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动物伦理的实践机制

[摘 要]动物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的发生与相互作用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动物伦理的实践机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实践发生的基础、动力以及具体途径。对动物伦理实践机制的介绍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方位地理解动物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人与动物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动物伦理；移情；环境伦理；生态哲学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4-0019-06

[作者简介]孙 越（1986—），女，重庆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研究。（江苏无锡 21412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女性主义研究”（11ZXC0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Brief Study on Practical Mechanism of Animal Ethics

Author： Sun Yue

Abstract： Animal ethics， as an important subfield of practical ethics，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pplication on human and animals’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Animal eth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 general： the foundation of its application， the force and the methodology.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animal ethic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animal ethics comprehensively， and on this basis， improve the relation between animals and human as well，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for a bet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human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Key words： animal ethics； empathy； environmental ethics； ecological philosophy

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确认及其相关权利的保障，是重塑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以著名环境哲学家克利考特（J. B. Callicott）先生为代表的从事动物权利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者曾经不约而同地指出：“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生物繁殖的稳定性实际上是由自然界中占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动物掌控的，环境的整体性特质集中体现为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并以此为基础的强者繁衍与弱者灭绝。”①这实际上是暗示我们，人与环境抽象的伦理关系必须通过人与动物之间具体的伦理道德准则来彰显。但是相较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动物之间这种关系的建构实际上是更为复杂的。首先，动物本身并不具备理性，也不存在与人类交往的可能性与平台，因此人类无法用约束人的理性准则对动物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其次，人类没有办法实现与动物的有效交流，人对动物行为语言的理解都是基于人类的猜测进行的，而这种猜测的结果是不能得到动物的有效反馈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通过有效的交流与交往不断地反馈和修正关系中的不足。对于动物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它只能单方面地依靠人类去修正和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为动物伦理的实践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具体路径便成为当前环境伦理学和环境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理性的困境：动物伦理实践的助推器

通过对近百年来西方“理性文化”占主导的“人类世”（anthropocentric）中心法则的剖析，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提倡以人类为世界的中心、赋予人类主导地位的大多是理性主义者，而呼吁将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有机联系起来，将动物权利与人类权利相同对待的往往是非理性主义者，比如像蒙田（M. E. de Montaigne）一样的怀疑论者、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一样的不可知论者、以及像约翰·米勒（John Miller）一样的无神论者。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让人信服的“事实”：人类对动物的关心和爱护完全是人类非理性的表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动物伦理从本质上而言是不可能产生在理性的人类社会中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引以为豪的理性实际上并不能够完全预测和控制人类自身的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单独的理性自身甚至不可能成为引起人类行为发生的直接动机。这实际上暗示了人在“动机—行为”的行动模式上是与动物无差别的生物，特别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人是依靠本能和应激性促使了某种行为的发生，理性本身并不参与到人的所有行为过程中。因此，理性的应然判断与行为的实然发生之间必然会存在断裂，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行为都必然地包含了人类的理性，二者之间不相容的部分便形成了所谓的“理性的困境”。这里，我们按照休谟对理性的分类原则，将理性化为演绎理性和归纳理性两大类。其中，演绎理性更注重观念之间的联系，注重思想与思想之间逻辑的自洽与关联，而归纳理性则更注重经验事实，注重认识对实在的符合。所以如果我们要分析理性的困境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就应当从这两种理性下手，逐一进行分析。

对于演绎理性而言，其中有一个预先被设定的默认原则，这个原则是理性推理发生的逻辑基础。相较于演绎推理的其他推理部分，从该默认原则到具体事实的第一步推理往往在逻辑自洽上是最弱的，但也恰恰是这一步，成为促使行为发生的关键。那么在这关键的一步中，是什么替性成为行为发生的关键呢？休谟认为，这种行为发生的关键源于人当下最重要的需求，因为抽象的演绎和观念的联系，就像数学上所有发生关联的数字一样，它们都不可能只依靠自身就对人的行为和激情产生根本的影响，它们最多就是在人的需求和情感的支配下成为人实现自身的目的行为而已。

