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研究对纳博科夫小说美学的发生学意义

摘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痴迷及科学研究活动是其小说美学思想生发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因，即他的科学活动对他的小说美学思想具有发生学意义：对蝴蝶的迷恋与研究培育出纳博科夫独特的“元学精神”，并让他发现科学与艺术之间异质同构的“审美狂喜”的特征，由此而导引出他独特的艺术本源论与艺术本质论。

关键词：纳博科夫；蝴蝶研究；元学精神；小说美学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130－04

一、蝴蝶研究对纳博科夫小说美学的发生学意义

被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之一的纳博科夫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异类缪斯”，他那些违背“常规”美学原则创作出来的“另类”文学作品，企图超越一切“常规”文学观念、跨越科学与艺术的鸿沟、以“艺术”为旨归的独特小说美学思想，以及身处大动乱、大变革风口浪尖上的他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奇特的“纳博科夫现象”。

将“纳博科夫现象”放人文学史的大语境中去考察，无疑会给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以诸多的启示。遗憾的是，过往的纳博科夫研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纳博科夫小说谜语般叙事的破解之上，以致认为纳博科夫小说文体的独创就等于是纳博科夫小说艺术的全部内容。其实，奇特的小说叙事背后必定蕴涵着艺术家独特的美学思想，说纳博科夫所有的作品都是他对其美学与艺术主张的演绎确非妄语。我们再进一步逆向追溯其小说美学思想生发的本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向其蝴蝶研究。可以这样说，终生对蝴蝶的迷恋和精心研究从骨子里影响着纳博科夫的艺术哲学，科学研究成为孕育纳博科夫小说美学的胎盘。从“科学”的视角切入文学理论思考也许不是纳博科夫的首创，但文学史上，像纳博科夫那样兼具科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人本就凤毛麟角。而引入“科学思维”去系统反思文学艺术内在特性，并从本人的科学经验自然而然地“内在”切入，从而窥见文学艺术自身发展与本质特征之堂奥的作家，可以说没有出纳博科夫其右者。

用图示可简要说明其艺术作品、艺术主张与蝴蝶研究之间的关系：

纳博科夫艺术作品生发于纳博科夫小说美学生发于纳博科夫蝴蝶研究

蝴蝶早已成为纳博科夫最具个人特色的标志性符码，其人生和艺术皆与蝴蝶结下不解之缘。纳博科夫曾多次声言，如果不是命运的播弄，他会终生从事蝴蝶研究。而根本不会考虑靠写小说来维持生计。不过事实却是，勤劳一生的纳博科夫不但成为一代小说大师，而且也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著名鳞翅目昆虫学专家的毕生心愿。

从他7岁到78岁去世的70余年间，蝴蝶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双栖活动”成为纳博科夫人生轨迹的双行线。

蝴蝶给纳博科夫的生命和艺术打上深深的烙印，因而，寻绎出他的蝴蝶研究与其本人根本内在、深层次的联系，方能从原初意义上解读出纳博科夫如何借助捕蝶活动与蝴蝶研究培育出贯穿其一生的将个体生命融入学术体悟的“元学精神”，解读出其“异常”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生发的超乎常规的美学思想及其内在根由，从而解读出其“异类”作品与“异类”美学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

二、纳博科夫的“科学激情”与他对艺术本源的认定

长期的科学探索活动从骨子里影响着纳博科夫本人，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小说美学思想。从根源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蝴蝶研究对纳博科夫小说美学具有发生学意义，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对蝴蝶的长期研究让纳博科夫对于大自然的本性和艺术本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他，充满无限诗性和神秘的大自然和现实世界简直就是同样充满欺骗的艺术的最佳范本和永不枯竭的艺术本源。所以说，纳博科夫关于艺术的本源论导源于他长期孜孜不倦的科学(蝴蝶)研究活动。

第二，长期的科学活动让纳博科夫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发现了科学与艺术具有相同性质的“审美狂喜”、表面上差异极大的二者在内在基本特性上实际是契合无间的秘密。依据此原理，纳博科夫从中得出关于艺术作品的准确定义：艺术品乃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激情的水融，由此导引出纳博科夫关于文学艺术本质论的独到见解。

在纳博科夫那里，“科学”与“艺术”之间并不像我们认定的那样存在着一条鸿沟：艺术家应该具备科学家的激情与诗人的精确，艺术品是科学的激情与诗的精确的完美融合，而“理想的读者”同样应该具有科学意识又有艺术品味。我们不要忘记，“科学家”纳博科夫和“艺术家”纳博科夫是“雌雄同体”的有机整体，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将科学发现与艺术创造之间划上泾渭分明的边界。他说：“我当然欢迎任何科学枝条与艺术的总冠花序间术语的自由地内在转换。没有无幻想的科学，也没有无事实的艺术。”

