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女儿是互相造就的

父亲曾给我做过一只风筝，是条半透明的橘色金鱼，色泽华丽得如同一条披肩。他带我去河滩放风筝，向举着金鱼的我大喊：“跑啊！跑啊！”那天的风很大，我跑得累极了，可风筝始终没有飞起来。我想是因为它身上的颜料太重了。

念大学时，逢年过节室友们纷纷给父母打电话，我也想向他们说一句“节日快乐”。可拿起电话，那句最简单的祝福却堵在喉咙，只好转而交代他们要给我寄什么东西。后来我才明白，每个人与父母的关系决定了你和所有人相处的距离。

有个故事在姑妈口中重复了很多遍。连日阴霾大雪后，天空突然放晴，姑妈撩起产房门帘走出来说：“是女儿。”父亲听后脸色一沉，立刻转身离去。他们先前都以为是个男孩儿。

父亲下放过农村，演过话剧，当过面店学徒，“”结束后考入美院学习西方油画。他喝酒豪爽，爱交友，只是脾气暴躁，他们称他“老大”。我不知道他在校园里是否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恋爱，总之他为了履行和母亲的婚约，29岁毕业后回到了苏南小镇。

20世纪80年代，父亲穿着沾满颜料的短裤和马夹，在国营印染厂里设计必将流行全国的印染图案。他的画室永远是最乱的一间，他们叫他“邋遢画家”。他画了一些在我看来不错的景物，在苏州办过画展，虽然这些画在之后的岁月中被束之高阁。他坚持不让我学画画，因为他怕，他说学艺术的道路没有承诺。

有阵子，报纸连载《长袜子皮皮》，父亲喜欢这个故事，或许因为皮皮是唯一不关心嫁王子的童话书女主人公。父亲不喜欢我表现得女性化，看见我穿裙子，便会微微皱眉。即便我已20多岁，他陪我逛街，都会习惯性地拿起一条有很多口袋的工装裤，说：“这个好。”

父亲自然也不喜欢我表现出怯懦。我从小独自住在二楼，有阵子怕鬼怕得要哭。他为了证明世上压根儿没鬼，告诉我，当年邻居说这祖屋闹鬼，一到晚上厨房就会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像有人在斩肉。他不信邪，大学毕业后独自住了进去。晚上听到声音出去察看，发现竟是几只老鼠在灶台上跳，踩着刀柄敲击砧板。我不信，但还是笑了。

我读小学时，父亲定做了一张两米长的书桌，他可以在一头画丝绸围巾上的图案，收听美国之音，同时监督我在另外一头做作业。他如同流水线上的机器，勾一朵牡丹、一只蝴蝶，题上毛笔字“蝶恋花”，再敲上印章。这些围巾将远销欧美，成为商场里的高档货，而父亲画一条可以得到一毛钱。

40岁那年，父亲下海了，公司的丝绸堆得像座小山。从此，不再有人为我扎辫子，准备三餐，像猎狗一样嗅我的成绩。我总是像一个包裹被父母带去饭店和舞厅，默默旁观他们的应酬。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完成，商场上血雨腥风，没有规矩和仁慈可寻，这些都要一个逢酒必醉、人多时爱耍宝的画家父亲去适应。

多年后，他时常为自己放弃绘画叹息，他的一些大学同学已经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不再说“艺术没有承诺”，他改口告诉我，任何一条路都值得坚持下去。

我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父亲，还是那个父亲，会给美国领事馆写信，谴责美军攻打伊拉克；看见路边有人行窃时，他会立刻停车，跳下车去抓住小偷；他会给苏州市长写信理论，请求办理户籍手续（几周后公安局领导亲自联系他，为他破例办理）；他会把我在杂志上发表的每篇文章裁剪下来，细心收藏；会给我发消息“哥伦布说，继续前进”；也会在每年圣诞节也是我的生日寄上贺卡，写上祝福语：“新的一年请说话声音大一点儿。”

父亲关掉公司后，几乎带着一种焦虑和兴奋，重新投入画画，画的是他记忆中的江南，从未繁荣，从未污浊。我最喜欢的是《日色冷北屋》，临水小街一半是金色，一半是黛色。他说，你看，太阳总是不公平的，北屋永远照不到阳光。

我们并不能互相赞美，也许，也不能完全互相理解，但我继承了他的高鼻梁、好酒量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每一个个体的缺憾和不完美，以及无法靠近的距离，不如就顺其自然吧，因为我想父亲和女儿是互相造就的，独一无二。（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