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书学思想

摘要：在整个宋代的书法发展中，苏轼以他的理论和创作拉开了“尚意”的大旗，他的书学思想是宋代整个“尚意”书风的理论先导，对整个宋代书法创作与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书学思想有三个方面组成：崇晋论、尚意论和简淡论。

关键词：崇晋；尚意；简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6007204

宋代书法，在书法史上被称为“尚意”书法风格，当然这种界定是后来的书法史学家加给宋代书法的，但是通过对宋代书法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界定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在整个宋代的书法发展中，苏轼以他的理论和创作拉开了“尚意”的大旗，他的书学思想是宋代整个“尚意”书风的理论先导，对整个宋代书法创作与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没有论书的专门文章，或是以诗论书、论画，或是以跋论书，虽是只言片语，但主题明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崇晋论、尚意论与简淡论，这三者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尚意是核心，而崇晋是前提，简谈则是他对于自我艺术风格的追求。

一、崇晋论

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体系中，尚意是核心，而崇晋是其“尚意”思想的基础与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宋代的书法发展来看，苏轼、黄庭坚、米芾出现之前的书法形势，从欧阳修的品评，是这样的一种格局，“然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1]那么这种“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朱文长在他的《续书断》中对李建中、宋公绶有这样的评价，“特工笔法，本朝以来言书者称李西台与宣献云。”[2]李建中、宋公绶是宋代在苏、黄、米出现之前被公认的第一流书家，但在欧阳修看来是“废”，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宋之书是唐末衰陋气象的延续。苏轼说，“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调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美之势，识者不以为过。”[3]这是苏轼对宋初书法的一种认定，蔡襄与李建中同时代，苏轼抑李宋而褒蔡。从苏轼艺术创作上来说，讲究的是追求自我，讲求的是出新意，但蔡襄从书风的角度上讲，蔡襄的书法还远远没有达到心手相应，变态无穷的创作高度，他的书风也缺少自家面目，但是在宋初的书家中，苏轼却最推崇蔡襄，以为“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其实苏轼对蔡襄的评价是“行书最胜，小楷次之，章草书又次，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因为，蔡襄的楷书学颜，而行书、小楷则是直接取法王羲之的，而苏轼的这通评论正是因为他看中的是蔡襄书法中的晋人法度，因为他以为要改唐末的衰陋书风，必须取法魏晋，这也是他的崇晋思想的根源所在。

苏轼从整体上是崇晋而卑唐的，他对张旭与怀素这样开宗立派的大师，也多有微辞。他说：“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不辨，亦可怪矣。”[4]当然他将怀素与周越相提并论这是坡对怀素的一种偏见，是不足取的。而他对张旭的评价正能看出他崇晋而卑唐的思想，因为他批评张旭是一种看似矛盾的结论。他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舞眩儿童。”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呢，因为他是将旭素二人与谢道韫、王羲之对比的，“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5]因为他推崇“林下风”，这是一种晋人风采，所以他对于张旭狂草的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却推崇张旭的楷书《郎官石柱记》，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应该说“简远”是苏轼书法的一种审美理想，他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简远之美，而用此来评判张旭，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看重的正是《郎官石柱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晋人风韵或说是晋人法度。他极力推崇颜真卿，他说“智者创物，能者述焉。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6]但他对于颜真卿的评价是经过了他的理解的，是用他的“崇晋”思想来界定的，他说“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7]他认为颜真卿的出现，使钟王之法式微了，他虽然看重颜氏的“变法出新意”，[8]但他更看重的是他书法中“二王”法，“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9]

在苏轼的思想意识中，晋人的法度是远远高于唐人的，是其书法创造孜孜以求的一种审美情结，但他推重晋人书法，与元代的赵孟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强调“晋人风味”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晋人书法的重复者、再现者，而目的是要从唐代重“法度”的书法状态下，用晋人的“法”来否定唐人的“法”，借晋人的“法”来开拓宋人书法的新面目，或许这是坡推崇晋人书法与魏晋风味的关键所在和目的所在。钱种书先生说“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表现。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在。”[10]坡正是在卑唐与崇晋的两重过程中，最终完成了他书法创造的伟大功业，其实这也是中国书法史的一种不二的规律。

二、尚意论

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最核心最有影响的是“尚意”书法创作理论体系，这也是他为整个宋代书风所提倡的一个创作基调与审美追求方向。在他的“尚意”理论体系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意于佳、无不尽意和人格生命观照。