在纳博科夫，“科学”与“艺术”实在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创造(并非改造)世界的诗性活动，是构成人们诗意生活和现实的最佳途径。在他看来，科学与艺术的那道山脊紧紧相连。它们共同的内在实质其实都超越了表面的“实在”，进入一个妙不可言的“审美狂喜”的“彼在”世界之中。

我们永远也不要忽略纳博科夫的科学实践与艺术实践之间天然同一关系的启示作用。因为在纳博科夫那里，他对自然和文学的感悟是他自身的“明心见性”，并不让自己走人知识系统的窠臼之中，在他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那种将学术自然地融入自己生命的“元学”精神的回归。金岳霖先生是诟病近代知识系统论的“理智”论者，叹“苏格拉底式”“元学”哲学家的不复存在。在元学哲学家那里，哲学绝不单纯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而从柏拉图以降的近现代哲学家自身与他信奉的哲学之间分离的特点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为此。金岳霖嘘嗟不已，哀叹这种改变“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

纳博科夫对科学探索与艺术的探究便有着浓厚的“元学”意味，他独具个人风格的人生哲学与艺术哲学是在他具体人生实践活动中自然形成，而非承袭或理性的逻辑推导的结果。像纳博科夫那样将科学探索与艺术探索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而且几乎倾其整个一生将=者融入自己全部生命的艺术家，在文学史上极为鲜见。

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可以说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足迹遍留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高山沟壑。从7岁开始到他弥留之际，他的手上就几乎没离开过他的捕蝶网。仅仅在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的夏日里，他几乎走遍了美国北部诸州，行程达大约150000英里。他的科学探索(纳博科夫一再强调他的“科学”与实用技术的根本差别)已经融入了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成为他生命中自然组成部分，而绝非为着外在的功利与名誉，因而，他的“纯科学”充满了生命的绚丽色彩，也可以说是充满了激越澎湃的诗情。

纳博科夫自己将捕蝶的乐趣归纳为四个层次：首先，捕蝶乐趣的最高境界乃是捕捉到科学史上从没有被人发现过的珍稀蝴蝶，这是每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其次，如果说亲自发现新种类蝴蝶的理想太奢侈的话，那

么退而求其次，你本来就被书上或杂志上展示或描述过的某些珍稀或地方色彩极浓的蝶类弄得心痒难耐的时候。突然某一天，在高山沟壑之上，你蓦然眼前一亮，恰好发现了“它们就在自己的生存环境里展翅翩飞于那些具有某种神秘魔力的植物与矿物质当中，正是这些植物与矿物质培育出了此处蝴蝶的珍稀特性，而那片风景也因此获得两次生命：它自身具备的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原始野性加上这些蝴蝶与飞蛾的出没与生息”。再次就是在研究这些珍稀昆虫纷繁复杂的生活习性、生理结构与类别系统的工作中。如果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可以前人的谬说，树立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执牛耳地位，也有不亦快哉之成就感；最后，那就是爬山涉水之乐以及历经千辛万苦后终有所得的幸运与幸福之感。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接触到捕蝶网那冰凉的把柄，纳博科夫就欢喜得浑身颤栗。而且，拥抱大自然固然让他沉醉不已，而在常人眼中那枯燥乏味的实验室因为有了蝴蝶而同样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天堂乐园。

1940年秋，刚刚经历惊险的第三次逃亡后在美国立足不久的纳博科夫，不顾生活的极端困顿，开始了在哈佛比较动物博物馆的蝴蝶研究工作。他要将堆积在实验室里一箱箱杂乱无章的不同类别的蝴蝶标本进行重新分类，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然而，这一份开始没有任何报酬到后来薪酬也低微的工作却让他废寝忘食，乐此不疲。即使是以他视力的严重损坏为代价也无怨无悔，因为他深切地体验到科学发现带来的另一种审美狂喜：精确描绘蝴蝶产生的那触手可及的愉悦，显微镜描图器下那静穆的天堂乐园，蝴蝶分类描写中诗一般的精确代表着新知识的积累给她的创造者带来艺术性的震颤。