而对于归纳理性而言，从事实到认识，中介的桥梁不只是理性，还有冲动、情感等多种感性的成分，就如每个人都不可能绝对中立地去认识和分析客观现实一样。即便当我们尽可能地运用理性对认识进行了控制和调整，但是判断我们自身认识是否与客观实在相一致的标准仍然是按照人类的主观偏好进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理性只是参与和调控了归纳认知的发生路径，它并不主导整个认识的直接发生，理性自身最大作用的发挥仍然需要依靠人类主观情感对某一具体事物的偏好进行。当人类的喜好越偏向于某一事物时，他也越能用理性来协助情感对该事物进行认识；相反，当人类的喜好越是远离某一事物时，他便越不受理性在认知上对该事物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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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在具体的行为发生过程中，理性对人类的助力是远远小于人类自身的情感作用的。就如19世纪到20世纪的英国，关于动物权利保护的法案颁布于1822年，比关于奴隶解放及其人权保障的法案早了10年；再如英国反对对动物实施暴力和虐待的法案颁布于1849年，但关于妇女解放的权利法案却直到1918年才得以践行……如果以理性作为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会在经过理性分析后仍然把动物的利益置于人的利益之前，而这种做法从根本上也难以得到被统治者理性的认同与理解。

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自治”（autonomy）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康德的词典中，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是人类的专属名词，后来多用于指代人类能够自由对话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西方理性主义代表们认为，对人类“自治”能力的揭示意味着人类是理性和语言行为的主体，这在无形中也表明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因此，在理性主义盛行的近代西方，以有差别的方式对待自己与其他生物本身，在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看来就是理性的要求和表征。但是随着上述“理性的困境”的揭露，“人类世”中心理性万能的主导逻辑被颠覆和瓦解，人们开始重视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在人类生存和发展各种关系中的作用，而这也是从根本上推动动物伦理构建的关键一步。众所周知，虽然动物不具备人所有的理性，但是动物同人一样拥有情感和欲望，这种心理特质是人与动物之间都共同具备的，这种共同的生物心理机制使人与动物之间伦理关系的实践成为了可能！

二、移情：动物伦理实践的重要发生机制

尽管人与动物有着共同的生物心理机制，但是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生物心理机制并不能使动物伦理实践的另一个困境——维持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有效交流得以解决。对此，著名文本解释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对话虽然是表达理解和进步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对话双方一方对另一方的妥协。在整个对话和交流中，理性主义所谓的“主导”是不存在的。“对话是对暂时性认同的一种假设，在对话中会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现。我们不能说对话的真理和谈话的结果一定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屈从和妥协，相反，它是双方各自内心智慧的保存。”②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者们通常都会认为自然界中“主导的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是不存在的，他们更主张在人与其他生物之间构建一种移情的交流方式（empathy communication），并以此来代替理性的对话（rational dialogue），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们看来，是实现人对其他生物关照、体现人与其他生物平等的重要前提条件。

那么，我们如何能在人与其他生物之间构建有效可能的移情交流方式呢？麦克道尔（Mcdowell）先生认为，人作为生物的一种，本身也具有其他生物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他将这称为“第一生物性”。在第一生物性中，情感（sentiment）和感性（emotion）是最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人类完全有能力搭建一个整体平衡的舞台，将自己和动物一同放进这个舞台中，以开放的“情感交流与体验”来达到与其他生物的共鸣。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哈拉维（Haraway）也用“伴生种”（companion species）的关系来描述以第一生物性为平台而建构起来的人与动物的联系：“在伴生种的关系中，动物不再只是人类行为的对象。相反，它能够在具体的历史与境中，与社会其它存在一起形成人与动物之间描述的伦理关系。”①这里伦理关系能够建立的原因就是人能够通过移情，寻找到与动物情感交流的具体方式，并进一步以此为基础分析动物某一行为背后的情感动机，从而建立起人与动物之间特殊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说，动物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伦理关系双方能够自由地进行情感的表达与行为的对话。