1无意于佳

坡的“无意于佳”的思想，来源于他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1]其实这正是宋人书法追求与唐人书法追求最大的差异性之所在，因为在宋人看来，书法是一种人生追求，欧阳修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馀。”[12]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宋人看来，书法是一种心灵的适，所以就无所谓佳于不佳了，所以无意，就是由“能为之”向“不得不为之”转化，这也是“尚意”书学理论的核心所在。“能为之”是一种“有意”状态，即理性状态，这颇接近于唐人的“法”的意念，这种状态没有摆脱社会功利的束缚，心灵没有达到自由纯净的状态，虽然也能写出妙文，但与心意或许是并不相通的。而“不得不为之”则是摆脱了现实功利的束缚，是一种心灵积郁的自由抒发，是一种超功利的自由心灵的展示，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化的自由精神状态。[13]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张旭怀素的批评了，他在批评的时候并没有忽视他们的技术性因素，也并没有否定他们的表现力，但直接针对的是他们追逐世好，过于注重修饰，投人所好，取悦于人，而失去了林下之风的自然淡雅了。因为他们是有意为之，而不是无意于佳，所以都是工，但价值却并不高，这是合符他的整体文艺思想的，他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14]所以他非常推重文与可的画，为什么？就是因为文与可画竹之时，早已是“成竹在胸”“其身与竹化”了，正是因为身化为竹，文与可就是竹，竹就是文与可，他所看重的正是心灵的绝对自由。苏轼在选择颜真卿作为自己师法对象或是表率时就是钟意于《争座位帖》的“信手自然，动有姿态”，而这“信手自然”四字也正是“无意于佳”的心理体会，他坚信要做到自然，“无意”的非功利心态是其保证，所以，他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无意于佳乃佳”也成了宋代“尚意”书风创作心态的名言。

2无不尽意

与“无意于佳”相对应的就是“无不尽意”。“意”是什么，“意”是一种心灵体认，可以定为“意趣”、“意味”、“意气”、“意志”，或抒情等等。[15]而笔者认为，“意”是一种心灵的旨归，在不同的表达时有着不同的涵义，但其是“直指人心”的。苏轼非常重视“意”，他说“夫论经者，当以意得之，非于句义之间也。于句义之间，则破碎牵曼之说，反能害经之意。”[16]“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17]这种“意”是脱离了政治功利因素的影响，而是直指我心的。他的“无不尽意”是与人的自由心灵有着同一性的。一切的艺术在苏轼看来，都是他抒发胸中之“意”的媒介而已。他自述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8]这是一种“尽意”，意尽则笔断、意尽则文毕，所以他在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9]他认为进行艺术创造不能从别人所讲的那些法则出发，从古人的创作经验出发，而应从表达自己的“意”出发，只要自己内心有非表达不可的感触，那么冲口而出，意尽言止，自是妙文，文章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进行快乐的创造，“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0]这种创造的快乐正是来自于创造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而这种快乐的创造，所追求的创造自由和精神自由，其实质就是“尚意”。这种思想表现在书法上，即要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进入自然自由的创作状态，在书法中明明白白地表达自己的“意”、自己的内心感受与独特的心灵历程，所以他说“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21]他为什么“一快”，是因为“自出新意”，表达的是他的内心感受，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是直指本心的，所以是快乐的。

3人格生命观照

“尚意”其实是追求人之精神与心灵的自由，所以，注重生命人格的观照，是苏轼“尚意”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在“尚意”书法中，书之美实来自于人之美。坡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22]这是对书法的一种生命观照，中国哲学的生命特质决定了中国审美是以“人学”为核心的，实际上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这是书法成为艺术的精神基础，注重生命观照和对自我人格的欣赏，即书如其人，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23]也是苏轼“尚意”书学思想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他的这种对生命的观照是对自蔡邕、王羲之以来的前辈书家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观照体系，一个完整的审美批评框架。他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辨讷，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2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书法的生命观照，并不仅仅表现在书法的形式上，而是涵盖了书法的整个精神意蕴，他已经很明显地将书法与人品修养对应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对自我人格的欣赏，这种生命观照和自我人格欣赏的结合，其实就是“书如其人”理论的完整构成，在他看来，书家的人品学养构成了书家的立身之本。他对“韵”、“余味”的强调和对“俗”的反拔，无不是立足人品学养的基础上的，这也构成了北宋尚意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