对科学和艺术同样狂热的纳博科夫曾经雄心勃勃要完成三部大书：第一本书要“囊括我在不同国家、尤其是在落基山脉诸州的捕蝶冒险经历，对新品种的发现，对蝴蝶精妙的适应性状况的描绘。我想我可以最终达成科学、艺术、娱乐完美的融合”。第二部书拟命名为《欧洲的蝴蝶》，是一部关于俄罗斯以西欧洲大陆全部蝴蝶的完全目录。配上它们所有种类和亚种的彩色照片，并加上纳博科夫自己亲手所作的关于蝴蝶分类、栖居地与习性的注解。第三本书为《艺术中的蝴蝶》。设想将世界历史中以蝴蝶为表现对象的艺术作品尽收于一书，计划由McGraw－Hill出版社出版。

虽然终生勤奋的纳博科夫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宏愿。但他对鳞翅目昆虫学研究的贡献却不容忽视。正如对纳博科夫的文学成就存在争议一样，有同行指责没有任何昆虫学学位的纳博科夫只是一个鳞翅目昆虫学“业余玩家”，对昆虫学研究贡献不大。对此，雷明顿和许多昆虫学家一道加以反驳。雷明顿肯定了纳博科夫是“蓝蝴蝶研究的主要权威”，肯定他发表的大约20蝴蝶学论文的价值，而且发现了多达10种的新品种和亚种蝴蝶。更为可贵的是，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后，昆虫学家发现，在这10种蝶类中，除了其中的一两种，纳博科夫的命名到今天仍然有效，他的成就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此外，纳博科夫首倡将某些传统亚属蝶类提升为独立种属，他为此列举出的理由对通过分子基因进行研究的最新研究方法具有启示性意义。

长期的科学研究练就了纳博科夫洞悉物理万象的一双“慧眼”。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准确地洞察出蝴蝶学界长期忽略的一个科学事实：大半年或整年都在美国北方繁衍生息的部分蝶类并非那里的永久性居民，它们在那里难以度过严寒的冬季，只好从南方逐步移回到北方，这一点对“身在此山中”的美国本土昆虫学家来说绝对是一个意识不到的“盲点”。他还敏锐地发现，1941年他们在大峡谷南边捕捉到的蝴蝶标本跟人们早已熟知的眼蝶Neonymphs henshawl品种并非同属一个种类。他还诟病那些地方性变种蝴蝶命名的泛滥，颇有见地地认为，那些不是以精确观察的生物形态为根据、只是投机取巧地贴上地方性标签的命名实际上对科学研究毫无意义。

正是在他痴迷其中的蝴蝶研究中，纳博科夫发现。大自然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奥秘，她总会用障眼法“欺骗”我们，而我们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用我们的慧眼一层层揭穿这些“把戏”。达到认知大自然奥秘与更深真实的目的。他还让我们意识到，正由于我们对传统的、早已让我们习以为常的“公认的”、“伟大的”美学观念的习惯性接受，才将这大千世界的美与神奇消耗殆尽，我们的眼睛与认知被大大地蒙蔽，而实际上。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永远的谜，具有永远的神奇，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永远不会被穷尽。而日新月异的科学发现并没有揭示出真正的自然之谜，相反，科学发现越多，她的神秘感就会越强烈，而这一切正是我们艺术表现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这种表面现象很有欺骗性，这不过是新闻报道式的幻觉。事实是，科学发现越深入，神秘感反倒越强。此外，我不相信任何科学已经戳穿了任何神秘。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倾向于将电工的机巧和心理医生的装神弄鬼称为“科学”。这些最多不过是应用科学，而应用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昨天的中子和今天的真理明天就会死去。即便是更深刺意义上的“科学”――比如从可看可感的大自然的研究到纯数学与纯哲学的诗学――情况是同样叫人气馁。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了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时间与空间的本性、大自然的天性、思维的品性。

纳博科夫的艺术本源观认定“自然”乃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艺术可能，艺术家的任务无非就是在“仔细研究他对手的作品、包括上帝的作品”、充分“了解这个给定的世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真实的虚幻艺术世界”。藉此，纳博科夫既超越了后现代文学枯竭论，又赋予“艺术模仿现实”以崭新的内涵。

三、在科学激情中窥见诗道的精微――纳博科夫对艺术本质的认识

长期的科学活动使纳博科夫的艺术思维在不知不觉间渗进了“科学思维”的特质，即，他让。本该”是激情四溢的“诗”加入了科学的“精确”之维度。

纳博科夫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精确”诗人。在他，精微的诗道其实才是艺术的本质特征。正如他的昆虫学研究同行批评他对蝴蝶的亚种与亚属比蝴蝶的科与种属更感兴趣一样，批评家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到他们平常想要概括出来的“中心思想”而大光其火。纳博科夫对此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内容应该多么伟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所谓的“伟大思想”转眼间就会成为历史的烟尘而烟消云散，而艺术作品最为生动、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是艺术的细节，“只有近视者才会宽宥无知的含糊笼统的概括。在高级艺术和科学中。细节就是一切。在他的课堂上，他觉得能准确地画出卡夫卡《变形记》中那只甲壳虫比牵强附会地解读作品的“社会意义”更加重要；如果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去阅读《包法利夫人》，那么从一开始就已经误入歧途。他要求学生纠正福楼拜这部伟大作品的英文译本中的多处错误，特别要注意准确地翻译包法利夫人的发型样式等细节。对于细节，纳博科夫重视的程度比以往任何作家都来得强烈，因为他认为，文学最基本的微粒不是身躯庞大的思想，而是千

