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基于蒂博特模型下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蒂博特模型

论文摘要：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财政集权与分权是其中研究的重点。本文从蒂博特模型的局限性分析入手，指出目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已不是集权与分权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如何找到一个逼近二者最佳协调区域的联结点。

一、 蒂博特模型概述

公共品使用中的“免费搭便车”行为使得政府无法获知应为公众提供多少此类公共品，从而给政府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掌握公众的需求信息进而提供恰到好处的公共品，但是困难多多。

tiebout曾设想，若有足够多的社区供选择，在公共品的提供确实存在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通过选择居住地点来表示他们对公共品的偏好，这被称之为蒂博特模型。蒂博特模型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一是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产品供应上的相互竞争；二是以自由限期为前提的“用脚投票”。

市场经济是一国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保障，在蒂博特的原文中，他假定人们生存依靠的是非劳动收入，这样人们就不会因为工作需要而被固定在某个地方，人们就有可能表现出他们对地方提供品的偏好。只要存在足够的可供选择的“社区”，消费者就会像选择私人产品一样，通过投票行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税收——服务组合的地方居住，让地方政府按自己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品，使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水平和其所征收的税收水平达到一致。

从蒂博特模型的内容可看到，它倡导的是一种分权思想，即当模型成立时，人们通过选择居住点来表达对公共品的偏好。当各地提供的公共品存在差异时，这种现象会非常明显，只有地方政府才能更加清晰地获知这种信息，因为他们清楚本区域内居民需要什么以及需要多少公共品，而这种信息是中央政府无法完全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行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更有效率。

二、 蒂博特模型的局限性

（一）理论局限性——“自由迁徙”的前提条件不稳定

（1）模型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一国公民在国内可以自由迁徙。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的持续，市场经济也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清楚地界定自己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他们或多或少地加入了政府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基础作用。所以公民的自由迁徙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2）模型假定人们生存依靠的是非劳动收入这一条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与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存的主要依靠是劳动收入这一现实相矛盾。

（二）现实局限性——现实中采用的模式与模型南辕北辙

模型认为分权管理体制比集权更有效，但在现实社会，大多数国家时多时少地实行集权管理，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部分财力。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适当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显然不符合模型的假设，所以模型没有现实环境支撑，其理论也无法完全用来指导实践。

（三）实践局限性——模型的应用将诱发政府恶性“晋升锦标赛”

蒂博特认为当人们可以自由迁移后，他们会迁移到能使自己得到的公共品效用最大化区域，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地方政府会更关心公共品收益和成本，这会鼓励地方政府竞争从而努力达到提高自己公共品效率的目的，这种现象不仅受因于市场经济这个庞大的因素体系，更多地是为了提高地方政府自身的行政成绩。在市场经济社会，如果一味地实行分权，地方政府就会得到更多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会导致地方政府恶性竞争。这种超权力竞争演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本区域内公共品提供的猛增，这势必会引发支出的急剧攀升，在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因为有比以往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企图最大化他们的机构机动预算，即总预算与为政客和公众生产其所需产品的最小成本之间的差值。

（四）哲学局限性

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绝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该模型隐含对财政分权管理的肯定，也就意味着对集权管理的否定，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在财政管理体制问题上，集权管理的功效是不可否定的。

三、 对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冷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都一直处于财政集权与分权二者相互博弈与摸索前进的道路中，出现这中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与我国经济转轨有关。

征对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对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有如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一个核心问题必须把握——如何促成集权与分权的最优协调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我国到底是坚持集权财政管理还是大力实行分权化争论不休，其实当我们综观各国理论研究与现实选择，这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了，因为目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已不是集权与分权孰优孰劣的问题了，在财政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我们当下应该适应现实要求深入研究如何在集权与分权中间找到一个联结点以便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规避其劣势。

（二）一个传统的原则必须受到重视与坚持——把牢“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后，不能因为经济转轨而遗弃传统的管理原则。这个原则的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政治保证。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就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即使我们不能直接在集权与分权领域更有效地处理二者关系，那我们就可以转换到政治层面通过对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有效的协调进而促成集权与分权的配合。这也是经济与政治互动理论的应用与表现。

（三）一个认识误区必须明确——分权化改革不是“权”还要分多大而是道路还要走多久的问题

分税制改革对原有的高度集权财政管理体制进了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财权进行了一定程度明确，中央财权适当进行了下放，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机动财力权，这也是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要求。但有些学者和政界官员认为分税制改革具有不彻底性，认为国家还应该继续加大改革推进力度，中央还需要加大财权下放力度，这样改革才会是大刀阔斧的，效果才是明显的。

目前对于分税制改革的再探讨焦点已经不是该不该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分权化的过程了，而是分税制改革的路程还要“走多久”的问题。距94年分税制改革已经十五年有余了，在这十五年改革与完善中，我们不得不深思：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以及多少好处；我们目前的分权化是否已逼近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用的真实区域了；如果还没有达到它本身最有效率的区域，那么我们还要在分权化改革道路上研究多久以及实践多久。??

参考资料：?

[1]许云霄.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吴艳华.财政集权与分权的比较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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