苏轼的这一书学思想，在书法理论批评史上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它使书家主体从对书法形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而使“人”获得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从根本上确立了这样一个书法美学原则；书家的主体修养决定着书法境界的高低，而不是相反，所以他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25]书法的神采并不是来自于法，“退笔如山”所修为是只是“法”，“法”是不能传神的，“神”靠什么，要“读书万卷”才行，正是站在这样的文化立场上，苏轼是非常注重自我的心性修养与艺术修养的，他这样认为，也这样追求，所以黄庭坚这样评价苏轼的书法：“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26]

三、简淡论

简古平淡，是苏轼“尚意”书学的审美理想所在。苏轼对雄放豪迈的风格始终是称赞的，但他更向往简约淡远深邃的美，这既是崇晋思想的由来，也是对于书法风格的终极追求，也是他一生推重二王的根本所在。他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27]这段话从书法谈到诗歌，对这两种艺术在汉魏与唐代的不同风格作了比较。这其实与他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理论是相一致的，他所谓的“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前一句侧重于技法，“纤”是精心修饰，注重形式、技巧，“简古”则与此相反。“发纤于简古”就是说在表面简古的形式中包含着高超的技艺，或者就是讲究技巧达到浑成天然、不露痕迹的地步。后一句侧重于讲诗意，“至味”就是浓重深厚的诗意，“淡泊”则是平静、不动声色。“寄至味于淡泊”就是在看来平静的神态中包含着回味无穷的深意，或者说是把丰富深沉的情思表现在平静、淡漠的神态之中，总之，“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是表面平静而内里深沉的感情和表面平淡而余味无穷的艺术的统一，是一种形式素朴而富于内在魅力的淡远而深邃的美，而他对于这种美的向往，终其一生追求之。他表示过许多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极也。”（《和陶诗序》）

平淡深邃风格在诗人中的最高典范是陶渊明，而在书法家中的最高典范则是王羲之，所以他对于王羲之和陶渊明的推崇是终身的。而其所谓的“绚烂之极，复归平淡”也是对于这种美的一种概述和过程。造成苏轼这种风格美的重要原因是他的人生态度。在《和陶诗序》“独好渊明之诗”后，他又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好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示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世，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这些话说得十分沉痛。这是在“半生出世”屡遭磨难之后对现实的失望和建功立业理想的破灭。但这并不是遗忘人世，而只是由积极而盲目的行动转向对人生真谛的冷静而深邃的思考。因此，苏轼在《送参寥师》中写道：“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静”正是为了“了群动”，而“空”正是为了“纳万境”，他要“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穷万物之变，尽自然之理，这种情怀，超脱而又执着，冷静但是深沉，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对那种简约淡远深邃的美的向往，这是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统一。而他的这种向往简约淡泊深邃的艺术风格其实是“尚意”书风的指向，也是其崇尚自然，抒写襟怀的必然结果。

苏轼的“尚意”书学思想，对宋之后的书法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整个中国书法史而言，“尚意”成为了后世的一种探索可能，虽然在元代，赵松雪大力倡导“复古”，也影响了明清一些书家，但纵观宋之后的书法发展，其实正是向着“尚意”迈进的，而只不过是因为时代因素，文艺风格与社会背景不同，而生发出不同的发展状态，但就明中后叶的个性化书法风气，其实质就是宋代“尚意”书法理想的一种延续。而苏轼实是始作俑者，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六一题跋》，卷六《集古录・唐安公美政颂》.

[2]朱长文：《续书断》，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版.

[3]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4]同上，《跋怀素帖》.

[5]苏轼：《苏轼诗集》，卷二十五《题王逸少帖》.

[6]苏轼：《苏轼文集》，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

[7][27]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书黄子思诗集后》.

[8]苏轼：《苏轼诗集》，卷八《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9]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颜鲁公书画赞》.

[10]钱钟书：《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1]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

[12]欧阳修：《试笔・学书为乐》，《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13]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修订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14]苏轼：《苏轼文集》，卷十《南行前集序》.

[15]刘正成：《苏轼书法评传》，《刘正成书法文集（一）》，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16]苏轼：《东坡易传》，卷七《系辞传上》，通志堂经解本.

[17]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跋君谟飞白》.

[18]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六《自评文》.

[19]苏轼：《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与谢民师推官书》.

[20]《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

[21]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

[22]同上，《论书》.

[23]陈宇：《生命观照与人格呈现》，《艺术广角》2012年第4期.

[24]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25]苏轼：《苏轼诗集》，卷十一《柳氏二外甥笔迹二首》之一.

[26]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