千万万琐碎的“小意思”。生活中灵魂痛苦的低喁，生命这本大书中那些不起眼的注解，才构成了世界和文学的奇妙：

在我学术生涯中，我不遗余力地给学文学的学生灌输关于细节的准确信息，关于产生出的意识性火花之类的细节组合物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组合物，这本书就是死的。就此而言。一般性思想根本就无足轻重。任何傻瓜蛋都可以理解到托尔斯泰对于通奸态度的主要看法，但为了欣赏到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一定希望在脑海里勾勒出，比如说。一百年前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夜行火车车厢的布局到底是什么样子。

纳博科夫对于文学特性的思考的确非常独特，而他的艺术之思是他独特的科学之思的逻辑结果，或者说他的艺术之思与科学之思自然而然地融合一体。从科学的精细观察人手，从直接面对实事本身出发，他培育出自己独特的艺术思维，即那种悬搁了西方知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架构体系，从而让我们更无限接近艺术的本质属性的对事物的直接观照。对此，纳博科夫有一段颇为精彩的道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学者。我喜欢具体的细节而非概括，喜欢意象而非理念，喜欢模糊的事实而非清晰的象征，喜欢意外发现的野果而非人工合成的果酱。

纳博科夫自己特异的小说美学思想无疑就带有出乎预料的“野果”特性，他那些奇异的艺术作品几乎都是人们从未见识过的奇异“野果”。对那些拾人牙慧的利用小说做法的旧行当讨好读者的“果酱”作品，他表现出极大的不屑。

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备澎湃的科学激情和对精细细节情有独钟的纳博科夫走回到19世纪流行的“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去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诡谲无比的一个悖论是，纳博科夫的美学观是他科学活动和研究的自然产物，本该具有严密的“科学”与“理性”思维特征，或者说应该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真实观，然而与我们的设想大相径庭的是，他对所谓的“现实”大加抨击，反而强调对“非理性”的直觉信任，认为只有那些让常人看来“非理性－非逻辑”的存在才具备事物的真正特性和本质。从人类的“理性”活动出发却走到了“非理性”的轨道上去，而又显得那么自然而然，的确让我们大大吃惊。一向特别强调细节真实的他对于《变形记》中那只甲壳虫有几条腿、包法利夫人的头发盖住的是耳垂而不是耳朵尖这样的“细枝末节－斤斤计较”，但却说大自然和艺术家都是魔法师，都具有欺骗的特征，因此好小说都是些神话或童话(fairytale)作品，毫无真实性可言。

放眼西方近现代文学史，很少有人像纳博科夫那样花费如此巨大的功夫琢磨这个现实世界，很少有人在对艺术寄予无限深情的同时还对艺术的本质特征的研究付出如此巨大的心力。纳博科夫相信，我们要完全洞悉这个世界的奥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艺术的秘密就在于，尽可能“真实”地摹仿这个世界的天机与欺骗花招。当然，艺术家的使命首先在于洞悉这个生机勃勃的“此在”世界里蕴涵着那个难以觉察的充满玄机与神奇的“彼在世界”，这就是纳博科夫关于事物真实不同层次的感知的具体阐述。显性的“此在世界”中蕴含着可以让艺术家通过个人意识的非理性灵感思维偶然一窥的非显性的“彼在世界”。这个“彼在世界”的构成方式与艺术品中的“艺术审美的彼在世界”在构成方式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同一关系。至此，我们非常清楚地领会到了纳博科夫“艺术彼在世界”的真义，那就是对与我们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隐秘存在方式，一种通过意识中的非理性与神性思维隐隐约约感悟到的诗意存在。所以，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探索那个彼在世界的诗意存在，小说作品的根本存在方式不是其他、正是作品的“诗性”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作品(“诗”)的本质就是“通过采用理性语言构思的方式表征非理性的神秘”。纳博科夫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他的非虚构作品和短篇小说，正是他忠实地践行自己的美学信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