因此，动物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以感性为前提的建构，而并非以理性为基础的产生。这也印证了近代怀疑论者休谟的思想，即单独的理性并不构成行为的动机。对于休谟而言，即便是人类，促使他们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也是感性和情绪，理性只是在行为产生的过程中起了间接的调配和修正作用。例如，当一个人口渴想喝水时，支配他喝水这一行为本身的直接动机是他想喝水的情绪和欲望，至于他会去喝哪里的水，喝什么水，怎么喝，这才是理性要参与的内容。基于此，我们在实践与动物的交往时，要以非理性非逻辑的方式作为同动物对话交流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就是：通过观察具体交往对象的生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产生对对象与自身之间的类比判断与对比判断，然后通过“移情”的方式来推测交往对象可能发生的反应和行为，并在此预测基础上勾画出自我的反应与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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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伦理的实践路径

在前面我们说过，动物伦理得以形成的基础就在于人与动物之间共同的生物心理机制及其中移情作用的发挥，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动物伦理准则的最终形成也是感性自发的，它仍然是人理性思考的产物，是以理性的“显学”形式存在的。那么，作为理性的主体的人应当通过何种方式将动物伦理发生的情感基础与动物伦理确立的理性表达结合起来，使动物伦理的实践机制由自发的感性过渡到具体的理性呢？

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们看来，所有的认知按照内容来源都可以被分为印象（impression）和思想（idea）两大类。“印象”形成的直接来源是生活中个体的亲身经历，它是大脑对具体发生事件的重复和再现，直接影响和调节着人类经验的形成，因此往往是富有生动细节的情感体验。而思想，相对于印象而言，则是大脑的复制品，是对直接原始生活经历的模糊再现。一般而言，思想不如印象那么细致和生动，但是它能够延展人对某一印象的情感理解，从而使某一认知过程从直接的情感体验转向间接的理性分析，而这一过程就是印象与思想融合的过程。

那么，思想是如何与印象发生具体关系的呢？那便是通过“复制”和“链接”两种主要方式进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小孩子被打的时候，他会觉得很痛，他对这种痛本能的情感反应就是哭泣，而这个小孩子的大脑会对自己被打的这一经历和由这一经历引起的直接情感反应以印象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样，当这个小孩子再次将要经历被打的过程时，他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上次他被打时的痛苦，于是出于生物性本能的趋利避害，这个小孩子就会采取逃避或反抗的行为来抵制这种外来的伤害，这一过程就是大脑对重复印象的反复复制过程。而随着大脑反复对类似场景的记录，这个小孩子就会渐渐产生一种思想，那就是“打”这一行为必然引起“痛”这一感觉，随着类似经验的积累和加深，这个小孩子就不再只是生物本能地去逃避或抵抗来自外界的伤害，他会更加理性地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伤害，而力图从根本上去遏制这种伤害，即让“打”这一行为尽可能不会发生，这便是大脑以印象为基础，将印象与思想链接的过程。

通过印象和思想的链接，人类能够对具体生动的情感细节进行理性的分析，从而对感性的印象进行理性思维的拓展。在理性的推导下，人类通过“移情”的方式，能够体察到同样行为可能对具有共同生理机制动物产生的伤害。为避免类似伤害的产生，人类会考虑采取一定的方式来遏制伤害行为的产生，这样动物伦理便有了实践的可能性。但是，仅仅只有共同的心理机制，并不完全代表“移情”这一行为就会完全自然地发生，它仍然需要一定的推动力，不然印象与思想的“链接”就无法进行，也就不可能产生有关动物伦理系统而理性的准则。就如纳粹屠杀犹太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纳粹人不是不知道他们所实践的行为对犹太人造成的身心伤害和痛苦，只是他们缺少一种推动力去帮助他们实践“移情”行为的发生。换句话说，纳粹与犹太人都有实现对彼此关照和了解的“移情”的生物心理基础，但是因为没有推动力来实现纳粹这一行为印象与思想的链接，所以导致纳粹与犹太人之间的移情失败了。

