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敏锐:延安文学的历史性分析

摘要：综合延安文学创作历程和基本面貌，结合延安文人的思想演变和分化的作家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可能性判断：延安文人的创作及其作品所经历的过程，其实是文学和政治考量矛盾交融、碰撞、激化的缩影。这种交流是基于政治意识的考量、文人群体的自我惯性、分化的取舍和文本选择三方面。

关键词：延安文学；政治意识；错位

【中图分类号】G640

一、政治意识的考量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延安解放区的社会层面正在经历着艰难的踯躅行走，各种矛盾交汇聚集。在外部，既有民族矛盾的激荡和重压，又有的围剿封锁；在解放区内部各种思想和矛盾也不时闪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也面临着整合。陕北地区的封闭、艰辛自然赋予了工农民众渴望改变现状、追求新社会形式以改变自我生活状态的内在精神驱动力，他们对于革命的忠诚度和诚挚心态是勿庸置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说，他们的开明心理和文化素养得到真正质的提升。

延安也深知知识分子在民族抗战与民族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与深远的眼光。党的领导层对于文化宣传的舆论效应，应该说颇为看重的，和等都对于吸引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做了多次批示。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除了对科学艺术人才表明了延安真诚的欢迎态度，更是向作家、艺术家发出了热情洋溢的呼唤。其目的是营造延安文明理想之塔的形象，但是这种基于政治意识的功利性目的恰恰忽略了文人群体的独特性，对作家群思想意识的掌控就成为双方争夺的核心。

二、文人作家群的自我惯性

对于愿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年轻学人而言，自可在延安文学研究和对历史的书写中倾吐自己的誓言：我创作故我在。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界文人大都经历了五四文化狂潮的洗礼，科学、民主、尊重人性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指向，抗日战争爆发激化了各界对于统治的不满，延安，就成为各地知识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先后历经艰辛奔赴延安。陕北地区特殊的风土人情和民间风俗、平易近人的军人和干部都对这些文人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们赞颂延安，用诗歌，用小说，用传记甚至直白的速写。但当初期的新鲜感消逝后，对于生活的环境和敏锐的体察使得这些曾经以鲁迅的自由、民主思想为标竿的文人倍感苦闷。在革命和文艺的天平上，狂热的政治热情已让位于自我情感的抒写和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正如丁玲所言“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和监督，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②

王实味于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在衣服问题上”，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性的，因此他倡导的是爱、温暖，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真实的内心写照。

知识分子的敏锐观察力和揭示生活本面的任务，使得他们竭力保持一个文人的客观、清醒和超越，然而文人的惯性和清醒、刻意的距离、自我意识的张扬凸现在延安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显得尤为格格不入。

三、文本形式的选择和折中的妥协

《讲话》和整风的大规模进行，其实是为延安文学的后续发展划下了一道红线，所以，《讲话》后整个“延安文坛”实际上都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那个人就是赵树理。1946年8月26日，周扬亲自在《解放日报》撰文《论赵树理的创作》，指出：“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此话并非出自普通的文学批评家之口，同时是代表着鲜明的政治权利话语的判断，这表明，赵树理所得到的如此隆重的奖掖，并非来自个人。与报道同时，《人民日报》配发时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负责人陈荒煤的评论，标题是：《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至此，赵树理已不仅仅是赵树理，他的创作也不可以单纯地视为小说；专有名词“赵树理方向”的出现，对文学意味着一个“行业标准”的树立，意味着一个应该被所有作家学习的榜样的诞生。

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了赵树理的情况之后，却意外地发现：赵树理是许多特殊际遇相“妥协”的结果，事实上他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到来。

首先他来自民间的先天渊源，赵树理不仅生长于乡间，而且不是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双亲两族，与民间旧文化的渊源都极深。赵树理自幼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长大，信仰从神教中来，社会历史认知则从唱本、演义、旧戏中来。赵树理体内流淌的民间文化血液。正统文化人，骨子里对原生态的民间文化都少不了一种蔑视心理，赵树理却从出生到长大一直沉潜民间，对民间的东西有由衷的喜欢和亲近感。当“进步文艺家”们对章回体、讲唱文学之类避之唯恐不及，生怕一沾就“庸俗”、“愚昧”的时候，赵树理丝毫没有心理障碍。长期的农村生活道路使他不可能用鲁迅一样以忧愤深广的眼光去观察和表现农民身上的“国民性”，尽管他也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依旧站在农民中间与他们一起前行，这样他就真正为农民等群体创造出符合普通大众审美趣味、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作品而且通过作品使得大众做出道德层面的评断。

其次，赵树理又不是纯粹的农民，他是一位接受到新文化传统影响的作家，其见识又非普通民众可比，他清醒地体察到存在民众身上的种种劣根性，需要加以文学体现，进而修正和消除。但是观察和体现的角度却有别于类似丁玲、萧军的哲学性批判。赵树理通过《邪不压正》等作品中揭露了混在革命队伍中叛徒小旦的描写表现了其扶助正气、彻除落后愚昧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巩固根据地，提升普通阶层的道德水平都起到有益作用，产生积极社会效果。这种文学创作正是双方妥协、折中的必然选择，尽管不那么完美却又吻合历史情景。

文学的特性决定了它不会完全脱离政治层面的约束，弘扬主旋律，反映社会思想主轴是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文学的独立性和文人意识的敏锐，又要尽量使文学成为政治的传话筒，保持文人的正直、客观、独立，维持文学作品本质力求真实反映生活，以求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也是社会的必然选择，符合大众的期待视野。

参考文献

[1]丁玲：《在医院中》，1941年8月《文艺阵地》第7卷第1期

[2]丁玲：《我们需要杂文》，1941年10月23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