，译为了“老吾老兮师所长，幼吾幼兮重乐育”。在宗教寓意最为突出的第四节，诗句顺序也是大为改变。若勉为对应，原诗第三、四句所言“比金银更为珍贵，也不是世间能够提供”，变为了此节首二句“圣道若金堪饱腹，世福乌足拟天禄”。原诗首句“Religion！ What treasure untold/ Resides in that heavenly word！”，只能说同样是简化在了译诗首二句之中。如此改变之后，为了保持形式上的整齐，艾约瑟不得不在此节最后凭空添出了“记得故乡礼拜钟，抑扬声里人相逐”两句。从这些改写看来，在小引和日记叙述之后，艾约瑟的“主观”实在是没能继续隐藏下去。

在1886年出版的《西学略述》中，艾约瑟专门辟出一节来论说“翻译”。他认为翻译不可“谨依原文字句”，因为那样会造成“文理不通，亦且读难成句”，用来翻译诗歌“其难尤倍”③。可见，在翻译技巧层面，艾约瑟也并不赞同亦步亦趋的做法，而是更倾向于不失原文之意的增删颠倒。其实，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于早期的西诗译介之中，在清朝士人的译诗里也显露无疑。如董恂译朗费罗《人生颂》，即是根据英国公使威妥玛“有章无韵”的底本，“裁以七言绝句”而成{1}。紧随《孤岛望乡诗》一文，《万国公报》刊出《英国教士请作圣大卫诗篇诗词启》，“恭请中国各圣教会中之牧师教师教友”，“将圣大卫诗篇按章作成中国诗式，或五言七言绝句律句古风排律，或词或赋”{2}。其中言说，也正表明将译诗变为“中国诗式”这一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

也正是这些因素和改变，使得“孤岛望乡诗”具有了较为丰富的中国文化色彩，从而有可能与宗教意识一起分享读者注意力。这种色彩甚而有可能与塞氏的传奇故事一起，在阅读中造成喧宾夺主的效果。也即是说，传教意图需要并促成了这些译介变化，但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逸出传教意图。艾约瑟对威廉·柯珀的译介，由此也成为了一个包含故事、译诗及传教意图的融合体。与此后的几处威廉·柯珀译介相比，这里的两篇文章甚至表现出了更为丰富的面貌。正如李奭学在分析晚明传教士引入的伊索寓言时所认为，这些翻译“结果通常演为文学史上的正面贡献”③，这里的威廉·柯珀译介其实也具有如此可能。随着刊物传播，在晚近中国文化语境之下，它的叙述方式、故事内容、文化色彩都不无促进文学交流的意义。宣教意图与文学译介相互交融，这种普遍存在于传教士西诗译介中的现象，于此也得到了复杂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