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错位从政

时间:2022-04-13 08:02:50

一个小学生毕业于的人,凭聪明和努力,做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驰骋学、商、政界。

在一次会议上批判左倾思潮,要求正确对待名人时,举了王云五作例子,说他政治上虽然反动,但四角号码检字法却是他的一项好的发明。

王云五(1888~1979),原名之瑞,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192l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其间编辑出版著名的《万有文库》等,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1930年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抗战爆发后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1946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门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1949年4月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

王云五小学未毕业,凭聪明和努力,自学成才在学界、商界、政界纵横驰骋,成就不凡。王云五的成功主要商界,尤其在商务印书馆。观其一生,一旦离开商务即事业受阻,在出版界如此,在学界、政界也是如此。

政治热身与政治赌注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25年,主掌商务核心部门――编译所7年,领导商务印书馆18年,使商务印书馆三经劫难三度复兴,他本人也成为商务印书馆继夏瑞片、张元济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化先贤。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使王云五赢得了名望,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此时,他似乎产生了从政欲望 1937年8月,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发表庐山谈话,向全国表明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王云五第一次与民国军政首脑见面,同时也第一次在国民政府参政议政 从此王云五从事商务的时间少了,参政议政的时间多了这一段经历可说是王云五的政治热身。

召集国民参政会,是迫于各党派各团体强烈要求参政议政、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压力。193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条例》,宣布成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中央选聘6月16日,第一届参政员名单公布,王云五以无党派社会贤达入选。他表示:“假使平时被选为参政员,我必定辞谢不就”,为了抗战需要而当参政员,他内心充满喜悦。

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此届参政员200人绝大多数是员和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代表31人,其中中共代表7名。与会参政员120议长为。王云五提交了《学制上兼采自修制度并取消中等到以上学校之入学限制案》这是他过去一再宣讲的内容,现在终于作为议案向政府提出,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

此后,王云五几乎每次与会都有提案,如一届三次、五次会议,他就分别提交了《另定一种法价供给外汇于特定之工业》和《请确立调整行政组织系统及人事行政制度之原则以增进行政效率案》。他的提案大都不涉及党派和意识形态,而重在政策操作层面,所以一般都会被通过。

1941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王云五继续任参政员。这次会议在皖南事变之后不久召开,、董必武等7名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王云五坚定地站在顽固派一边,会议期间联合56名代表,提出临时动议建议案,请求大会对未能出席本届大会的中共参政员进行调查。

报纸重庆《益世报》刊发社论《一个合理的临时动议》,认为王云五的提案“极为合理”、“极为纯正”,大加喝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香港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关切有加,进行慰问。1942年5月,聘王云五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文化事业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王云五当选休会期间驻会委员,1943年8月在二届二次会议上再次当选驻会委员,并致闭幕词。不久又任实施协进会常务会员。1943年11月,既非员亦未担任国民政府任何职务的王云五参加国民政府访英团,以官方身份出访英国。

在这种情况下,当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决定组织延安视察团而王云五被列入5人代表团的时候,其心情是矛盾的。抗战胜利在望,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强烈呼吁共同建国和推进中国民主化建设,迫于强大压力不能无动于衷。精明的王云五经过反复考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了代表团。事后他曾追述:“当时不便反对,事后详加考虑,以共党擅长欺诈,一经前往,难免不被作为宣传之对象,尤以商务印书馆旧职工中,在延安占要职者颇不乏人,我若前往,处境更属微妙,因临时托病不去,此为我生平托病极少次数中之―次。”

王云五虽然不去延安,但仍以延安视察团成员名义与其他6名参政员联名致电、,力促国共继续和谈。、复电表示欢迎视察团早日赴延安,共商和谈大计。

参政员延安考察团终于在7月1日成行,成员有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傅斯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著名的考察活动,直接促成了当年10月赴重庆与谈判,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与中共领导人几番长谈后,开始倾向中国共产党。王云五有意错过这次考察,把赌注完全押在了身上。

以“非党人士”入阁为官

延安视察团与中共领导会谈之际,托病留在重庆的王云五受到方面的重用,于1945年7月7日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王云五为新当选,其余6人均为连任)。可见,王云五的“忠诚”已被认可。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身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可以回到商务总馆所在地,并将重庆的业务迁回上海了。不过,曾获国民政府颁授二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的王云五似乎并不急于回上海,他已意不在上海,而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了。