那么，移情进行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笔者将从导致移情失败的原因分析入手，从反面来阐述移情得以顺利进行的推动力。

一般认为，移情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进行移情的主体并没有将被移情的客体看做是与自身有相似经历或共同体验的对象，这一点在“人类世”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有明显的表现。“人类世”的特点就是将人性的阴暗面，例如自我、狭隘、憎恨、报复等看做是人正常的表现，是人性对物性支配所必须的动力，它的主旋律是人对世界其他物种的征服和支配！而恰恰也是人性的这些弱点阻碍了有共同生理机制的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移情的进行。因此，只要当人还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以“人类世”为中心，他就不可能完全将动物看做是与自己有共同经历和共同体验的对象，所以要使得移情能够在两类生物体之间顺利进行，其关键就在于摒弃人类世的“人类中心”理念。

不得不说，要让人类自觉地放弃至高无上的世界主导者地位，而成为与其他生物类似的世界参与者，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对早期的理性主义者来说，这是非常荒谬的。早期的理性主义者坚持理性和信仰的绝对分离，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动物的平等看做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认为这两点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人自身实在有个是他与万物有别，并且与他受外物影响那方面的自我有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①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本身构造了人类生活的真实世界，唯有被理性引导的生活才是健全的，人也只能借助理性来确证自身的和现实行为，情感和意志则必须受理性的规范，在人的精神中唯一实际存在的就是理性！然而，随着人类理性的逐渐深化与扩张，人们发现但凡是有理性立足的自然社会领域，也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和解决的危机，而这些危机被理性所引发，却不能因理性而解决。基于此，一些理性主义者开始从绝对理性走向相对理性，试图将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以寻求人类精神的自我救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于是信仰再度从天堂回到人间。

信仰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性的弱点，它削弱了“人类世”的中心地位，使人类的主导者地位开始动摇。可以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理性的缺失，同时为人类移情的进行提供了推动力——这也是动物伦理可能实践的思想动力。蒙田曾经说过，当你在一只猫，并认为它很愚蠢地被你轻易地了时，你又如何知道猫也暗笑它也在你呢？因为你不是猫，所以你没有办法验证和知道猫的实际想法，但是你可以通过信仰去相信你的想法和猜测。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也说过：“人所认为自己特有的尊严实际上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因为许多人所拥有的东西，很轻易地就被运用到动物身上了。比如人的交流方式，人的生存原则，人的快乐和痛苦，人的伦理和道德……只要你相信，动物也就以它们的方式拥有着这一切。”②

基于此，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希望人能够以管理者的身份来保证这个世界的运行。所谓管理者就是在坚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按照理性意志来调节和维持人与动物的关系。从本质而言，管理者就是集理性与信仰为一的统一体，从主导者变为管理者的过程，就是用信仰来推动移情能够顺利实现的过程。如果没有信仰，即便再有理性，也不能实现移情，不能真正体现人对动物的关照，不能建立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秩序。理性的充分发挥必须要以信仰作为支持和保障！可以说，将信仰作为移情实践的主要推动力，既是动物伦理的实践所必须的要素，也是动物伦理所要体现的根本要义所在！

①Baird Callicott， Larry Crowder and Karin Mumford，“Current normative concepts in conservation，”Conservation Biology，vol.13，1999，pp.22-35.

①该图表明，情感是维系自我世界与认知世界关系的中介，也是促成认识发生形成的直接动力和重要因素。

②B. Ramberg and K. Gjesdal，“Hermeneutics，”in E. N. Zalta，eds.，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Stanford University， 2005，p.9.

①Donna J. Haraway，“When Species Meet，”Posthumanities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vol.3，2007，p.134.

①该图中箭头 表示印象形成的路径，箭头 代表思想形成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理性的思想总是要以感性的印象为认知基础才能够发生。箭头 则代表思想对印象的反作用。

①康德：《形而上学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65页。

②Hugo Friedrich， Montaign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