滞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要求王云五尽早回沪,委之以复兴商务印书馆重任。一向对张元济言听计从的王云五这时却不急不躁,派他的副手李伯嘉经理先行返沪,他未能赴沪的理由是留在重庆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另外,“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馆厂,经过了长期的沦陷,其人事与:正作均与战前迥不相同,如从事整顿则断非短时期所能收效,且非以全副精神亲自留沪监督进行不为功”。显然,王云五这位“政治新贵”此时是不会选择返回商务的。

1946年5月,王云五总算回到了上海,不过他不是来商务印书馆任职,而是向董事会辞职的,就连接替他的人,他都选定了,就是他做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的学生、编译所的得力干将朱经农。

商务董事会对王云五的辞职早有预料,一周后即予批准。王云五径赴南京,接受之邀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6月,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

王云五以名流跻身高官行列,以无党派身份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在政、学、商界引起不小的轰

动。中央社报道说:“此事极为各方注意,盖王氏系无党派之人参加政府出任部长之第一人。(王氏)为我国唯一自学成功之事业家。”

对而言,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的民主呼声日渐高涨,政治改革势在必行,王云五从当选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继而加入政府,由参政议政进而入阁为官,不过是表面民主进程中的小小插曲;对来说,王云五几次的“出色”表现,足见其忠,延请入阁,一来奖赏其“忠诚”,二来做做政治民主“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这一年,王云五59岁,十分希望做些事,特别是在他擅长的管理方面,可是在政权日薄西山、腐败成风之时,他能有多大作为呢?

八年抗战后,百废待兴,王云五认为当务之急是“复员”,即恢复生产和建设。他提出“复员不是复原,而是在战后发动一千新时代的起点”。兴致勃勃的王云五认为,的经济以官僚资本为主导,而官僚资本是经济凋敝和腐败丛生的根源,他试图制定政策改变这种导向,却极大地触动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他的顶头上司、行政院长宋子文甚为不满,处处设置障碍,使他的所谓“经济行政”根本无法开展。半年多时间内,他三次向宋子文请辞经济部长之职,还托陈布雷向诉苦。

1947年3月,行政院长宋子文挂职而去。按西方责任内阁惯例,院长既辞,部长亦应辞职,他总算从政治的纷争中解脱出来。对于这段经历,王云五认为,“我在经济部历时已大半年,由于环境关系,虽已尽心尽力,毕竟无何成就”。这种处境,与在商务印书馆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在南京与谈判的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痛斥对合作毫无诚意、政治民主只是做做样子时举了王云五做例子。他当着在场的王云五说:“像王云五先生的参加政府,我深信他现在的内心也感着不好过。”多少年以后,王云五说:“这句话……使我内心感触万分,本来有许多想说的话,至此却默默无语。”

的话可说是解读王云五错位从政的一把钥匙。20世纪70年代,在一次会议上批判左倾思潮,要求正确对待名人时,又举王云五作例子,说他政治上虽然反动,但四角号码检字法却是他的一项好的发明。

“币制改革”:仓促上阵 狼狈下台

国共和谈破裂后,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宣告结束。此时政治民主“秀”还在不断上演,如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还政于民”。王云五继续扮演“民主秀”的重要角色。1946年底,他以经济部长身份高票当选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7年4月,已辞去经济部长职务的王云五在国民大会期间又与莫德惠等人提出的《关于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案》。不难看出,这是王云五又一次投所好。

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张群任行政院长,王云五再步青云,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副院长。

1948年5月,在统治区经济濒临崩溃的局势下,行政院全体政务委员总辞职,由无党派人士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行政院重新组阁,王云五任财政部长,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王云五上任之后,确立了三项改革目标,即增加税收、裁并机构和改革币制。他在经济部长任上,于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工商督导处,负责经济调查,出台政策,将工商企业普遍反映不合理的直接税和货物税合并,一扫两税对立、重复征收的积弊。表面看税种少于,实际征收数额却多了。裁并机构一项,原是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实施过的管理办法,在财政部实行起来不太困难。经过连年战乱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国统区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主要标志是货币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因此,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是三项目标的重中之重。8月,经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反复磋商并报批准,财政部起草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总统令的形式下发,相关配套文件有《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货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

王云五的币制改革,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民出入预算及国际收支为手段,核心是发行金圆券以代替严重贬值的法币。为了强化新货币的功能,禁止民间买卖金、银,限定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者必须于9月30日前全部兑换成金圆券,逾期没收。同时规定政府要限制物价。通过这个办法,不到两个月,政府从民间攫取了2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金圆券并未收到预期的稳定货币和物价的效果,当然也未能挽救国统区走向崩溃的经济,百姓倒成为币制改革的牺牲品,财富流进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钱袋。

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是被迫执行政府掠夺财富的货币政策,最终却以大量财富流入帑库、货币继续贬值、物价继续飞涨、经济更加凋敝、百姓更加苦难而告终。不过,王云五当时似乎还未意识到这一点。9月2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年会,王云五担任会议主席,对他的币制改革侃侃而谈,以成功者自居。他10月回国。在舆论和民间一片骂声中,幸得王云五做替罪羊,此时王云五才悟到自己只有辞职一途。11月10日,王云五正式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中央日报》评论说:“王云五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开责任政治之风气。”这对仓促上阵、狼狈下台的王云五也算是―种安慰。

假设王云五继续当他的财政部长,他将更被唾骂。他无法止住经济崩溃的势头,他主导发行的金圆券后来一路贬值,继任者只好开足马力印钞票。结果,跟法币一样,金圆券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值钱的纸币之―。

定居台北:再做“政治民主”秀

王云五离开财政部大楼时,政权已呈风雨飘摇之势。下一步何去何从?61岁本该安度晚年的王云五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索。

往南?似乎别无选择。长江以北军队已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京、津已成兵临城下的局面。京津危殆,宁(南京)沪(上海)势如累卵。王云五没有回他的大本营上海,而是向家乡广东南迁。11月29日,即辞职请求获准的半个月后,他携眷自南京飞抵广州,以专心著述为名,静以待变。

1949年1月,王云五去了香港。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庆。滞留香港的王云五仍在雄心勃勃地筹划,不过,该如何走出下一步,他举棋不定。重返出版业?这是他最痴迷的职业,可是,商务印书馆是回不去了,只好另起炉灶;继续从政?路虽未被堵死,但毕竟年岁大了,而且在台湾立足未稳,前途未卜;从事著述,或到大学教书?这个年龄最合适不过,几十年为商务、为“党国”奔忙,此时也该为身后留下些精神遗产。

王云五1964年完全退休并重返商务(台湾)之前,游移于政、学、商界及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间,少了一份操心,多了一些闲情。这对于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晚年王云五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景况。

1950年底,王云五在香港寓所遭暗杀,幸亏子弹长了眼睛,使他躲过一劫。这可能与他参与创办《自由人》三日刊有关。这一时期王云五既为官场遗弃,重返出版界又甚为不顺,精神上难免有些空虚。他与一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从甚密,走近了以胡适、雷震为首的圈子,遭暗杀的经历才使他彻底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信念,放弃了继续留在香港的设想。

1951年1月,王云五自港飞台,定居台北。不久,台湾“行政院院长”陈诚聘他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5月,的“总统府”又聘他为“国策顾问”。这委员和顾问都是闲职,是对前高官到台湾后政治生活、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一种照顾。直到1954年重新出山之前,四年之中,王云五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著译、教书和各种社会活动上。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3月,王云五先是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竟被“国民大会代表”连署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同时获得提名的有“总统候选人”、莫德惠,“副总统候选人”陈诚、石志泉。莫德惠、王云五随即联合发表声明,放弃候选资格。这当然又是的“民主秀”。以崇尚西方民主自居的王云五愿为的假民主做秀,这是他的悲哀。

1954年8月,67岁高龄的王云五再次入阁,出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莫德惠)。之后,还兼任“公务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主持公务员考试工作。在“考试院”的职位上,王云五大力推行博士制度,撰有《我国博士学位授予之研究》,并身体力行,在政治大学培养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最后竟成了台湾的“博士之父”。

1958年7月,王云五出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由“副总统”陈诚兼任),实际主持行政院日常工作。“行政院政务委员”有王世杰、薛岳、余井塘、蔡培火、蒋经国。这样的安排,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蒋经国固不必说,像王世杰、薛岳、余井塘等都是极具资历的“党国”元老,也居于王云五之下!不过,身居高位的王云五在台湾当局的政治格局里并无施展拳脚的空间,他除了心甘情愿为台湾当局装点门面外,也只能同时移情学界商界了。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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